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演进的俄乌冲突及其相关事态发展引发大国力量对比和彼此关系之变，也将深刻塑造相关国家的对外战略。美国在冲突期间表现格外活跃，前不久拜登通过任期内第三次访欧强调美国对欧洲的重视和关注，同时借助军事援助、经济制裁等手段介入，希望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美国在俄乌局势中的角色带来一个问题，即这次冲突是否会改变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趋势？美国会否继续把“印太”地区视为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板块？针对这个问题，美国战略界乃至国际学界一多月以来多有讨论。其中多数人认为，俄乌冲突将在短期内分散美国投入“印太”的精力，但长远看美国仍将把推动“印太战略”视为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美国官方表态似乎更加乐观。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之前声称美国有能力深度介入欧洲和“印太”这两大场域，到新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事实清单中，美国防部明确把中国和“印太”置于俄罗斯和欧洲之前，都表明了这一点。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如此急于强调“印太”和“中国挑战”的重要性，传递出两大信号。一是美国不认为俄乌危机能够在本质上改变美国战略东移的动力。危机更多对欧洲造成冲击，并未使美国“伤筋动骨”，美国甚至借此疏远了欧俄之间关系，在美俄欧关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位置。二是美国必须通过明确信号回应外界对其战略资源配置的质疑。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同样怀疑俄乌冲突将牵扯美国精力，质疑拜登任内的美国将进一步回归“大西洋主义”，对“印太”的承诺将有心无力、难以落实。
外界对拜登政府无法一心二用的质疑不无道理。俄乌冲突已从多个层面分散了美国的战略精力，像此前规划的那样聚焦“印太”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同一时间段深度介入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的“两洋战略”只是美国政策设计者美好的愿景。
美国短期内将持续受到欧洲安全局势的牵扯，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部署节奏遭到干扰。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原本已决定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但“9·11”事件让美国不得不放缓战略东移的步伐，重新回归欧洲的大周边。俄乌冲突虽然与“9·11”事件性质不同，但带给欧洲的冲击更大，欧洲复原需要较长时间。美国必须将一部分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重新分配给欧洲大陆，拜登任内的重返“印太”可能不得不伴随着更大程度的“重返欧洲”。
俄乌冲突后，美国面临的将是一个更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欧洲，美欧在“印太”问题上的战略错位将更加突出。从美国的角度看，其对欧定位仍然是“大国竞争”的工具，对欧战略联合应当服务于以对华竞争为主的“印太战略”。俄乌冲突导致欧洲不安全感及防务意识大幅增强，美国之所以通过北约框架向欧洲赋权，也是希望欧洲盟友能够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分担美国在欧洲方向的压力，确保美国的战略重心能继续转向“印太”地区。
但欧洲的心思恐怕不会在“印太”。比如在经贸领域，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非短期内可以消除，欧洲将面临能源转型的阵痛。欧洲对俄制裁的副作用不断显现，欧洲自身将遭到严重的经济反噬。危机造成的粮食缺口将让欧元区承受更大通胀压力，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乌克兰难民也将再次考验欧洲团结和社会吸纳能力。凡此种种，都将让欧洲在一段时间内更多聚焦内务，不仅难以配合美国在“印太”进行野心勃勃的“大国竞争”，还会要求美国以欧洲大局为重。
从长期看，美国试图平衡“两洋战略”将遭遇极大掣肘。俄乌冲突短期内能够加强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但美欧同盟松散化和“议题式同盟”的长期趋势与形态仍将延续。经历过“特朗普冲击波”的欧洲对美国已经难言信任，俄乌冲突更让欧洲深刻意识到所谓“相互依赖”的脆弱性，不愿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节奏虽被打乱，但方向更坚定。德国等国在防务问题上的“战略觉醒”并非为了美国安全，而是为了确保欧洲拥有真正的自主安全，是为了追求逐步摆脱美国主导的战略自主。
俄乌冲突还进一步放大美欧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存在的分歧，这将成为美欧未来在“印太战略”取向上的根本分叉，严重影响美国“两洋战略”的实施。俄乌冲突促使欧洲将俄罗斯视为最紧迫威胁，美国却依然认为中国是西方面对的最关键挑战。美国无法解决美欧在中俄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坚持战略东移的同时，欧洲的注意力则将聚焦自身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俄乌冲突锁定了美欧这一地缘政治差异。
更重要的是，俄乌冲突如同一面镜子，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心态和政策将产生深远影响。集团化趋势、军备竞赛风险在亚太地区并不能排除，但地区国家渴望和平与发展的心态仍是主流。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各国将更加珍视来之不易、难能可贵的和平与发展环境。因此，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带有冷战色彩、排他和对抗性的“两洋战略”，那就是在走危险的钢丝，不会受到各国欢迎。共同完善地区安全机制、倡导合作共赢才是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繁荣的正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