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论文及机制困局

    医学界影响力极高的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将国家疾控中心的掌门院士和他的门人们架到了火上。原因是论文中的他们比宣传中的他们显得实诚些，论文中说平均一个患者可以传染2.2个人，可是官方宣传中他们说没有人传人的根据。

    舆论的反应比较对立，大部分人对论文中1月1日到1月11日的10天时间里已经有7名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下1月11日的卫健委官方宣布中仍然坚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深感愤慨，也有人为科学家们辩白，说发论文并不耽误抗疫情，反而有利于总结经验，促进抗击疫情。

    说法都对，总结经验，开展研究，撰写论文和抗击疫情确实应该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不应该是有你无我、对立矛盾的。孤立的看任何主张，任何观点都可以是自洽的，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未必如此；1月11日都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了，官方消息还是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疫情到这一程度，台面上这些理由恐怕不是一个人民群众能够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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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9日，由国家疾控中心领导署名通讯作者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在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1月30日，新京报以题为《NEJM新研究：去年12月中旬新冠病毒已发生人际传播》对论文内容进行了报道。

    报道发出后引起了浙江大学博导王立铭教授的注意，随即他在微博上直接开炮，他的质疑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随后，疾控中心对其中一些问题做了回应。回应主要包括这么几点，一是解释了论文的来龙去脉，以及没有刻意隐匿疫情；二是说文章的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国内外专业同行及时了解疾病的特征，共同评估和研判疫情，改进防控策略。

    平心而论，疾控部门的回应也算是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相比之下，教授的质疑倒显得轻率，但是很多网民仍然愿意相信教授的质疑。这种现象跟学术界的现状有关。

    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跟学术界的人接触很多，从大佬到基层科研人员；可以说其中的壁垒分明，阵营攻讦比金庸笔下的江湖还厉害。门阀森严，派别清楚；互为奥援，共分利益的现象见多不怪。很多大佬借着“学科建设”、“事业传承”和“部门利益”的由头，精心地培育子弟兵，玩托孤寄后，祖孙相继的把戏。

    以前读金庸的小说，老觉得江湖离自己很远，存在于一个虚构的或者遥远的维度。壁垒分明的江湖派别，相互攻讦的江湖阵营，热热闹闹的武林大会，无论正邪都趋之若鹜的武林绝学，还有那些计谋与较量等这些江湖的要素好像离现实生活特别远。后来才发现，老爷子是真牛，这江湖就在身边。

    江湖上讲究武功高低决定江湖地位，武林秘籍便成了无论正邪都趋之若鹜的香饽饽，大家为了一本武林秘籍，刀剑相向，性命系之在所不惜；学术讲究一个严谨，讲究证据详实，数据支撑，数据基本上是所有学科的灵魂，也是各大门派们竞相争夺的焦点所在，特别是一些国家大型项目，靠一两家单位无法完成采集的数据。

    前些年一位院士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被摘牌处理，老人家写了一篇悲壮的檄文。很多人去慰问，也很多人暗自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的原因据说就是因为老先生对数据捏的太紧。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数据却不能共享，几乎成了国内通例。很多年轻学者只要不是本门本派（特别是海外归国的）要验证自己的方法，反而得先去国外网站上下载他们的数据，先用他们的数据做出一些成绩来，再返回来在国内抱个大腿，然后一步一步申请基金，混出名气，才有可能接触国内的数据；这样的曲线救国反而成了很多青年学者的捷径。

    1月29日的论文发表以后，舆论的发酵点燃了大家对这种现象的愤慨，反而让真相究竟如何显得轻忽起来了。虽然后面也有很多人出来为科学家们正名，但是已经没多少人对此感兴趣了。而院士团体作为国家制度安排中大型科技攻关的领头人和组织者，如果不能下决心打破这种门阀林立，数据垄断、资源独占的现象，今后这样的误伤可能还是不可避免的。

2

    2008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钟南山接受凤凰新闻的采访时谈到即将裸退的吴仪副总理时用了两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一句是“我非常喜欢她”；一句是“我想跟她说，我对得起你。”

    二人熟识于2003年那一场席卷全国的非典抗击战里。后来人们总结那次战役能够胜利，其中的法宝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专业上来说，建立了小汤山定点隔离医院对于阻断传染起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条是从工作作风上来说，吴副总理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特别尊重专家的意见，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专业的力量。

    这在凤凰新闻对钟南山院士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他说，一些官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当时非典的情况更是有些人想糊弄过去，但她却是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

    2003年的非典之战过后，为公众留下了两样东西。在这次的疫情爆发中都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其中一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叫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这套系统是对原来逐级上报的传染病管理办法的一种检讨，试图以技术手段对反应迟缓的官僚体系做一纠正。

    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增加或者减少传染病毒或者病菌的权力，集中于卫生管理部门。但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并不直接接触病毒，直接接触病毒的是一线的医生。

    提取并确诊病毒的过程涉及到提取患者咽喉分泌物，病原微生物培养及其基因序列检测，利用核酸试剂盒对病毒进行检测等多个流程。实力强一点的医院可以做到病原微生物培养这一步，但是确诊用的试剂盒不在他们手中；更多的医院连病原微生物都培养不了。因此一般都交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或者相关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培养。一般在地级市CDC就有诊断试剂盒。

    地级市CDC用诊断试剂盒确诊后，要报给省级CDC复检；省级CDC确认复检后要报给国家CDC；国家CDC确认是某个病毒，而且具有人传人的传染性后，要报告给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有关部门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列入传染病毒的目录。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医生、各级CDC都无权向外界报告情况。

    每当新的传染病毒出现，因为刚开始没有试剂盒，便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但是梳理整个流程发现，来自直接接触病毒的一线医生的有用信息，被排除在整个决策流程之外，无法形成有效的防控措施；在这次的疫情中来自医生的信息甚至被作为谣言来处理了。在现有的机制下，医生的临床判断和宝贵的探索，并没有形成有用的政策信息，占主导的仍是行政管理体系。

    非典过后，为了纠正这一流程可能造成的延迟，国家疾控中心打造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中国疾控中心更是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系统在这次疫情中发挥出的关键作用，根据武汉主政者的答记者问，似乎还是逐级上报。

3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回答央视记者的提问时表示：“肯定可以人传人”，“已经有医务人员被感染”，随后国家各级部门改变定性，将新冠病毒纳入一类管理，各地启动一级响应，成为抗击疫情的一个转折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1月19日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到达之前，已经有过两批专家组到过武汉，作出的结论都是“没有人传人证据，没有医务工作者感染”。一批是2019年12月31日到的，一批是2020年1月9日至1月16日在武汉；而根据发表的论文看，1月11日前已经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了。

    2003年的非典之战过后，为公众留下的另一样东西是尊重专业的意见，从预警到防治都要尊重事实，尊重专业。从现在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的疫情倒不是没有专家的意见，而是有些专家的意见本来就给的“保守了”。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有机制中专业人员在行政体系面前是弱势的。事实上，行政力量对专业人员的管理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管理机构直接领导，审核，批准，分派他们的工作；比如各级卫健委对医疗人员的管理；另外一种管理方式就是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支持等扶持该行业的特定专家，这些专家在特定的时候要站在资助者的立场上出来讲话，引导公众。权利和金钱是两条大索，死死的锁住了广大专业工作者。

    前一种方式是我们国家比较突出的，比较粗暴，比较直接，人们也都易于分辨；后一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是通用的，比较间接，比较隐秘，人们往往容易不假思索的信任。萨义德有一本译名为《知识分子论》的演讲集，专门论述过后一种方式。

    从这次疫情发生后专家组成员的采访中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试图消解一线专业人员对具体情况发表意见的正当性，一再强调做出判断得拿出证据，好像医务人员感染不算证据一样；同时把死亡率跟上世纪六十年代比，国家发展了这么多年，出点情况还得倒回去比，真不知道是该以何种心情看待这种对比；另外一种声音是以钟南山和李兰娟院士为代表的声音，基本上反应了一线医疗人员的看法，贴近事实，也为国家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专业意见。

    国家的幸运在于有一个钟南山，2003年的非典其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否定了卫生管理部门的决定，指出了SARS是冠状病毒感染而不是衣原体细菌感染；此次，又是他指出肯定已发生人传人事件，且有医护人员感染；并一下子兼任了两个高级别国家级专家组的组长。但是国家不能只有一个钟南山，毕竟非典那年他67岁，如今他都84岁了。不能把每一次揭露疫情，消灭疫情的希望都寄托在老人家身上。

    建立一种多方参与的，以一线医生为中心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更是迫在眉睫。

    关键的问题还是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让一线的医生有相应的话语权，让他们一旦发现有传染病的苗头，可以像内蒙古医生处理鼠疫那样，自行启动特定的响应机制，而不需要一次次找疾控中心，一次次去找管理部门的老爷们；如何善待及时预警的医疗人员，即使有时候他们的预警带来了小小的虚惊也要善待，而不是以训诫书和拉到央视示众来伺候；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一旦医生发现可疑的发源地和传播源，疾控中心和各级卫生管理部门都能积极配合，迅速启动响应机制，而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说些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科学、正确的话。

    疫情终将过去，但努力永远都在路上。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孙子兵法》中那种“愚兵投险”，封锁消息，驱民若羊的管理模式，应该早做摒弃；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切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的事情里，尊重事实，保持透明性才是正途。

    或许还有更多，如何破解现有机制的困局，武汉疫情留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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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纵然深重，疫情终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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