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对疫情全球传播与防控的多维思考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引发了全球焦虑，不同政治形态、不同历史文明背景下，人们面对疫情时的不同心理衍生出了不同的言行。世界各地的留学青年是这些“不同”的第一见证者。在相同的疫情面前，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站在人类历史视角，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恐慌从而缓解焦虑？面对大疫情下的大变局，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带着这些思考，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及德国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
记者：有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引发了全球焦虑。网上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全球抗疫，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打了全场。对此，您怎么看？
姜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对每个国家和每个人而言，都是同一场战斗，是人类抗击病毒的共同战斗和共同命运。不管你身处何方，都身在其中，不仅要做好疫情防控，还要应对好疫情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当今世界，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已是全球生活的一部分，即个体生活已经处在“全球性”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和各国的人民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高，不可能独善其身，“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国是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与近几十年全球化快速的演进同向而行，息息相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外激起了一波“逆全球化”呼声，这使不少人感到焦虑，甚至把“逆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去中国化”了，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追责索赔论”等试图孤立中国的言行也强化了民众的焦虑。其实，冷静地看一看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在抗疫过程中密切务实的合作就能明白，“追责索赔论”和“中国孤立论”是人为构建出的幻象，作为“信息消费者”，我们还是要坚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古训，不为幻象所惧，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陷在自媒体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的信息中惶恐不安。
我所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目前有近400名同学在国外学习，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不少困难，当然也有焦虑，但更锻炼了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独立应对困难的能力，使一般的焦虑升华为“建设性的焦虑”。比如，协助留学所在学校和地方防疫，组织分发国内捐赠的口罩；体验中国与所在国防疫抗疫理念的异同，分析撰写融合学理和观察的文章，如中外“口罩文化异同”就成为跨文化研究难得的研究素材；在当地媒体发声介绍中国抗疫情况，促进与所在国的沟通和经验交流，如阿语专业一位同学制作的阿语抗疫视频走红阿拉伯国家；上网课，并与国内同学一起组织网上集体自习，有些同学打开在线视频，营造自习教室环境，相互督促学习，“不偷懒”；还有很多同学的厨艺水平在此期间有了明显提高。
生活就是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使同学们的留学生涯成为一次特殊的经历。我和不少留学的同学保持着联系，有一位同学说，他很珍视这次艰难的经历，每天都在记录所在国疫情中的生活，有机会就拍视频，系统梳理，要“把艰难的经历变成珍贵的故事”，定义自己的生活意义。
记者：此次疫情给全球教育带来的影响让不少学生和家长感到焦虑，如何看待留学，接下来如何应对？
姜锋：总体上看，全球化早已是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客观形态，是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开放发展的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会越来越密切，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和生活离不开“全球因素”和“全球能力”，其中语言和话语能力尤为重要，留学是培养“全球能力”的重要过程。虽然疫情给国际间人员流动造成了很大限制，也给不少希望到国外留学或者已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了焦虑，但疫情终将过去，留下的依旧是全球化不停的步伐，留学仍然是人们丰富教育履历、提升生活和就业能力的有效渠道。吸引外国学生普遍是各国政府和高校获取外交、教育和财政资源的一种政策取向，这在客观上给留学带来了更多机会。
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关闭教育和学术的大门，因为开放竞争的教育和学术体系是成就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智力支撑，关闭就意味着自闭。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疫情数据产生了世界影响，这其中就有两名中国学生的成绩，可以说这是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的成果。这个例子也说明，特朗普政府要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做法是狭隘的，尽管只是在个别领域限制。我个人认为，时代在变化，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不断升级加深，出国留学深造要关注“特色留学”。随着中国全球范围内开放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公民的全球生活和就业能力越来越成为“基本能力”，但与欧美以外地区互动的能力现在还是很缺乏的。这意味着，留学要多样化，比如不必仅仅盯着美国。疫情给重新定义留学提供了间歇的机会。当然，我国高等教育已深度融入全球高等教育，也有一批高水平的中外合作的优质教育以供选择，可以让学生实现“不出国的留学”理想，发展“全球能力”。
记者：负面信息和情绪很容易造成一种裂变式的传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就特别强调，除了病毒之外，我们还要警惕“信息疫情”的暴发，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此，您怎么看？
姜锋：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世卫组织提出要防止病毒疫情，防止“信息疫情”（infodemic），就是防控“两疫”。我注意到，很多国家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呼吁公民要防御假消息和五花八门的阴谋论，欧洲有学者提出“信息疫情”的危害甚于病毒本身。问题是，各国在防控病毒传播方面都有各自的办法和行政措施，但在抵御“信息病毒”方面却办法不多。有的国家政府人员不是去应对“信息病毒”，而是推波助澜，甚至制造“信息病毒”，比如特朗普总统的一句话或一条推特就可能夺人性命，造成股市起伏跌宕，甚至把全球推入恐慌之中；一些自媒体更是添油加火，制造出铺天盖地的“坏消息”心理图式，促发一波一波的焦虑和恐慌。
从传播学理论来讲，我们现在关于世界的认识往往是媒体传输的“感觉现实”。西方新闻界有这样的说法，“坏消息才是真正的新闻”。特别是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许多自媒体为了博眼球，为了流量和商业利益，喜欢起一些骇人听闻的标题，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俗称“标题党”，关注的常常是一些让人害怕、焦虑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炒作，这就使得原本只是人们一种自然状态的、本能的焦虑和恐慌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现象，引发“共情伤害”。因此，大众要有媒介素养，就是分辨信息、理性消化信息、判断信息的能力，不要被“带节奏”，就是说，我的感觉我做主。我们这方面的教育还有些欠缺。在上外的教育理念里，我们提出对微信消息“无理不转”，不要把自己的判断能力交给别人，要做自己理性的主人。我觉得，民众心里要有定力，“信息免疫力”提高了，负面焦虑就会自然减少。
记者：欧洲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但疫情没有阻挡欧洲人民对生活的热情，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意大利、德国一再出现“阳台音乐会”“阳台大合唱”等。对此，您怎么看？
姜锋：欧洲是重灾区，欧洲人应对疫情的表现的确有些“分裂”：一方面，最严重时万城空巷，另一方面又是万城合唱，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安全，还在于个性彰显，在我们的防疫概念中多是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疫情中欧洲还出现了很多喜剧小品，讽刺调侃疫情中人们的各种行为，德国一位漫画家称之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就是说，局势再艰难，也要“笑面”以对，换句话说，既然坏心情改变不了坏局面，就坦然以对吧。实际上，欧洲人在疫情中的“欢乐”是克服焦虑的一种努力。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焦虑最大莫过于生死之虑，欧洲人似乎对死亡有着独特的思考。疫情中出现过一个赞美死亡的喜剧小品，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政治家也如此看，德国联邦议会议长就称，“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得走向死亡，这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人的尊严的一部分。国家不可能把一切置于保护生命之上”，这有些为政府抗疫不力“免责”的意思，似乎政府没有必要千方百计地拯救每一位患者。为了论证一些防疫措施的合理性，欧洲还引入了宗教教义的支撑，比如针对颇受争议的“生死程序”，即医生在缺乏医疗资源时可以确定优先救治病人的做法，有的国家请教会出来发声，说明这样的做法并不违背伦理，符合天主教道德教义，以此来回应社会关于“救命分先后属于恶行”的谴责。疫情其实也深刻地改变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但民众则竭力保持其生活的原本状态，给那些“没有意义的事以意义”（哲学家莱辛语），在疫情中做些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德国是一个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是不是也表现在此次疫情中？
姜锋：很有意思的是，德国哲学家这次在疫情中的角色很活跃，比如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国际黑格尔研究专家克劳斯·费伟克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自由和理性是不可分割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人们在疫情中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认识到社会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的必然性，谈论自由意志的前提是必须基于理性的思考作出某种决定，自由离不开规范和理性。这实际上是在开导人们，要从内心服从因防疫需要而对个人行为自由作出的限制，通过遵守规矩缓解焦虑和不适。德语中有“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词，大致是说，即便面临绝境，也不妨笑颜以对，认识到事情的必然性，为心灵寻得安慰和寄托。
另一位哲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马库斯·加布里埃尔则呼吁人类需要一场“形而上的疫情大流行”，指出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暴露了主导21世纪的意识和思想的系统缺陷，即人类错误地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就能推动人类和道德的进步，实际上不然，在他看来，这比病毒本身更具有致命性，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德国政府的防疫施策也很有特点。一方面，在疫情初期呼吁社会不要恐慌，指出焦虑和恐慌不是抗击疫情的良方，只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而另一方面，默克尔总理又宣布德国可能会有60％—70％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把学者预测的最糟的情况告诉大家，这自然引发了社会焦虑和恐慌。有分析称，这是德国政府的防疫策略，把人们“吓”回自己家里躲起来，减少因抗疫限制公民行动自由可能引起的阻力，也是通过让民众对最坏情景的“感受免疫”减少焦虑与恐慌。总体观察下来，德国人在此次疫情危机处理中表现得比较自律，尤其是年长者自觉不出门了，因此老年人的感染率较低，死亡率也就相应较低，这被认为是德国疫情死亡率低的重要原因。有报道称，德国人是遵守间隔1.5米“社交距离规定”的模范，而且相互提醒。一位德国前政要说，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让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远了，但相互提醒遵从规定却让人们的心理距离靠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感和信任感得到了加强。
记者：疫情由来已久，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疫情、缓解我们的焦虑？
姜锋：如果我们从历史纵深中追溯病毒和人类文明的关系，会发现病毒其实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它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种现象。有学者认为，欧洲黑死病催生了文艺复兴，引发了宗教改革，这令人们发现，号称万能的救世主在灾难面前毫无作为，人们开始与宗教渐行渐远，把目光从天国的期许转向对现实的关注，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当人开始关注自己，把周围的人和事与自己在不确定性中关联起来时，焦虑就产生了。从这种意义上说，疾病也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因素，焦虑也紧随其中，或许，对焦虑的历史多一些了解，会减轻我们焦虑的程度。而且，人如果能在焦虑中做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焦虑的缓解。例如上外师生在疫情期间观察和记录世界各地抗击疫情的动态，在报刊媒体上发表观点和评论几百篇，与读者分享我们对全球疫情的观察与分析。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建设性地应对焦虑的方法，能够赋予自己的生活新的价值，也是给社会作出独特的贡献，生命的意义就在其中了。
记者：历史上，全球性流行病的暴发往往会造成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化。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不遇之“大疫情”碰撞叠加，世界格局的走向更为扑朔迷离，这对普通老百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姜锋：从流行病本身来讲，进入21世纪以来，大流行病发生的间隔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它引起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并发症”，使得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变得愈发强烈，原先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的积累才发生的问题，现在一下子浓缩了，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就暴发出来。你看当下的中美关系也好，美国和全世界的关系也好，中国的发展，欧洲的犹豫不决，美国霸权的衰落……当一个大的霸权开始衰落，通常这个过程是动荡的，衰落速度越快就可能越危险，美国目前的许多做法都像是在努力证明这一点。现在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的趋势上，政治家还可以作宏观的预测，但在具体的微观事情上是很难预测的，对老百姓而言就更会不知所措了。比如说，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就业的方式变了，环境变了，收入变了，家庭关系变了，原先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和依托都改变了……这种个人生活的体验，让人们能够非常直接地感受到身处在一个变局之中的无奈。对个体来说，这是一种深刻的适应性挑战。
不仅仅中国如此，在欧洲更是非常明显的。民粹主义为什么在欧洲兴起，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财富积累和就业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熟悉“游戏规则”的个别人来说，他们越来越富，因为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支配资源，去投资去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他们判断不了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方式还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在主观感受上，他们成了被全球化抛弃掉的群体，被精英抛弃了。所以他们要反智、反精英、反主流，形成了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已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可以说，这次疫情引发的焦虑是全球性的，反过来说，加剧了全球焦虑。
记者：当下人类面临几乎空前巨大的不确定——病毒不确定、疫情不确定、生活工作不确定、经济前景不确定、国际关系不确定。身处变局，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中国有怎样的制度优势？
姜锋：我觉得评价一种政治制度，关键是要看它的效果，而不是这种政治制度本身就自带一种“形而上”的优越性。制度也应该是一种工具和方法，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得平安幸福的方法和工具。社会主义在很多国家被尝试过，但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让老百姓生活在一种相对安定、富足的环境里。我曾经问过一些在上海待了10年、20年的欧美人，如果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会有什么不适应的？他们说，一是安全问题，回去后晚上可能不敢走僻静的路，二是想念上海的美味。无论哪国人，什么制度下的人，平安与幸福是人们的普遍愿望。对民众而言，焦虑与生活的确定性密切相关，而制度和治理是确定性的基础保障，如医疗养老和教育机会保障等。就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发展确定性非常强，决策的可预见性也非常强，我们可以用确定性的制度设计，对冲疫情之下世界格局走向的不确定性，为全球抗疫成功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本文刊载于《人民周刊》2020年第11期
记者：付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