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德国外交需要历史感和战略判断力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2014年默克尔60岁时，特别邀请德国全球史专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教授在为她举行的生日庆祝活动上做报告。这位德国总理关心的是历史能给政治和人生带来哪些启示，她和上千位客人一起领悟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事件在历史时间上关联，在现实空间中联动，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关系”。而在大国互动层面，默克尔格外关注德国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认为处理不好与中美的关系“是危险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资料图

作为政治家，默克尔关注中国不言而喻，因为这攸关德国全局利益。但她对中国的关注有更广阔的视角。她希望历史学家能够解答，欧洲在历史上为什么对中国忽冷忽热？同样，她也十分重视对美关系，希望梳理其中的历史变化，力争在强势的美国面前维护德国自身的战略自主。

驾驶德国这艘巨轮不易，默克尔希望在历史的观察与思考中获得处理现实问题的启发。而缺乏历史感的政治往往难有宽广的眼光，难免做出狭隘的判断。

默克尔讲历史可谓用心良苦，而且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就在今年8月2日，她的国防部长卡伦鲍尔高调欢送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驶离德国北部的威廉港，进行为期7个月的军事行动，重点是在亚洲地区与盟友联合行动，“旗帜鲜明地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德国外长马斯更是毫不掩饰地声称：要和日本等盟友协调一致，应对中国的强大，为亚洲安全“承担责任”。

这番言行显然暴露了其历史感缺位，忽视了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121年前的1900年7月27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就是在同一港口附近为瓦德西率领的德国军队送行，留下了至今仍受世人谴责的“匈奴演说”。那是八国联军的年份，对中国人而言，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德国要和日本等国联合维护亚洲安全？对遭受过二战灾难的人们来说，日德高调的军事合作只会触发令人不寒而栗的记忆。

历史感悟重要，现实自觉也很重要。德国政府多年前就意识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而德国尚缺乏对现今中国的知识，缺乏“中国能力”，德国联邦教育部因此出台了促进“中国能力”建设的计划。增进德中两国教育交流与理解是很有远见的决策，但联邦教育部长卡利切克却给出一个令人费解的注解：要促进德国“独立的中国知识”，不能让中方机构施加影响。

这是要让德国具备没有中国的“中国能力”吗？不知这位部长到底是想促进还是要给原本良好的中德教育交流设置政治化障碍。笔者在中德教育和学术交流领域工作多年，深切感受到双方大学和教育机构真诚的合作愿望、重视与投入，政治实在不应给这些利于长远的交流注入对抗元素。

德国一些精英在对华关系上的严重误判，集中表现在把中国当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三元论”上。前不久，德国外长马斯再拾“三元论”称，中国朝对手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增强。实际情况是德国一些精英对中国的误判在加重，他们竭力把中国塑造成“对手”，把本来正常良性的中德关系往歪处拽。

在部分政治和媒体精英鼓动下，逢中必疑、逢中必诬渐成德国“政治正确”潜规则，不管那些怀疑和诬蔑多么缺乏理性，暴露出多么严重的“中国能力”缺失。德国知名媒体人马提亚斯·纳斯今年7月曾发文，言之凿凿地称中国甘肃地区出现119座洲际导弹发射井，借此渲染所谓“中国核威胁越来越大”。这并非纳斯的研究调查成果，而是简单照搬美国智库和媒体的炒作，就连美国网友都发现相关建筑物实际上是“风力发电站的基座”，而纳斯对此只字不提。就是这样，他还被一些德媒称为可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齐名的“伟大的中国通”，德国缺乏“中国能力”的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当然，也不排除有关中国的知识和能力欠缺是“有意为之”。今年年初，为护航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中国主动向国际奥组委提出为参赛者提供新冠疫苗。对这样的贡献，德国媒体却传播一位德国汉学家的所谓“专业评论”，称中国这是在搞“疫苗外交”，借此巩固霸权地位、扩大国际影响。这位汉学家在大学里讲授中德跨文化交际课程，这就很让人怀疑他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中国通”，能为提升德国的“中国能力”做出什么贡献。笔者一位真心希望德国理性看待中国的朋友担忧地说：丑化中国成了德国一项“大众体育运动”了，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德国理性出了问题。

问题症结在于，那些不断毒化对华认知理性的德国精英没意识到，德国是世界历史上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最久也最残酷的国家之一，尤其冷战时期地处意识形态两大阵营的最前沿，承受了史无前例的制度较量和价值观角斗，这给不少德意志精英留下了深长的心理阴影，影响了他们观察世界的眼光，特别是对不同制度的恐惧根深蒂固。

在对华关系上，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这种制度恐惧投射到中国身上，一是看不清中国的发展对内是基于悠久文化传统，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成果，艰苦奋斗创新进取的推动自身现代化进程。这条道路有着坚定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自信，是千百万人在革命和建设中流血牺牲构筑的，具有强大的源发内生动力，与欧洲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外源输入特征完全不同。也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不是与其他国家、其他制度对抗或依赖，而是独立自主地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二是看不清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没有欧洲唯我独尊的一神教传统，不渴望去征服其他国家人民的灵魂，也没有欧洲唯我独行的殖民扩张历史，不谋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简言之，中国没有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征服和扩张的文化和制度性心理势能，中国文化传统留下的外交理想是“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体现在现今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上。

因此，如果真把中国视为制度对手并基于这种认知管理对华关系，那将称得上是德国的“世纪误判”，说明德国外交缺乏历史感和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战略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