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阿富汗之变及其地区和国际影响
赵华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政权更换改变了阿富汗问题的内容和议事日程，一方面，它使阿富汗问题变得简单，一系列原来最困难的问题自然消失，不再有如何维持阿富汗政府的问题，无需再担心大规模内战可能爆发，国际社会不再需要费力地去推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走向谈判桌，也不会再有艰难和痛苦的和解谈判，而且是即使这个过程能够开始，那也将是漫漫无期而且不一定成功；但另一方面，它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增加了新的困难和复杂性。
除非塔利班内部出现严重冲突——这也许是对塔利班最大的潜在威胁之一——塔利班政权可能长期维持。目前阿富汗国内没有可与之抗衡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恐怖组织对塔利班是严重威胁，但还达不到推翻塔利班政权的程度。把现在与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夺权后的情况相比，可以看到现在塔利班的处境和条件比那时好得多。那时塔利班在世界上几乎完全孤立，除了巴基斯坦、沙特、阿联酋少数几个国家外，其他国家都不承认塔利班政权，一些国家把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塔利班受到联合国制裁（安理会1999年1267号和2000年1333号决议），周边国家把塔利班作为威胁进行防范，外部力量支持的北方联盟与塔利班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不过，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塔利班政权仍能维持5年，如果不是美国直接出兵，塔利班政权仍能继续维持。现在，所有这些对塔利班的不利因素都大大改善或不再存在，塔利班有更好的条件长期掌权。
阿富汗国家政权将以塔利班为主，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得到一些位置，但不会居于核心地位。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原阿富汗政府曾强力抵抗，虽不能打败塔利班，但能赢得一些谈判的筹码，尚可与塔利班就国家权力分配讨价还价。但政府军土崩瓦解，在战场上完全失去的东西，塔利班不会白白送上。国际社会可以要求塔利班政府更加包容，这会有一定效果，但不会很大，外部力量不能阻止塔利班夺权，更不可能改变塔利班的国内政策。塔利班的政策最终取决于其内部各派力量之间的政治运作。
现在的阿富汗还处于过渡阶段，塔利班政府的最终构成还没完全确定，它的制度还没有定型，它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制订还未完成，阿富汗的未来还存在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目前塔利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经济状况，能否顺利渡过这一难关是对塔利班的严峻挑战。
对于各国来说，如欲实现在阿富汗的目标和利益，与塔利班发展正常关系是最适当的途径，强制或压力的方式难以达到目的，甚至适得其反。在预期阿富汗政权将长期维持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做立足于长期的与阿富汗关系的规划。
如果塔利班政权能够稳定下来，并实行不极端的内外政策，对大部分周边国家来说承认塔利班政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不能不面对现实。可以对塔利班政权的构成和政策以合适的方式施加影响，因为这也关系到周边国家的利益，但过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如果塔利班政权在对外交往中遵循基本的国际规范、在对内政策上不过于严酷，这也就达到了现阶段可以接受的与塔利班发展关系的条件，更高的标准难以实现。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阿富汗一直是这个地区的动荡中心，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外部安全威胁，是周边各国都深感棘手的难题，现在，虽然阿富汗问题对周边国家依然是重大挑战，但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塔利班承诺不威胁周边国家，不允许恐怖组织在阿富汗领土上从事反对其他国家的活动，并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实施打击，如果塔利班能兑现这些承诺，塔利班本身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将减轻或消失。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将主要是恐怖组织的发展和向外扩散。更严重的情况是，如果塔利班政权管控不力——不管是由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那阿富汗可能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栖息地和大本营。毒品问题、难民问题、阿富汗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外溢等问题也将继续存在。
一个需要重视的新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会否发展，以及极端宗教主义是否可能政治化和国家制度化。如果塔利班激进派别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对塔利班1996年至2001年执政时的记忆也带给人们这种担忧。它的意义超出简单的塔利班与某个恐怖组织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宗教思想对政策倾向有重要影响。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难以分开，奉行极端宗教思想不能不在政策上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而且，如果阿富汗国家制度走向极端宗教主义，这对周边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将是莫大鼓舞和激励，并将建立一个从世俗国家退向极端宗教主义国家的新示范。
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早已确定的政策，塔利班重新掌权也不完全出人预料，此前对此已有许多预测。阿富汗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国际反应是由于阿富汗形势变化的戏剧性效果：美国把一场正常的撤军变成了第二个西贡，加尼政府不可思议的快速垮台，塔利班几乎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地接管政权。但问题的实质没有变，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出和塔利班重新掌权。
美国从阿富汗的狼狈撤军也许不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垮塌，它只是美国输掉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它确实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威望，美国作为盟友的可信度受损，而且也表明了美国能力的限度，说明美国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哪怕是一个小国，这可能会对美国的外交任性产生某种抑制效果。
拜登把从阿富汗撤军的理由解释为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但美国国内的反对者质疑说，在阿富汗保留军事基地更有利于遏制中国，而且代价不高。从地缘战略的一般规律说，在对手战略后方建立军事存在显然是重大战略优势。而且，阿富汗战争对美国虽然耗费高昂，但人员损失相对较小。就一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来说，2400多人死亡和20000多人负伤相对来说不是很高的比例。美国在10年的越南战争中死亡56000多人，伤30多万人，而苏联在1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死亡12000多人，伤35000多人。
撤军更可能是出于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的战略收缩的考虑。美国可能认为阿富汗已经成为战略包袱，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为阿富汗战争所困，没有赢得战争的希望，也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为阿富汗政府所困。加尼政府清楚美国不能接受它垮台，因而完全靠在美国身上，不专心治国，对国家和民众缺乏责任心，完全依赖外援，热衷于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盛行。对于加尼政府在美国撤军时急速垮台，拜登总统不仅没有对撤军的懊悔之意，反而认为这更说明了撤军的正确，这也反映出美国对加尼政府的态度。
美国最终需要摆脱这个包袱。美国与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没有加尼政府的参与，美国撤军也不与加尼政府协商协调，事实上是抛弃了加尼政府，任其自生自灭。在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又试图在中亚和巴基斯坦寻求建立新军事基地，这表明美国仍希望在这一地区保持军事存在，但它却放弃了在阿富汗已有的基地，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对加尼政府失去信心，不准备再充当阿富汗政府的安全保护人。
在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出后，美欧对阿富汗的责任感可能会降低，它们对阿富汗的援助也可能会减少，但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仍将是它们的担忧。对地区国家来说，美国撤出自然意味着它们的影响增长，同时它们的责任也加重。不过，外国军队撤走、阿富汗恢复自主、地区国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是早晚都要恢复的正常状态。
在新形势下，周边国家参与阿富汗问题的程度加深，它们各自处理与阿富汗新政权的关系，尽量使阿富汗的变化有利于己。周边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但也都有其特别的利益，而且有些利益是矛盾甚至是冲突性的，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塔吉克斯坦表示决不会承认塔利班政权，这也与它中亚邻国的态度迥异。如果周边国家不能协调合作，则不仅会给阿富汗问题带来新的复杂因素，而且也会影响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
上合组织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塔利班政权关系的问题。阿富汗是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它一直参与上合组织的峰会和其他活动，上合组织还设有“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上合组织需要考虑是否准备让塔利班继承前阿富汗政府的位置，并要考虑到这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和内部团结会带来什么影响，特别是上合组织的两个成员国塔吉克斯坦和印度与塔利班的关系存在困难。在上合组织各国尚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情况下，还不具备接受塔利班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的条件。不过，上合组织可以在“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的框架里与塔利班建立联系，这没有政治和法律的障碍。作为本地区最大的组织，上合组织应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更大的作为，也应在协调地区国家的政策立场上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阿富汗政权更迭，国际社会原有的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大体一致已失去基础。原来国际社会共同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已不存在，原来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的阿富汗和解进程已不再需要，原来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等机制已失去动力。未来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可能出现分化，在对塔利班政权的外交承认、塔利班的国内政策、与塔利班关系等问题上有可能出现分歧。国际社会需要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新的共识，更新合作平台。恐怖主义、毒品问题、难民问题等都是国际社会合作的共同议题。就目前来说，当务之急是帮助阿富汗渡过严冬，为阿富汗民众提供急需的衣物粮食，防止发生新的人道灾难。从更广远的角度说，国际社会还应避免阿富汗问题成为新的国际矛盾来源，特别是避免阿富汗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新舞台。
对国际社会来说，基本的目标应是帮助阿富汗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帮助阿富汗与世界建立正常的关系。国际社会的政策导向应是帮助阿富汗局势稳定下来，特别是经济形势，而不应是对塔利班执政制造困难。这不表明对塔利班政权的喜欢，而是这最有利于实现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也最有利于周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是在既成形势下最合理的选择，因为在现在的形势下，如果塔利班政权瘫痪，阿富汗将陷入更严重的混乱，国计民生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产生新一波难民浪潮，恐怖主义势力将无限制地发展，甚至内战再起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这将给周边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国际社会的积极帮助和正面影响也有助于促进阿富汗向正确方向发展，减少塔利班政权走向极端的可能。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它也是以西方模式重建阿富汗尝试的失败。在过去的20年里，国际社会为阿富汗问题耗费了巨大精力，召开了不计其数的会议，建立了一系列的双边、三边、四边和多边机制，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设想、规划、路线图，每年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援助，但最终问题的解决却是如此快速和简单，并且与国际社会的设想和期望完全相反，以往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除了多种其他因素外，也说明国际社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路径存在着偏差。当然，这不意味着否认过去20年国际社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无数人做出的贡献，也不否认阿富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进步。
在新的背景下，包括中俄在内的地区国家可以提出新的帮助阿富汗重建的思路和途径。新思路应总结过去20年的教训，使之符合阿富汗的现实条件和可能。应坚持“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的原则，不越俎代庖，不代办包办，以与阿富汗的协作和帮助为基本模式。
在政治目标上，应保持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始终坚持希望阿富汗政权的组成具有包容性，实行温和的国内政策，与恐怖组织切断关系，把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与国际社会发展正常关系。
在经济目标上，应是帮助阿富汗逐渐走向自立。国际援助对阿富汗必不可少，特别是在现价段，但从长远看，国际援助只能救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去20年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提供了巨额援助，但阿富汗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最终的出路还是要“授人以渔”，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和实现基本自立。
使阿富汗融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与阿富汗发展贸易、开展经济合作、进行投资和共同项目建设，这是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和自立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本地区国家可以发挥的重要优势，并且这也将为更广阔的区域一体化打开窗口。当然，阿富汗也需具备相应的条件，包括国内形势稳定、有基本的安全保障、还需有可行的经济合作条件和投资环境。不能期望阿富汗短期内经济繁荣，但阿富汗也有它的经济潜力和有利条件，特别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过境运输潜力。阿富汗占据着特别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中亚、南亚、西亚的连接部，如果连接中-南-西亚的铁路网、公路网、天然气管道网建成，则将形成一条新的交通贸易大通道，阿富汗作为其枢纽和过境地将大受其益，并且通向印度洋运输通道的开辟也将为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开发提供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中亚、阿富汗、南亚连接起来曾是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但它的标志性项目一个也没完成，如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CASA1000（中亚-南亚输电网），铁路网建设等，未来这些项目有可能获得新的机会，但它的政治背景已是物是人非了。
本文系赵华胜教授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