苏门答腊漂流记 | IIAS《田野日誌》第5期

作者介绍：
曾嘉慧，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关注发展人类学、矿业和资本主义。她的研究对象国是印度尼西亚。在一个鲜为人知的苏岛（Sulawesi）漂久了之后，回国前，和好友Q决定去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岛（Sumatra）转转。虽在中文译名里两地都姓“苏”，“苏”意却大不同，一个来自“苏拉”（马来语的“岛屿”），一个是“Svarna”（金），有说法称，苏门答腊的原梵语名Svarṇadvīpa意为“金土”，这种形似神不似，“苏苏”各不同的体验贯穿了我的苏门达腊漂流。去之前，我以为，苏门答腊是苏拉威西的某种镜像或过去，今天苏拉威西东海岸的矿业，就是一百多年前苏门答腊东海岸的烟草和橡胶，商品翻转大岛，大宗商品激起千层浪。这个设想不能说错，但重新思考后，我对它的粗颗粒失去了兴趣。对于我和Q这类喜欢刨根问底、长期浸在亚洲边缘的旅行者，寻找的正是“此苏非彼苏”的故事。

一、旧日大都会：棉兰

棉兰是我们的第一站。去棉兰之前，我的了解不多，大概只对其旧名“日里”（Deli）、五祖庙和殖民时期富可敌国的客家华人甲必丹张耀轩（Tjong A Fie）略有耳闻。落地棉兰后，惊讶地发现棉兰机场到市区居然有轻轨——这在基础设施稀缺的印尼是超大城市的标志，可惜轻轨并不频繁，下班车要等一个小时。Q比我先到市区，他建议坐小巴，人民币20块，我稀里糊涂上了小巴，司机问了我要去的酒店，说不送到门，把你放到某个车站。从机场到市区的高速，两边都是年幼的油棕。我没怎么晃过神来，司机说，那谁，到了，下车，我居然是满座的小巴里第一个下车的。刚下车，就发现自己被扔在了马路正中间，几个中年、黝黑的人力三轮车（becak）司机迅速朝我走来，“去哪里？走！”地图显示我离酒店至少还有5公里，“客先死”般的人力三轮车一定不是我的选项。我打算等Grab网约车。印尼大选刚刚结束，在大选前的3天静默日，绝大部分的竞选海报已经被撕掉了，一些becak仍用竞选海报的帆布遮阳——竞选是大人物们权力的游戏，对于普通人，大选年真正的好处通常是一件政党T恤、牛奶、大米或者这样的遮阳帆布。帆布上，3号候选人Ganjar和Mahfud笑得很自信，看起来是完全无法预料到后日垫底惨败的结果。静默日之前，走在任何城市的街头，都能看到一排排的大头海报，“帮助人民！”“人民是主人！”……这些簇拥着的口号加感叹号令人晕眩，仿佛甘榜里的公鸡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干架。现在街上竞选海报所剩无几，且都是因为发挥了帆布的物质功能而非符号意义而幸存，公鸡的政治变回日常的政治，街头安静了。

图1 棉兰种植园博物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第二天，我们去了棉兰的种植园博物馆，这是我在种植园大国去过的第一个种植园博物馆，去之前我的期待很多。从19世纪至今，种植园这种工业规模、单一作物、外资和外劳结合的农业体系对全球热带的地景、生活和社会结构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尤其印尼，每一个大岛都有它对应的单一作物种植园历史，爪哇的糖，苏门答腊的烟草和橡胶。殖民现代性的核心是围绕种植园建立起来的，种植园的暴利溢出，建立起了模仿种植园主们家乡的整洁现代的城市，铁路、港口、电报网络、净水等基础设施拔地而起：日里正是这样一个范例。我对种植园的浓厚兴趣也和目前的研究有关，在不同时期，一个个大宗商品主宰的“资源前沿”（resource frontier）被创生出来，在商品热潮褪去后，土地可能换了面貌，移民却留下了，形成了一个个杂烩的交融地带，今天人们爱称其“多元主义”。印尼大概是最值得精彩的种植园博物馆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棉兰有两座种植园博物馆。1号博物馆位于棉兰油棕研究中心的大院内，离市中心稍远；我们去的2号博物馆在老殖民地心脏地带，离张阿辉的故居不远，在一栋绿色圆顶的四层殖民建筑内，它的前身是“东海岸橡胶种植园主总会”（AVROS, Algemeene Vereeniging van Rubberplanters ter Oostkust)，建于1918年，建筑有四层，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白人橡胶园主坐着汽车，来这座“摩天大楼”娱乐、社交和融资——事实上，正是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东南亚自马来亚开始的橡胶热。我们在大楼二层停歇时，被整片的落地彩绘玻璃吸引。博物馆于2019年对外开放，一部分藏品来自种植园博物馆1号，一部分藏品来自荷兰鹿特丹船运公司Lloyd博物馆。其展览叙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对大宗商品本身的重视，甚至在第一块展板处就有一句加粗的话：“烟草是北苏门答腊种植业的导火索（Sukses tembakau memicu taman perkebunan lain di Sumatera Utara）”，可以说，没有烟草，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1863年，年仅27岁的荷兰人雅各布·尼恩赫斯（Jacobus Nienhuys）第一次来到苏岛东海岸，他当时是一位烟草代理人和贸易商，真正的老板远在荷兰，他被要求寻找75到150英亩、临近港口、有扩张空间、本地农民了解烟草的种植园土地，没料到这样的条件在爪哇寸土难求。他在大港泗水听人吹嘘日里的潜能，决定亲自来看看。第一次到日里，看到的几乎全是荒地，当地的卡罗巴塔克人有烟草种植习惯，日里苏丹最多只有两千臣民，宫殿和其他民屋一样是水椰叶屋顶。尼恩赫斯写信给荷兰老板，希望在这里寻找机会。人口稀少、土地富余的地方正符合“资源前沿”的标准公式，可这样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合格劳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招募和管理劳工成为几乎所有种植园的首要问题。他向日里苏丹租借了一小片土地，尝试去马来亚招募爪哇哈吉做工头，和华人中介签华人劳工的长期协议，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在短期见效。除了烟草之外，他也尝试了种植椰树、肉桂。1867年，他垂头丧气、病恹恹地回到荷兰，除了以期恢复身体健康，最大的原因是回母国找投资。同年12月，他携带巨款回到苏东，连续两年烟草业的巨额利润吸引了荷兰外贸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 Maatschappij）的注意，他们与尼恩赫斯及朋友合作成立了日里公司，开启了后来闻名欧洲，雪茄专用的昂贵“日里烟草”。“日里烟草”主要生产雪茄中的茄衣，也就是包裹雪茄茄芯的部分，而雪茄成本的80%都在薄薄的茄衣上。

图2 日里烟草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种植园除了是经济实验，也是社会实验。从马来亚、中国，最后是爪哇引进的劳工填满了这片河流交错之地，随着时间推移，日里的火山土证明了它的产能，烟草的生产预期变得更长后，种植园主们开始为这片土地提供更持久的设施和服务。荷兰人杨森（Janssen）开始在种植园里为工人提供宿舍，为工人的孩子提供爪哇语而非马来语的教育，所有的孩子都有免费早餐吃——领先印尼下任总统遥遥无期的“免费午餐”计划一百余年。看完博物馆后，我随友Q去棉兰的“马德拉斯”（kampung Madras）拜访那里最大的泰米尔印度教寺庙马里安曼庙（Kuil Shri Mariamman），这个庙建于1884年，正是种植业逐渐进入巅峰时期，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多。今天在棉兰市中心的庙，当年就位于某广阔的烟草种植园内。我们于下午五点抵达，大概只有两三个印度面孔的男性在礼拜，偌大的空间显得空洞，和我在曼谷市中心去过的马里安曼庙完全不同，那座庙已成为旅游胜地，香火络绎不绝。守庙的年轻人眉心鲜红，看起来无事可做，我们和他闲聊，他说道，他的祖先来自南印度泰米尔邦的韦洛尔（Vellore），但他从来没有去过，他的曾祖父在烟草种植园工作，马来西亚槟城的亲戚和他们至今常走动。寥寥几句显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棉兰人，和棉兰联系更紧密的从来都是槟城而不是雅加达，棉兰 - 槟城 - 新加坡是一个轴心，资本、商品、移工、语言在这条线上飞速流通，对于华人来说更是如此，Q戏称这是福佬轴心城市。在飞机还不流行的年代，棉兰和槟城之间只需要横穿扁扁的马六甲海峡，今天从棉兰飞槟城是45分钟，到雅加达则要两个半小时——难怪，那么多棉兰人对马来西亚的熟悉程度要超过爪哇岛。

二、古来伤心地：班达亚齐

在印尼，亚齐像是一个“奖杯”。
你去过亚齐吗？研究印尼，没去过亚齐，似乎总缺点劲儿。去亚齐是不是都得戴头巾？是不是和情侣稍有过分亲密举动就会被鞭刑？在印尼国内，对亚齐的想象也带着强烈的异域化，但这个异域不是迷人的风情，而是与惩罚、屠杀、战争、创伤有关。这个位于苏门答腊北部尖尖角、13世纪就传入伊斯兰教，被誉为“麦加走廊”的虔敬之地，自19世纪以来，似乎没有得到太多温柔的赐福，真主的爱如此严酷，考验接踵而来。与荷兰人持续三十年、代价惨痛的亚齐战争，竭力帮助印尼独立革命，独立后中央政府却背弃亚齐独立建省的承诺，几次长时段内战、海啸、唯一施行伊斯兰教法的地区等，都让这个地方迥然不群。亚齐是印尼唯三的“特区”之一（其他两个是日惹和巴布亚），主要“特”在历史脉络。
现实中的亚齐省府班达亚齐可能会让对异域充满紧张、期待、恐惧的人很失望。它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城市，有人戴头巾，也有人不戴，我准备了一条纱巾，却从没用过。我和男性朋友走在街上，从未有人拦下问过我们的关系。夜晚很多咖啡店里，年轻的男女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有成群结对的，也有孤身二人的。有一点让人意外，亚齐美女如云，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贸易将葡萄牙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荷兰人、占婆人、马来人、华人等移民吸到亚齐，移民融合让她们的面孔有神秘的魅力。班达亚齐的气氛和南苏拉威西省府望加锡很相似，男人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传统咖啡馆（warkop）里读报、闲聊、打发时间，但在这样的空间里几乎看不到女性。男性一般都有自己偏爱的咖啡馆，选择什么样的咖啡馆，代表着你的咖啡品位甚至政治取向。我和大作家Z约见面前，先见到几位他的“门徒”，他们告诉我，想见Z，只需要在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去河边的某传统咖啡馆等。我在谷歌地图上搜索这家店，发现在网友上传的该咖啡店“环境”图中，Z赫然在列，正悠闲地趴在桌上看手机，他的定期到访俨然已经成为咖啡店固定“环境”的一部分。“门徒”P告诉我，之前Z不去这家，这家是这三年的新宠。Z住在城外，结束了一天的写作和杂事后，就会来这里喝咖啡、吹风，可他不会骑摩托车，是P每天接送。P说：“Z只去这类气质的咖啡店，你懂的，工人阶级咖啡店。”我点点头。
初次见到Z是2019年，在雅加达国际艺术书展上。那一年的书展特别热闹，请来了很多南方国家的作家与出版社，主旨演讲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作家，日后再未有过那样的南南交流盛况，倒是2022年为筹备G20快把整个国家掀起来了。我和朋友当时正探头探脑了解印尼文学图貌，被Z刚出版了一本九百页的历史小说所吸引，立即约他聊天：是什么样的文学疯子认为今天的读者还会读九百页？彼时我的印尼语刚起步，Z则是三角猫英语，我们像在语言刮过的大风里挣扎着试图抓住彼此，有些徒劳，但有一点我抓住了——他穿过嘈杂的环境音里，一字一顿地说，2004年的大海啸，是真主给亚齐的礼物。
我吸了口冷气，看来这不只是个文学疯子。为什么会把导致25万人死亡的自然灾害当作礼物？当时的班达亚齐，死亡人数接近总人口的30%，街巷里尸横遍野。
“嘉，海啸结束了我们的内战。”
这是真的。为争取亚齐独立的“自由亚齐运动”始于1976年，兴于90年代。独立运动的导火索之一是70年代在北亚齐的司马威发现了惊人的油气储备，美国公司闻讯前来开发，但自然资源的横财都被高度中央集权的雅加达掠夺。开发十年，亚齐的巨额油气收入一度占到印尼国家财政的70%，而亚齐只获得其中的0.05%，亚齐人自然感到失望与愤怒。运动的核心思想则在于亚齐的特殊性，运动领袖哈桑·迪罗（Hasan di Tiro）曾解释过，其一，亚齐人是个独立的民族，基于民族自决，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其二，亚齐不属于印尼，因为印尼共和国只是爪哇人统治其他族群的幌子，共和国的实质是帮助爪哇人实现内部殖民，“爪哇人对我们亚齐—苏门答腊人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外人。”对雅加达的恨意转变为对爪哇人的横向排斥情绪在亚齐仍然非常流行，P和我说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完，我们都没能笑起来。
“你看，那里走过去一个人。啊，我错了。我以为走过去的是一个人，结果是个爪哇人。” 言下之意爪哇人不是人。
P告诉我，1998之前，战争在发生，但大家并不清楚战争在何处发生，谁在参与战争。“自由亚齐”的游击队员们躲在多山、浓密的森林里，苏哈托时期时不时会请一些演员、歌手来亚齐表演，让大家觉得岁月静好，战争更多是间谍、特种部队之战，印尼军队在村子里秘密绑架、谋杀、强奸，无恶不作。1998年民主转型，舆论转向自由，关于印尼军队肆意侵害人权的消息一下子公开了，当印尼其他地方开始享受改革和地方分权的成果，亚齐人的日子却越来越痛苦。P是在1998年之后，才知道老家的村子附近就有一个“屠宰场”（rumah jagal)，印尼军队用来秘密处死嫌疑叛军。2003年，印尼政府宣布在亚齐实行戒严，印尼军队公开血洗叛军，战争变成了面对面的、血与土的抵抗，那几年的苦难是无尽的。人类学家Annemarie Samules关于亚齐创伤记忆的民族志《海啸之后》（After the Tsunami）里提到亚齐知识分子滲滲泉大叔（Pak Zamzami）对海啸后国际救援涌入的观点，和Z很像。“真主归还了被政府夺走的亚齐的伟大。真主考验了我们，然后派遣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兄弟姐妹（到亚齐），他们送来资金、经验和知识……亚齐现在必须继续与世界成为朋友，如果不这样，封闭和冲突可能会再次爆发。”
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慢慢清晰地意识到我在亚齐朋友那感受到的几组强烈的二元对立都是独立后所有事件积累起来的情绪，这些对立深刻地塑造了当代亚齐政治。从2004年以后，从来没有总统大选中的当红炸子鸡赢下过亚齐，人们会心照不宣地把票投给那个不会入主雅加达的人。他们认为亚齐被雅加达“封锁”了，成为印尼国家的附属，他们不再能像之前一样开放地拥抱世界。在雅加达眼里，亚齐不羁、野蛮、容易叛乱，这样的刻板印象让雅加达千方百计阻断亚齐和外界的接触。直到现在，如果亚齐人要申请政府奖学金出国留学，遭拒的概率远超过其他地方。政治学学者Edward Aspinall曾指出，哈桑·迪罗精心构建的“亚齐人”身份本身是有争议的，比如不说亚齐语的高地原住族群Gayo人的自我认同是不是亚齐人？“恢复大亚齐之荣光”对东海岸的号召力明显强于中央山地。但经年累月与雅加达的冲突，尤其是印尼军队的恐怖行径逐渐抹去了现实中的族群复杂性，是做亚齐人，还是做印尼人，二选一的政治现实让本来模糊的身份愈发成为实体。在新的认同中，“世界”对于“亚齐人”的身份认同是极重要的，亚齐人之所以和其他印尼人不一样，因为这里从来就是四通八达的，世界走向亚齐，亚齐走向世界。今天，北苏门答腊政治经济重心绝对集中到了棉兰，亚齐和棉兰之间在修一条高速收费公路，一旦修好，棉兰作为中心，亚齐作为边缘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亚齐所有的外贸出口都得通过棉兰。亚齐朋友们恨恨地对我说：“你看，这就是在削弱我们。我们的港口、海路就这样被雅加达抛弃了。”
Q离开亚齐，我去司马威之前的最后一天，我们匆匆去了亚齐博物馆。惊讶地发现，亚齐博物馆是我去过最好的省级博物馆之一，他们多么骄傲啊，几个世纪以来的商贸史，11世纪的泰米尔语石碑，各个国家的钱币，每一种香料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曾是“香料之路”（Jalur Rempah）的核心中转站，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抗荷战争英雄谱中，女性比例出奇地高，丈夫被打死，妻子接过枪，继续打游击，这种故事发生过好几次。印尼纸币头像中一直有一个位置留给坚毅卓绝的亚齐女人，1000卢比的上一版本是Cut Nyak Dien，最新一版是Cut Nyak Meutia，她们也是当代印尼纸币序列里唯一的女性，地位超过卡尔蒂尼。后来P告诉我另一个笑话，说完后我们都苦涩地笑了。“2016年底，印尼央行发布新版纸币，1000卢比头像是Cut Nyak Meutia，亚齐人看到后却很生气：为什么我们的女英雄是把头发扎起来，却没有戴头巾呢？得让她戴上头巾！他们好几次去印尼央行抗议。” 

图3 亚齐博物馆里的抗荷女英雄谱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本文的最后，我计划翻译一首Z在亚齐广为流传的诗，知名度远超他九百页的小说，在这首简单的小诗里，他写尽了海啸后无数破碎、荒芜的心。我很晚才知道，Z在海啸中失去了所有的近亲：父亲、母亲、小妹妹，他们的房子一去无踪，甚至一张全家的照片都没有留下，Z只剩下钱包里唯一一张母亲的相片。但海啸仍是一个礼物，多么沉重的礼物。

Ibuku Bersayap Merah 我的红翼妈妈

Azhari Aiyub

Ibu, Abah dan Dik Nong

妈妈，爸爸和农妹

setelah bala aku pulang ingin melihat

浩劫之后 我回家了 想看看

kalian dan kampung

你们和村子

Kukira 26 Desember cuma mimpi buruk

我以为12月26日只是一场噩梦

tapi tak kutemukan kalian di sana,

但我没在那里找到你们

juga Arif kecil yang cerewet

也没找到那个总叽里呱啦的小阿里夫

Seperti kalian,

和你们一样

kampung kita ternyata sudah tiada

我们的村庄没了

berubah menjadi laut yang raya

现在是一片汪洋大海

Lihat Ibu ada bangau putih

妈妈 你看 有一只白鹳

berdiri dengan sebelah kaki di bekas kamarmu

单腿站立在你以前的房间里

bangau itu tak bersayap merah

这只鹳鸟没有红翼

seperti dulu pernah kauceritakan padaku

像你曾经和我说过的故事

Karena aku tahu bangau itu telah memberikan sayap

因为我知道

merahnya buatmu

鹳鸟把红翼给了你

agar kau peluk Abah dan Dik Nong ke dalamnya.

让你和爸爸、农妹相拥入怀

班达亚齐，2005

特此致谢Q，Adli Dzil Ikram, Azhari Aiyub和Putra Hidayatullah无私的分享和谈话。

责任编辑：袁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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