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游牧与转场：裕固族古今生业形态辨析
聚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裕固族长期来一直被称为游牧民族。对这一称呼，笔者持怀疑态度。游牧的特点是居无定所（但不能曲解为不停的移动，只是一个与定居相对应的概念而已），其状与今天裕固族的牧业经济特征迥然有别。有鉴于此，特撰本文，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希望得到畜牧业经济研究专家的指点。
今天的裕固族人口较少（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仅有14378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其分布地域是非常广的，东起河西走廊东部武威西之皇城镇，西抵河西走廊西部嘉峪关附近的祁丰藏族乡，其生业特点与河西走廊整体以农业为主的情况不同，是以牧业为主的。
此前，本人在探讨河西考古学文化之生业形态时，曾言河西地区史前的生业方式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样的，经历了由早期之农业向后期之畜牧业的大转变，分界点大致在齐家文化时期，此前之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呈现出以农为主兼事畜牧的特点，及至齐家文化以后，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都无一例外呈现出典型的牧业文化特色，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狩猎业与采集业。[1] 尤有进者，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定居特点明显，与考古学资料所反映出的月氏与乌孙生业生活方式非常相似，故把分布于河西走廊东部沙井文化比定为月氏文化，把分布于河西走廊西部的骟马文化比定为乌孙的遗存。[2]
所谓“定居的畜牧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逐水草而居”“居无恒所”的典型游牧经济而言的，并不否认游牧生业方式与之同时存在的可能。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使典型的游牧部落，也并非完全没有地盘概念，对草场的归属是有划分的，部落也不可能经常做大规模迁徙，而且部落与部落间，各部落与最高统治者之间也有势力范围的划分。游牧与定居都是相对的概念，不能做绝对的划分，游中有定，定中有游，既不能把游牧部落为保护草场在其所属草场之间的迁徙称作居无定所，也不能把有着稳定定居点的牧业称作游牧，后者随季节而游移的牧业活动只能称作“转场”。今天的裕固族，其生活地域与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之所在大体相当，其生业方式与沙井文化、骟马文化存在共通之处。换言之，今天之裕固族与先秦时代在河西从事定居畜牧业的月氏、乌孙在生业方式上近似，历千年而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实乃地理环境使然。
早在史前时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存在“大定居，小游牧”的特点，沙井文化、骟马文化及其相对应的月氏、乌孙即属于这种情况，很可能即属于古代牧民随季节转场的一种表现。近现代的裕固族牧民，设一定居点为大本营，作为安置老幼生存之所和冬季人畜的安居地，定居点附近草场夏秋时节妥加保护，以资冬用。夏秋季节，部分青壮年赶着牲畜，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逐水草而游牧，冬季回归定居点和家人团聚。以康乐、大河、皇城为例，牧场转移依据山体的海拔高度来确定，夏季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放牧，冬季则转入海拔比较低的地方，虽尚称游牧，但活动地域促狭，一般围绕某个山头或滩涂年复一年轮流进行，1 这种情况和蒙古高原之远距离游牧不可同日而语，属于“小游牧”，其实质就是转场。
裕固族牧民所保留的转场放牧的场所被称作四季牧场，地方牧民俗称之为春窝子、夏窝子，秋窝子、冬窝子，裕固语明花话称为屋达哦，即odag＜蒙古语otag，大河话称作qısada、yazada或yuhrt，表示小型的临时住所或房间，既可以是帐篷也可以是土房子，是牧人的居处。
游牧的特点是经常变化生存场所，这种移动性本身是不利于文化积淀的。就裕固族来说，其文化积淀需仰赖于定居的某个区域，如酒泉黄泥堡、肃南县城、康乐乡、大河乡、皇城镇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佛教寺院等。河西史前畜牧业，如果真有游牧存在，也应该属于本文所说的“小游牧”，主体是定居，否则无法与地下出土考古材料相契合。河西考古学文化，早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类型是典型的农业，自不必说。在此之后，具有牧业特点者，不管是较早的齐家文化，还是继其踵的四坝文化，乃至较晚期的沙井文化、骟马文化，其文化堆积层都相当深厚，而且常客见到先民们设计建造的建筑遗迹，这是游牧社会所罕见的，可以断定其畜牧业具有明显的定居特点而无游牧的明显征候。
裕固族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处内陆，为一独立的地理单元，恰处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上，被视作中国北方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使这一地理单元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错进退区域。气候与地理环境独特，地形狭长（东西长1000公里，南北狭窄，多在数公里至数十公里之间）而山川广布，使河西走廊呈现出复杂的经济特征，“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3] 成为古往今来诸多理想的栖居地。农牧间杂，代代沿袭，故而一直未能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牧生业方式。
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裕固族中出现的围栏放牧之类，那是受外力因素影响所致，非裕固族牧业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故略而不论。
裕固族的先民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俄回鹘，史载该族在西迁之前“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4] 故而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都把回鹘人当作纯粹的游牧民来看待。其实非也，从蒙古高原的考古资料看，从总体上讲回鹘属于游牧民族当无大误，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农业经济也是相当发达的。在回鹘汗国都城斡耳朵八里及鄂尔浑河畔，唐代即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农业区，阡陌纵横，灌溉渠道遗迹密布。[5] 农业气息还是比较浓厚的。
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多不重城市建设，回鹘有所例外，8世纪中叶即色楞格河畔建富贵城，首都斡耳朵八里更是雄伟壮观。汗国北部与黠戛斯毗邻地带，建筑有边塞与城堡，整个城墙与城堡、要塞连为一体。2 在城墙以南的回鹘辖境可见有相当规模的田垄或矮墙遗迹，当为灌溉农业的遗存。是见，漠北回鹘经济虽以游牧为主，但定居的农业经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是北方诸多草原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西夏、蒙古等所完全不具备的。
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农业发达，受其影响，迁入这里的回鹘人都逐步实现了经济、文化的转型。比较而言，西域回鹘经济模式的转化要比河西者为大，前者已由游牧经济转向半农半牧或以农为主，兼营畜牧；甘州回鹘虽在农业上也有较大发展，但就总体言，游牧仍占主导成分。[6] 沙州回鹘（黄头回纥）则有所不同，居于敦煌绿洲者受汉人农耕业影响较为深刻，加上地理环境的制约，“在发展农耕业的同时，人们还兼营畜牧业”。[7] 而在沙州西部与青海、新疆交界的草原区域，尤其是阿尔金山南北及柴达木盆地，为裕固族先民提供了可以栖身繁衍的牧场，在这一区域，裕固族先民应以畜牧业为主。裕固族的回鹘裔主要来自于沙州回鹘，其农耕业对元明时代裕固族生业方式的发展一直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1226年，肃州为蒙古所吞并。翌年，蒙古攻占沙州，以其地“隶八都大王”，[8] 成为蒙古贵族的牧场。嗣后，蒙古人大量入居河西，诸王贵族进驻重要城镇，一些比较集中的农业区和水草丰美的牧地尽为其所占。窝阔台于1229年即汗位后即把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阔端，“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3 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始置肃州路总管，删丹州则成为察合台孙阿只吉大王的封地。鉴于河西民生凋敝的境况，忽必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发军于甘州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9] 及至13世纪末，尤其是14世纪初以后，以蒙古豳王家族为代表的蒙古军入居河西走廊西端，成为河西回鹘的统治者，当地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在蒙古豳王统治区内，回鹘势力比较强大，而且文化发达，对蒙古人有着重大影响。蒙古豳王家族在元明时代始终与回鹘保持着密切关系，蒙古贵族在文化上逐步回鹘化。长期的水乳交融与文化上的趋近，使二者最终融为一体，至明初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裕固民族共同体——黄番。4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虽为游牧民族，但在入居河西后，由于受当地自然条件所限和经济凋敝状况的制约，加上汉、回鹘等农耕民族的影响，每当元政府所供军粮不足时，便会通过屯田以自足。大德七年（1303）六月，由出伯所率蒙古大军万骑屯驻瓜沙，使当地衰败景象始得改变。《元史》卷21载：
翌年，出伯所部军正式“屯田于薛出（沙州）、合出（瓜州）谷”。[11] 至大二年（1309）八月，中书省臣言“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12] 说明蒙古豳王统治区内，由于军屯的实施，其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蒙兀儿史记》载：
当是时，朝廷宿重兵和林，以西陲军事委之出伯。出伯治军严重，常坚壁垒，远斥堠，以待敌，来则峻拒，去勿深追……以是出伯在边十余年，河西编氓耕牧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13]
忽必烈在河西置屯田取得了良好效果，被视作元朝边疆屯田的楷模，故《经世大典序录》“屯田条”称赞曰：
瓜沙之屯田，如同江淮芍陂、洪泽屯田一样，时称典范。蒙古豳王出伯家族于河西的屯田达到了寓农于兵、以农养兵之效。通过屯田垦荒，不仅部分解决了驻防大军的粮草供给问题，巩固了西北边防，在客观上也发展了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促进了裕固族先民居住区的经济开发。
这里讲蒙古军屯田，并不是说元代裕固族先民之蒙古裔也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方式的，旨在说明其生业方式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的游牧，而是以游牧为主，同时也很重视农业的。至于回鹘裔，史书尽管没有记载，但可以推想，仍是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
裕固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大致应形成于明初，形成地应在沙州和瓜州地区，明人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有如下记载：
黄番，亦沙瓜等地之番，原系都督俺章之部落也……明国初在沙瓜州等地。[15]
这里的“黄番”，顾名思义，“黄”即sarïɣ之意译，“番”即畏吾之谓，实即史书所见“撒里畏吾”“黄头回纥”的意译。[16] 这一记载，堪称裕固族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
明代文献对裕固族的生业方式未见直接记载，幸明人李应魁《肃镇华夷志》有间接记载，兹略引于下。
《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货利》言：“如东关厢寄住各夷，若哈剌灰、畏兀儿之属，食则足于田亩，衣则足于孳畜。”同书《属夷内附略·风俗》载畏兀儿东迁后“渐事农耕”；哈剌灰“颇知农耕”。这些记载说明，肃州一带的裕固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嘉靖七年，王琼曾主持核计裕固族之东迁人口：“帖木哥等哀乞口粮种子，王琼命抚夷官彭濬往审其部。”[17] 然后根据人口划拨土地：“先将各项人口查验明白，各照所拟地方分散安插，应给口粮、牛具、地土。”[18] 同时配给牛具、籽种等，根据尚书胡世宁之建议，“于彼各夷新分地土、牛具、种子，量为措给。”[19] 及至嘉靖二十八年，由于迁入关内的人口渐多，聚居肃州周边地区者日众，引起诸多社会问题，于是，明政府对这些东迁裕固族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安置：“监生李时阳至京陈情，安插各夷。巡抚蒲坂杨博、兵备肃菴王仪议添防守，筑修威虏城以安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资其食，不许散乱往返，严夷夏之防，委为筹边要务。”[20] 此事又见于《明世宗实录》卷351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庚申条：“巡抚都御史杨博……召诸番谕以利害，给以耕爨具。诸番皆稽首，奉令各如所拟地，认住计所，安置番帐七百余所，部落男妇三千四百余人。”此外，蒙古文文献也对裕固族对务农有所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8），“阿勒坦汗经星胡拉越[山]远征……向锡赉吾儿（撒里畏兀儿）百姓收取田赋后，立即还师于马年平安归营。”[21] 这一记载表明撒里畏兀儿向阿勒坦汗缴纳的“田赋”而非马匹，是见东迁裕固族经营农业者当不在少数。概言之，居住在沙州（罕东左卫）、赤斤等卫的不少民众都已经定居务农并修筑城池了。
当然，与农业一样，明代文献对裕固族经营畜牧业的记载也甚多，如正德年间明政府“安插各族西番于南山一带住牧之时，有番僧名曰长结思冬是也，亦常与巫师藏往返。各番人病马伤，此僧为之禳灾或念经，施舍马驼，以为经钱，以此牛羊马驼日渐盛众。”[22] 玉门骟马城一带的牙兰族人“先年投顺肃州，今在兔儿坝地方住牧。牙兰已死，其子为头目，居住平川，每月近城货卖，守法安分，部落男妇不过五十余人。以上番族俱垂髻达语，时人谓之熟达也。”[23]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是见，明代裕固族的生业方式依然划分为两部分，恰如《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风俗》所总结的那样：“属番好尚大抵皆同，嗜酒重肉，内外不异，若哈剌灰、畏兀儿，则好耕牧；北虏则惯骑射，务孳牧，好置铠甲。”这一记载大体将明代裕固族之生业方式交代明确，即回鹘裔及蒙古豳王属下之“部卒”哈剌灰人5 “好耕牧”，蒙古裔“务孳牧”，农牧兼营的两种生业方式至明代依然保持不变。农业占有一定的比重，[24]比诸畜牧业，应是等量齐观的。
关于清代裕固族之生业方式，史书同样未见记载，唯清乾隆二年（1737）黄文炜撰《重修肃州新志》透漏出一些间接史料，或可为这一研究提供佐证。现据该志之《肃州·属夷》所载康熙、雍正时期肃州属裕固族户口分布情况列为下表：6
其中，前八者被称为“临城八族”，意指环肃州城生活之裕固族。《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属夷》载：
这一记载说明，临城八族是以农耕为主的。
第9项“卯来泉山口”，地点不详，但《重修肃州新志》详列了其具体辖地，管辖者为“历传世袭总头目，名双羔子，辖小头目十一”，兹列为下表：
其中出现有骟马沟、大火烧沟、小火烧沟、泉水沟（下西号川北镇、黄闸湾梁子沟）、羊圈湾（柳河蘑菇滩）等大致可以确定在玉门的地名，故而可以推定，头目双羔子之管辖区域主要在玉门一带。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代早期肃州（包括玉门）登记在册的裕固族纳税户有585户，其中“种田纳粮”或“充伍食粮”者占77%，约四分之三强；而经营畜牧业者仅有23%，占不到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尽管该统计数据很不完善，仅限于肃州，不代表裕固族整体人口数量，但这一现象表明，裕固族东迁肃州周边及玉门一带之后，农业比重在逐步加大，畜牧业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这部分人构成了西部裕固的主体部分，一般使用属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尧乎尔语），今天主要分布于明花区明海乡、莲花乡和大河乡，少数在皇城镇金子滩等地。
与“临城八族”相对应，祁连山南麓以游牧为生的则被称作“黄番七族”，7 《重修肃州新志》记载：
这部分继续从事游牧的裕固人构成了东部裕固的主体部分，大多使用属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这种语言主要流通于康乐区，少数人在皇城镇北滩、东滩等地。
这种分野与明代裕固族东迁的两条路线基本上暗合。笔者研究发现，裕固族的东迁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全部由敦煌、瓜州启程的，而是另有一支由柴达木盆地东迁。西至哈至东迁之歌主要在西部裕固族中传唱（今天东部裕固族所传唱者系由西部传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瓜沙东迁者主要是回鹘裔，而游牧于柴达木盆地的安定卫、曲先卫和阿端卫属民主要是蒙古裔，他们沿祁连山南麓东迁。明政府将这些东迁裕固人“分散安插”在“甘州南山”，即裕固族民间传说中的“八字墩”（今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草原。回鹘裔原居地主要在沙州和瓜州，可以推想，西至哈至传说反映的应是1446年沙州卫部众的东迁。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沿河西走廊东迁者大都以农业为主，合乎回鹘裔之主流生产方式，构成“临城八族”之主体，而沿祁连山南麓东迁者大都以游牧为主，合乎蒙古裔之主流生产方式，构成“黄番七族”之主体。
就裕固族形成阶段之人口言，回鹘裔人口应与蒙古裔应大体相当。根据历史记载，1276年由中亚东归者有万骑，[27] 若加上马夫、家属人等，按每骑3-4人算，人口应在3—4万，瓜沙肃一带的回鹘人加起来似乎也应该在这个数量上下。在裕固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即从事农业者的人口不断被剥离出来，成为其他民族的一员，如玉门赤金堡一带的汉人至今还可见自称为撒里畏兀儿后裔的情况；长期生活在肃南县祁丰乡红山口、磁窑口、黄草坝、幹坝口一带的撒里畏兀儿后裔则大多融合于被称作“东纳十四族”的藏族当中。[28] 还有迁入金塔的裕固族后来也消失了，[29] 其实也是因经营农业而被剥离出去了。农业人口的剥离，使裕固族的人口不断减少，也使得牧业人口比重逐步上升。久而久之，人口本来就不多的裕固族俨然成为一个以畜牧为主的民族了，尽管农业人口在裕固族中始终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河西走廊地区自考古学文化时代起畜牧业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不同于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由于地域促狭，这里一直未能形成游牧区域。史书之所以将月氏、乌孙等定居于河西的牧业民族同称作游牧民族，是中原史学家对牧业社会缺乏了解所致，尤其是司马迁、班固，被历代“正史”奉为圭臬，故其说影响至深至巨，以至于近现代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畜牧”（一般指住牧）也曲解为“游牧”，这一误解对我们学术界对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德文原版中，先后四次使用Hirtenstämme一词，[30] 其意表示的都是“畜牧部落”，而汉译本中却全部译作“游牧部落”。[31] 在德语中，“游牧部落”的对应词为Nomadenstämme。[32] 在英译本中，使用的是Pastoral tribe（畜牧部落），[33] 而非Nomadictribe（游牧部落）。Nomad，究其本意，指反复变换居住场所的人，并非专指畜牧业的游牧，有事也用于表示因采集、狩猎乃至较为稀见的农耕迁徙。[34] 同样的，德文中的Hirtenvölker[35]、Hirtenleben[35]，本意为“牧业民族”、“畜牧生活”，在汉译本中也都被误译作“游牧民族”、“游牧生活”。英语之Pastoral（德语Hirten）具有畜牧之意，但往往指代的是住牧，只有与Nomad连用，其意才和游牧相当。[37] 诸如此类术语，其文意原本是很清楚的，惜国人通译Pastoral（德语Hirten，畜牧）为“游牧”，属于明显的词语误译。虽出于历史的惯性，但后果严重，直接导致了当代学者对原著的曲解，进一步强化了古来国人对“游牧”与“畜牧”两种不同生业方式的混淆。人们将裕固族理解为游牧民族，就是受这种理论根深蒂固影响的结果。8
裕固族自古以来即非纯粹的牧业经济，唐宋时代，回鹘牧业经济发达，农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生活方式既有游牧，也有定居，具有高度发展的城市文明，而且还修建长城以对付黠戛斯人的入侵。这些都反映了唐宋时代回鹘农业文明的发展及定居生活的普遍；同时，考虑到河西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裕固族畜牧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笔者认为与其把裕固族的文化称作游牧文化，毋宁称作牧业文化更名副其实；同样地，把裕固族的经济定性为游牧业，倒不如称作畜牧业庶几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再说，游牧不利于文化的沉淀，故历史上大凡比较纯粹的游牧民族，文化发达者甚少。藏族、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文化却非常地发达，何以如此？其实，若通观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发达史，不难看出，藏族文化发达地集中于雅砻河谷，这里不属于游牧区，而为发达的农耕区；蒙古族文化之发达与其占据河套一带息息相关，这里同样自古以来也是定居的农业区。在此之前，鲜卑人也因为占据河套地带而文化得到长足发展。除此之外，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鹘都堪称游牧大帝国，也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心，若仔细观察即不难发现，所有文化中心都属于定居区域。质言之，大凡取得较高文化的民族，其文化成就差不多都和农业的发展与定居不无关系。回鹘—裕固族亦概莫能外，由蒙古高原西迁河西走廊地区以后，文化呈现出飞跃发展态势，同样仰赖于定居的形成和农业的发展。裕固族文化与民族共同体形成之核心区域之所以在敦煌瓜州而不在他地，即与敦煌瓜州发达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
亘古以来，农业和畜牧业长期充任人类社会存在的两种最根本生业方式，而牧业又存在着住牧与游牧之别。就我国北方民族而言，匈奴、铁勒、鲜卑、柔然、突厥、党项、蒙古等属于较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不排除少量的农业与不定期的定居），而西域三十六国中以牧业为主的部分绿洲小国，以及后来的高昌回鹘、甘州回鹘都属于典型的住牧，而河西时期的月氏、乌孙及今天的裕固族则介乎游牧与住牧之间，以“转场”为其特色。转场本身，属于小规模的游牧，游牧成分大于定居，若就这一特点而言，将裕固族称作“游牧民族”，尽管未能准确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典型性，但也是说得过去的，毕竟与定居存在着较大距离。这是由河西走廊特有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汉族，河南邓州人，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敦煌学和西北民族史。
注释：
编按：本文原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47~53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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