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离奇事三桩 | 切齿梳

Original 谢十三戏局onStage

戏局新作者谢十三，带来发生在打浦桥新式里弄的几桩离奇事。

记录者是一个传奇小说作家（自称），姓曹。

1999年，春天，打浦桥新式里弄的一套四层小楼租了一个隔间出去，月租六百八十八块，需和上下两层的六户人家共用一个“灶劈间”，也即是厨房。厨房有两个灶，已经装了煤气，因此尽管使用面积一样，公摊部位大小相仿，房租却比隔壁楼还在用天然气的贵三十块钿。卫生间也是隔用，里面墙壁上原来钉着三四个塑料的篓子，用来装草纸，上面还要用红色的油漆笔各自写好各家的姓氏。

新租客姓曹，男，廿七八岁模样，个子很高、人精瘦，皮肤偏白，戴着当时很时兴的无框眼镜，看上去很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他来了之后表示不习惯用篓子和草纸，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不锈钢的卷筒架子，像式像样地装好，又不吝于时时补充洁白柔软的卷筒草纸，避免了许多犄角旮旯里带着特殊气味的纷争，因此很受各家阿姆的喜欢，很快就被自来熟地称为小曹。

叫人意外的是，小曹是个写小说的，当旁人进一步询问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是写奇情小说的。”

没人知道奇情小说是个什么类型的小说——大家又一窝蜂地开始叫他曹作家。

曹作家（据他自己说）是来采风、体验生活的，他有一个夹板，上面永远夹着厚厚的、有凹槽横线的稿纸，用以记录日常听闻的、他所感兴趣的所有事。记录一般发生在中午、或者晚上，在声音嘈杂的灶劈间里。参与者众多，主要讲述的可能是一个，补充说明、或者在旁边加以纠正的另有几个。通常做一顿饭的时间过去，曹作家已能写满厚厚的几页纸。

而曹作家在隔间厨房里听完的第一个故事，是有关这栋楼里一个叫做张春燕的女人的。

他们都这样称呼她：那个女精神病。

张春燕，前租客，本地人，十四五岁响应国家号召插队落户至外省，在妇女卫生所工作，于当地结了婚又离了婚。伊是大专生，90年代初沪上人才引进，因她会教一些古文，得以迁籍回沪，开始在一个区重点高中里面教语文。

她回来的时候身边带着一个小孩，惊呆了父母、兄弟姊妹与朋友，在滇十年音信渺渺，只听闻她五六年前离婚的消息，竟不知道她曾经生育——是一个小女孩，当时大概两岁还是三岁。为了给非婚生的女儿上户口，张春燕跑了无数次派出所，到93年补缴完所有社会抚养费，小姑娘才算有了个正式的身份，正好赶上可以上职工幼儿园。

张春燕人长得漂亮，气质娴静，又是高中老师，虽然离异还有一个小孩，但还是很多人愿意给她介绍对象，却都被她以女儿还太小为理由拒绝了。又过了大概一年多，有个年轻又斯文的男人开始频频造访，他个子不高，人很瘦弱，总是戴一顶鸭舌帽，也不与旁人讲话。邻里听到小女孩叫男人“林老师”，猜测是幼儿园的某位教师，与张是同行。

后来，就在小姑娘开始上小学的那一年，张春燕把她的前夫砍了。

事发地不在打浦桥，而是在张工作的学校附近。那个男的也是知青，比张春燕晚了几年回沪，想要找张复婚，得知她离婚后几年居然多了一个女儿，并且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之后，那长眠许久、在别处也不怎么用得上的男性自尊突然觉醒，天天去她单位门口蹲守，写信给校领导，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此人甚至还出具了一份证明，说张在云南的时候就罹患某种精神疾病。

男人来过里弄一次，整个过程歇斯底里，上一分钟跪在地上哭，下一分钟又跳起来骂，林老师闻讯前来劝架，争执过程中从木质楼梯上滚落下来，摔折了一条腿，自此不再出现。一切并没有结束，因为男人发起癫来真的潜力无穷，后一个礼拜他继续神通广大，一路跟到了张小女儿的小学门口，揪住那个一年级小姑娘的胳膊说，你知道吗？你妈她脑子不正常。

张春燕之前到底是不是精神病，谁也说不好，讲这件事的那个阿姆总结说：“她办那件事那么利落，你其实不好说她是精神病的，但兴许是办了之后疯的呢？你办了这种事，再说不是精神病，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张春燕具体办了什么事呢？她将前夫约到学校附近的招待所见面，声称要与他复合，十分配合地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物（所有），以此成功地诱使对方喝下兑入大量安眠药的啤酒。在男人昏迷后，她取出藏在随身挎包里的管制刀具，开始实施犯罪。过程不可详述，但她完成一切后，将自己冲洗干净，然后穿上没有沾到一丝血迹的衣服，平静地离开了招待所。

民警是从课堂上带走她的，整个公诉过程相当困难，因为张春燕拒不开口，招待所没有监控，也没有相关目击证人，从流程上来说，没有疑犯口供便无法很快结案。同样影响案件进度的还有死者身上一个令人费解的伤口：除却大部分非致命的刀伤外，死者后颈部大动脉处有并排的五个孔洞，是用尖锐利器扎入的，等差距排列，令人毛骨悚然。

刀具已经于张春燕家找到，但造成齿孔型伤口的凶器，至今下落不明。

曹作家默不做声地听完，此时才问：“那张春燕最后定罪了吗？”

“不太清楚。”旁边一个邻居炒完一盘蒜蓉茄子，很熟练地装盘，“反正伊现在一直在宛平南路的普慈医院。”（曹作家不是本地人，后来听人说，那是本地的精神卫生中心。）

接下来的故事就比较简单，张春燕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后，死者父母反而彻底偃旗息鼓，没有再为难张的父母与两个兄弟——很可能是怕张的精神病是遗传的。小姑娘被张的父母接走，之后都再没有回过打浦桥。

曹作家听故事只做记录，不发表任何评论。

第一个礼拜，他刚刚来的时候，在安装不锈钢滚轮轴前，曾对那个逼仄的、在各处角落蒙着一层厚重污渍的卫生间做过一次彻底的清扫。在抽水马桶左手边那个门轴都已经快烂掉的木头橱柜背后，他发现一把布满灰尘的梳子。

它很脏，造型笨拙，是铜制的，有着五个异常尖锐的齿梳，好像被人无数次摩挲、并打磨过一样。

隔间第二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至今还在里弄里拥有一套房票本，曾是沪上颇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姓梁。曹作家所租的套间，承租人就是老梁。他三十几岁，长相英俊，间或回到里弄里来，缴房费、或者拍几张照片。

曹作家与他见过一次。老梁看到人时基本不讲话，蹲在天井里、时间长久地看着一盆花。是那种土胎的花盆，非常重，很难挪动，原来架的是葡萄藤，后来因为爬类植物影响房屋结构，被房管所连根铲除。这会儿盆里种的大概是薄荷，因为照不见什么阳光，所以萎得厉害。

曹作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问你在看什么，他问，你要不要凳子？

老梁回过头来看他，眼珠子缓慢地转动，无法聚焦，嘴唇颤抖。隔了一会儿，忽然又直愣愣地盯着曹作家，说：“位子是我的。”

曹作家：“什么？”

老梁又重复讲了两次，并手舞足蹈起来，曹作家实在不解其意，看老梁家里的司机来接他，就走开了。

后来在隔间的闲谈里得知，老梁原本在机关任职，做宣传工作，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会摄影。沪上各区有援建指标，老梁人年轻、登样，常被派去各地公差。他早先长袖善舞，很得领导、同事的喜欢，二十多岁科室里提拔科长，老梁觉得无论是讲资历还是看能力都应当轮到自己，可后来临门一脚，组织上从市里调来一个宣传科长，他没能当上这个科长。

得知这个消息的老梁回到家里，好几天没有睡觉、也不愿意吃饭，后来再开口，就只会木木楞楞地讲一句话，位子是我的。

说来也有意思，老梁当不上科长之后，运气反而好起来，不日便因皮相优越，脑子糊涂，被一个领导的女儿相中并闪婚，几个月后便有了第一个女儿。据闻他自此在单位获批长病假，得以常年不去上班，但几幅摄影作品却相继得奖，渐渐竟变得有名起来。

隔间里的阿姆们总结，可见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病，与其本身精神状态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看他/她“最后变成个什么人”。

总体来说，老梁的故事未见有尖利的齿梳或死于谋杀的前任，实在算不上稀奇。曹作家照例未做评价，他住的就是老梁早先的房间，因此在见到老梁前，已通过房间里胡乱堆放的杂物对他有所了解。譬如老梁的摄影技术其实连入门都算不上，拍的崇圣寺与洱海都没有基本的准线与构图。但他拍的人像相对较好，曹作家在那一叠没有上色的照片里，找到一张镜头姿态尤其鲜活的，照的是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穿着绒线衫与灯芯绒的小裙子，捧着一块红宝石蛋糕，一派天真地看着镜头。照片的后面用圆珠笔写着：1994年3月19日，摄于邻居张小茜生日。

张小茜就是张春燕的那个女儿。

那堆杂物里还有数不清的私人信件，曹作家当然不会去翻看。他将照片归列整齐，放回那个蓝色的饼干筒内。他还注意到他有很多未寄出的信件，不曾写地址，只写了一个收件人，是一个叫连红的人。听名字，或许，这是个女人。

入夏的时候，曹作家收到一封信，信是带着邮戳、规规矩矩投入他信箱的，未曾写收件人，只写了他现在的地址。寄件地址是云南下关，寄件人叫娄晓芳。

曹作家不认得此人，因此当然也不便拆信，楼下阿姆看到他站在邮箱旁踟蹰，探头过来看了一眼，十分了然地叫他可以不用管。当天在隔间里，曹作家听完了这栋楼里，其他人都老早知晓的、有关娄晓芳“万里寻亲”的故事。

娄晓芳来找的是她的女儿，或者说，是她女儿带走的一笔钱。她大约是在93年末，张春燕与老梁都离开打浦桥之后几个月第一次出现，而早在那之前，她的信件已经被里弄堂里的人们熟知。

信是由人代笔，老太太因为笃定女儿曾住在这栋四层小楼中，但又不确切地知道是哪一个房间，因此孜孜不倦地给这栋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写信，信中阐述了老家的家人生活如何艰难，要求女儿不能独吞抚恤金，应当将这笔巨款交出来，重新进行分配。

由于谁也不曾回信，几个月后，老太太风尘仆仆地杀到，她瘦小而干瘪，像夜里栖息在树上的猫头鹰，会用阴鸷的目光死死地盯牢楼洞门口，看每一个进出的人。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不到女儿，她登堂入室，一家一家地敲门，甚至硬闯入别人的房间。居委为此报了警，民警将老太“请”出来的时候，老太还在恶狠狠地诅咒，信誓旦旦是有人故意将她的女儿藏了起来。在无数次的拉锯战中，在老太那如雷般的嗓门里，大家渐渐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也可能是臆想）的故事来。

娄老太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初中即辍学打工，儿子尚在读大学。娄老太的丈夫，据说“顽固、没有文化、且脾气暴躁”。有一天伊出门走亲戚，叫女儿早点下工去照顾老父，回家后见老头倒卧在女儿的梳妆台前，满头是血，身体已经凉了，应系酒醉后摔倒碰撞到桌面上的琐物，戳破大动脉所致。老太这辈子以儿子和丈夫为天，哭天抢地，痛骂女儿疏忽照顾，将其骂跑。再几个月后女儿回家，已经是大着肚子，问肚子里的孩子哪里来的，她也不说。当时孩子已经快要八个月，她被老太硬揪到卫生所做了流产手术。之后由老太做主，保了个媒，将其嫁给了当地一个五十多岁的装修工人。

新婚不到三个月，新婿被一根从天而降的钢筋砸中，死在了工地上，女儿拿了一笔抚恤金，没有多久说自己生了病，要去上海治病，自此杳无音信。

“生什么病？她的钱不是家里的钱？她弟弟要翻新房子，要养她弟媳和外甥，这笔钱她怎么能自己一个人用？你们谁见过这么凉薄的子女？”

有人提醒老太：“你女儿的钱未必就是你的钱，要等她死了，你才有处置这笔钱的权力。”

老太偏不信，她整天地坐在台阶上，在新里弄和派出所之间来回折腾，直到儿子打电话来骂她，问她知不知道请一个保姆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叫她赶紧滚回家带孙子。

娄老太走得很不情愿，她临走的时候恨恨地望着这栋外墙整洁、窗户明亮的建筑，满心仍以为她的那个很不安分的女儿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享有一笔巨款，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她没有再来，但仍不死心，隔三差五地会寄一些信来。居民将之当做骚扰，曹作家犹豫再三，最后拆了那封信，里面说宝贝小孙子就要上小学，需一笔择校费，并在结尾诅咒，如再不出现，那必定是要天打雷劈的。

曹作家不迷信，他将信重新装好，去楼下的公共电话亭给负责租房给他的中介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租约即日到期，这就要准备离开了。

曹作家搬离那日，有个小青年开着车来帮忙，他个子也挺高，古铜色的皮肤，穿着很时髦的皮夹克。伊物什不多，统共一个旅行箱，并一个老式的牛皮箱。两人坐到车里，小青年阿武递上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三份文件。

曹作家默不作声接过来看，第一份是下关市某公安局的验尸报告，死者叫连卫国，死因是酗酒后跌倒，颈部被铜梳贯穿，其亲属栏里填写：妻娄晓芳，女连红，子连勇。第二份是滇南某社区医院的员工档案，其中记录张春燕曾于1986年至1991年间，在妇产科任护士。第三份是一张医院病历的复印件，连红罹患子宫癌，已于3个月前去世。

阿武问：“都搞清楚了没？”

“大致已经比较清晰。”曹作家说，“张春燕本身并没有生育，她带回来的那个小女孩，其实是连红的孩子。这两个女人恐怕一直保持着联系，张春燕用来杀人又藏起来的那把梳子，很可能就是连红交给她的。张春燕带着孩子先来了上海，连红可能晚了几年。以她的学历，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很可能是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或者清洁阿姨。小女孩说的‘林老师’压根不是个男人，其他人听错了，她叫的可能是，连老师。”

阿武发动了车：“这样看，连卫国的死也有可疑。张春燕为什么会选择这栋楼？”

曹作家说：“老梁是孩子的父亲，连红当然应该有他在沪的地址。可惜张春燕找过来的时候，老梁已经不大正常，并且已经搬离了。但他有时候会回来，所以居然还见过女儿一次——只是他估计也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

阿武笑了笑：“你这个委托，我觉得实在是不大划算。”

曹作家没说话。

几个月前，一个叫连勇的男人找到他，付了一笔委托费，要求他帮忙调查一个密码。90年代，银行基本都还在用存折，他说他妹妹留下一笔赔偿金，现在他妹妹的存折、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在他手上，只要有一个取款密码，他就可以自由动用这笔钱。

这天下午他们开车来到银行，曹作家报出银行账号与密码，出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份“委托书”，要求查询账户余额。密码是890319，张小茜的生日，余额是27.9元。阿武在旁边摸鼻子，曹作家却很不意外，他要了一张汇款单，自己拿出四千九百多块，凑了一个5000，汇到某一个账户上。

阿武颇为意外，问：“你汇给谁？”

曹作家：“张春燕的父母，他们退休工资不高，还要养那个孩子。”

阿武问：“你打算怎么和连勇交代？”

“把密码给他。”曹作家满不在乎地说，“他委托的内容是：调查一个密码，这其中并不包括帮助他得到一笔钱。”

阿武笑了。

回到花园坊的途中，曹作家坐在副驾驶上，细心地将他找到的那把铜梳用纸巾擦拭干净，阳光下，它每一处小齿都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其前后两个主人并未有机会亲自叙述各自的心路历程，但有的抗争本就是静默的，不必发出什么声响，也不存在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