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23 | 美国最高法院草案泄漏：堕胎权何去何从？
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23篇文章，主要探析美国最高法院泄露草案的内容和堕胎法案在美国的现状、堕胎权之争的原因和泄露事件的影响。
本文作者：
钟少霓，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聂未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2022年5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一份内部文件泄密，女性堕胎权或遭颠覆。最高法院正在调查草案泄露的原因，围绕本次最高法院草案泄露事件和女性堕胎权的讨论引爆美国舆论，各界争论不休，各地抗议不断，堕胎权在美国究竟何去何从？
一、 泄漏草案内容及堕胎相关法案
据美国POLITICO新闻网披露，泄露的意见草案由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起草。除阿利托外，其他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艾米·巴雷特（Amy Barrett）均投出支持票，五名大法官的赞同形成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多数意见。此外，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正在起草异议书，表达对草案判决意见的不满[1]。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仍未表态，但即便他同自由派法官一起投出反对票，也无法改变保守派法官的多数判决。
（一）泄露草案所涉内容
该泄露的草案是针对密西西比州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的判决意见。草案内容显示，此前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密西西比州堕胎禁令违反“罗伊诉韦德案”确立的堕胎权，而最高法院将推翻这一判决。这意味着“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将因此而被全面推翻。
具体来看，草案内容多达98页，其中包含31页各州在历史上关于禁止堕胎规定的附录，以此佐证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决之前美国禁止堕胎的传统。草案全面否定了“罗伊诉韦德案”与此后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所确立的女性堕胎权利，认为“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逻辑不够严密，并因此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2]。草案的核心内容是联邦宪法中并未明确提及堕胎权，也没有任何条款含蓄地保护这种权利。同时，“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并未根本解决美国的堕胎问题，而是引发了相关辩论并加深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因此，草案认为，有必要将堕胎问题交还民众选择的代表，允许各州自行对堕胎作出规定。[2]
（二）堕胎法案在美现状
自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作出判决以来，各州根据该判决构建各自的堕胎法律框架，规范了妇女堕胎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堕胎在美国的50个州仍然合法，但阿拉巴马州、得克萨斯州、犹他州、怀俄明州等31州已提出或通过对堕胎严格要求的法案，多数共和党州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推行对堕胎限制更为严格的立法。路易斯安那州只剩下一所符合该州法律要求的堕胎诊所，该州妇女获得合法堕胎的成本极大。整体而言，目前美国堕胎权已面临严峻挑战。
草案泄露后，倾向自由主义的州受到强烈震动，开始加快推进立法，希望废除现有限制以支持堕胎及相关的医疗服务，完善堕胎权在州层面的立法保障。相关法案的适用对象将不仅包括本州居民，还包括来自其他州的居民，以帮助来自禁止堕胎州的妇女能在合法堕胎州获得相关保障。其中，多名民主党州长（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新墨西哥州州长和密歇根州州长等）宣布，计划把堕胎权写入州宪法。
但与此同时，受到泄露草案的鼓舞，许多共和党州则争先恐后地推动反堕胎立法或准备恢复旧法律中针对堕胎实施的重大处罚。一旦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与泄露草案的意见一致，即“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美国至少有22个州将根据其现有法律或修正案在该州全面禁止堕胎，而一些摇摆州也将对堕胎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3]
二、堕胎权之争凸显美国社会分裂
此次泄露事件在全美范围内再度掀起关于堕胎权的争论，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在此议题上的对立被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堕胎权之争背后涉及的利益和价值就十分复杂，关乎宗教，关乎法律，也关乎党派政治。
第一，堕胎权之争聚焦于“婴儿生命权”和“妇女选择权”的优先问题，其背后是不同宗教信仰的碰撞。通常来说，基于“生命始于受孕”这一传统立场，反对堕胎的宗教人士比例远远高于非宗教人士比例。但在宗教界内部，就堕胎问题亦有分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于2022年5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约3/4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74%）认为堕胎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非法的，是最坚定的反堕胎群体；而60%的非福音派白人新教徒则认为堕胎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合法的。与此两者形成对比的是，天主教教徒的分歧更小，56%的人赞成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合法堕胎。[4]长期以来，堕胎自由就这样在宗教与世俗、教派与教派的博弈中晦明难辨。
第二，堕胎权之争实际是堕胎权利和宪法精神的对决，分歧在于美国宪法是否隐含尊重堕胎的传统。美国宪法中没有明确关于堕胎权的相关条款，“罗伊诉韦德案”依靠从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引申出的隐私权使得堕胎权得以确立。[5]针对堕胎权问题，在此次泄露的草案中，大法官阿利托称，“现在是时候关注宪法，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及其民选代表了”[2]。因此，最高法院的此次判决，是为论证隐私权和堕胎权的存在，重新审视隐私权和堕胎权在美国宪法文本与先例传统中的位置。
第三，堕胎权之争是美国两党斗争的缩影、政治极化的符号。一般而言，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可能认为堕胎在全部或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非法。此次草案泄露事件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争斗，并为两党中期选举的竞争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民主党呼吁从联邦法律的层面确立女性堕胎权；而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仍倾向于维持“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现实面前，共和党人则选择更多关注泄露行为本身，称这是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亵渎。
同时，在政治极化的风向下，美国最高法院也难独善其身，堕胎权之争背后是一个更加分裂的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呈现出党派化现象，大法官就特定议题的意见分歧与党派分野高度重合，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多呈自由派倾向，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多呈保守派倾向。而此次草案的泄露，无论是来自为搅动舆论、给保守派大法官施压的自由派大法官，还是为防止本阵营任何一位大法官转变立场而故意放出消息的保守派大法官，[6]都表明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并不统一，分裂和极化的迹象日益明显。
三、草案泄露事件的影响
泄露草案再度点燃的堕胎权之争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而草案泄露事件本身和其质疑“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合法性的内容，影响着各州堕胎相关法案的推进，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增加焦点议题，也引起更广泛美国民众对自身权利的担忧。
第一，最高法院意见草案的泄露或为保守州带来推进州内反堕胎法案的更强劲动力。在得克萨斯州的“心跳法案”通过后，一些共和党控制的州纷纷模仿，提出甚至通过各类严格限制堕胎的法案。最高法院意见草案更为欲限制堕胎的保守州提供“强心剂”，或有更多州在6月最高法院正式宣布决定前推动反堕胎的立法准备。俄克拉荷马州立法机构已于5月19日通过一项近年来最严格的反堕胎法案，该法案禁止除了挽救孕妇生命、孕妇遭受强奸和乱伦等例外情况的一切堕胎行为，并鼓励公民起诉堕胎技术提供者。[7]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梅根·亨特（Megan Hunt）表示，希望该州州长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限制堕胎权，以便如果最终判决和泄漏的意见草案一致，该州可以提前做好立法准备。[8]
第二，最高法院意见草案的泄露或为民主党选情提供转机，为中期选举增加更多不确定性。堕胎权之争常年是美国的选举热点，但这一草案的泄露提前点燃舆论，原本因经济、移民等问题而对民主党十分不利的选情，可能因此出现转机。各州初选中，一些民主党候选人以堕胎议题作为竞选策略，希望最高法院“反堕胎判决”激发的愤怒可以提高民主党基础选民的投票率，同时争取到一定数量的中间选民。
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民主党筹集的资金也有所增加。意见草案泄漏后第二天，民主党及其附属的外部团体就已筹集超过700万美元。[9]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愈加强调反堕胎的威胁，但堕胎问题能否将选民从对通胀高企等切身问题的关注转向对妇女人身权利的支持，目前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第三，最高法院意见草案的泄漏威胁其他相关判决的合法性，少数群体可能面临更不友好的美国社会。共和党控制的州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对堕胎条件、手术环境和卫生健康标准等要求严苛，导致州内符合标准的诊所数量极少。再加上医保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加剧，民众取得合法堕胎的途径更为困难。如果堕胎权在联邦立法层面被推翻，将对低收入女性、有色人种女性、移民女性、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女性和残疾女性等较为弱势的群体造成进一步影响。
此外，LGBTQ等其他少数群体也将因此面临一定阻力。“罗伊诉韦德案”的堕胎权判决基于美国联邦宪法中的隐私权，该判决被推翻将影响同样基于隐私权所作出的其他保障少数群体利益的判决，例如同性婚姻平等、跨种族婚姻平等等权利[10]，各州有可能通过更多歧视性的法案对少数群体的权利加以限制。
四、展望
长久以来，围绕女性堕胎权等美国社会问题的争论已成为美国政治博弈的角力场，号称“人权至上”的美国政府在行动上实则更关注政治利益。这种对基本人权的政治化、对民众诉求的漠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将加剧社会极化。最高法院的这份意见草案势必进一步加剧美国既有的民意分裂，加速扩大两党在人权和自由议题上的分歧，并且推动美国政治体系朝向一个以文化而非阶级作为各党派间主要分界线的过渡。
编：刘宇宁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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