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吴和鸣）推荐我翻译此文。我说：“印象中沛超博士不是翻译过吗”。老吴说沛超当时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从PEP-Web上下载来看了看，篇幅甚长，有30页。但此文一开头就将我带入了人的心灵宇宙中，浩瀚无垠，繁星点点……汉斯 • 罗伊沃尔德对于儿童的语言发展，精神分析的语言，幻想与现实之间丰富而辩证的关系的理解，读来时常让我眼前一亮，心潮澎湃！谨遵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博士对于学习汉斯•罗伊沃尔德(Hans Loewald)作品的建议——“唯一的办法就是慢慢地读、细细地读、完整地读。”这一个月多来，我也按此处方反复琢磨此文的翻译，但至今依然对自己的翻译不甚满意。CAPA的老师跟我说到一句意大利谚语——“译者是叛徒(traitor)”。不偏不倚的信达雅的完美翻译可能是我无法实现的幻想。所幸沛超博士十年前对此文的部分翻译和注解，使我有机会通过母语更好的理解和吸收文中精髓，也使得翻译全文的过程不那么艰涩。全篇翻译下来有将近22000字，阅读约需30分钟，欢迎各位读者随时拍砖指正。
From Ghosts to Ancestors: The Psychoanalytic Vision of Hans Loewald作者：Stephen A. Mitchell, Ph.D.汉斯·罗伊沃尔德（Hans Loewald）的论文是精神分析文献中最常被引用，同时又是最难被理解的。部分问题在于，他是用传统的术语来表述他那极具创造性和远见的想法。本文旨在对罗伊沃尔德的重要贡献进行阐释，重点在于他对语言的新颖理解(包括儿童的语言发展和精神分析的语言)，以及他对幻想与现实关系的丰富的辩证的观点。宇宙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宇宙以原始的密度(primal density)开始，在这个密度中，所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结构和差异都彼此坍塌在一起。未来原子和分子的成分都在那里，但它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已经进化成原子和分子，恒星和星系和行星，动物和人类，还有空间，广阔无垠的空间。推动一切发展成已分化的有边界实体的爆炸力被称为大爆炸(the Big Bang)。但也许现代天文学中最大的谜团是，这种向不同结构、边界和空间的离心力似乎被一股相反的向心力平衡了，这种向心力阻止了所有那些结构的分离，阻止了大爆炸的力量，它连接了我们宇宙中看似分离和自主的元素，并可能最终将它们全部聚集到一起，迎来另一场灾难性的重生。在整个太空看似空旷无垠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的“隐藏物质(hidden matter)”，它们产生了足够的引力，把星系连在一起，甚至把那些穿越令人无法想象的距离的彼此分离的星系也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力场(a single force field)。也许把精神分析师看作是心灵的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并不是太异想天开。病人带着其生活的碎片开始治疗，那些似乎相互独立和分离的生活碎片——症状、当前的“现实”问题、记忆、梦和幻想。精神分析师已经学会把这些心灵空间中看似有界的片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力场的组成部分。精神分析学家和他们的病人一起，他们/她们叙述的不是宇宙论，而是发展历史，通过这些发展历史，他们推测病人的生活力场是如何形成的。汉斯·罗伊沃尔德发展了一种关于心灵的本质和起源的精神分析观——一种具有非凡丰富性和解释力的观点。就像当代宇宙学一样，心灵从一个原始的密度开始，在这个密度中，我们日常世界的所有特征，我们认为是独立的有边界的元素，都是相互塌陷在一起的。罗伊沃尔德认为，我们的心灵是从体验开始的，在最初的体验里，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人、现实与幻想、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区别的。所有对于这些的二分法，我们认为是给定的，是作为世界简单存在的基本特征；而这些，对于罗伊沃尔德来说，是复杂结构。它们在我们早期的过程中缓慢地出现，并作为叠加层运作的，一种组织经验的平行模式，与由原始、最初统一产生的体验相伴并共存。罗伊沃尔德认为，最早的体验形式从未消失。它是后期分化和有界结构的基础，使成年生活成为可能。在罗伊沃尔德的心灵观中，这种原始的、持续的原始密度就像“隐藏物质”，将那些看似完全独立、有界限和不相关的体验维度吸引在一起。事实上，在罗伊沃尔德看来，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精神病理学代表了心灵宇宙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的不平衡。在精神病中，原始的密度破坏了适应的能力，即对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人、现实与幻想、过去与现在进行正常区分的能力。在神经官能症中，或者罗伊沃尔德偶尔提到的——对我们这个科学的、高度技术化的世界的正常适应中，心灵的组成部分过远地偏离了原始密度的混沌体(original dense unity)：内在和外在变成了分离的相互不可渗透的区域；自我和他人被体验为疏离的星球；现实与幻想如水火不容；过去变得遥不可及，现在变得毫无活力。罗伊沃尔德自己早年的经历，可能是他对原始密度的混沌体这一观点的最好的引言，他认为这种原始密度混沌体是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罗伊沃尔德是在母亲的悲痛中出生的。当汉斯的母亲怀着他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因此他开始第一次呼吸的世界充满着母亲对逝去丈夫的哀悼。他的母亲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钢琴家，正如她后来告诉他的那样，在她丈夫去世后，她月复一月地弹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以抚慰自己，通常小汉斯躺在钢琴凳旁的婴儿床上。想想“月光”和“激情”奏鸣曲转化情感的力量，然后试着想象那个婴儿的体验。他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母亲分开呢？他如何将父亲和贝多芬分开? 他如何将自己的内在世界和充满丧失和激情的外在世界分开呢？他如何将他父亲尚存的过去和父亲已逝的现在分开呢？也许，小汉斯最初的经历和体验，解释了他为何如此重视心灵宇宙的原始的密度混沌体对于每个个体的意义。罗伊沃尔德的作品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并不是可以马上读懂的。在某些方面，它以同样的辩证张力运作，而这种辩证张力正是他的观点的核心所在。一方面，他的作品是由一些独立的论文和片段组成的，这些论文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写成的，从来没有真正编成一本书或整合的理论；另一方面，罗伊沃尔德的作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方面，罗伊沃尔德用经典精神分析的语言来介绍他的思想，这种语言在所有古老的、元心理学的密度中；另一方面，罗伊沃尔德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经典概念的含义，所以它们的含义与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的人所想的大相径庭。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伊沃尔德是一位极其系统的思想家和作家，他通过对细节的高度关注来研究密集的概念性问题；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罗伊沃尔德的思想有一种富有远见的特质，有时接近一种神秘主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很难在精神分析思想的历史上，或是在当代各种精神分析观点中，找到罗伊沃尔德的位置。在当代弗洛伊德主流文学中，他是最常被引用的作家之一，但那些引用他的人似乎很少欣赏罗伊沃尔德思想的激进本质，即他对主流思想的挑战。(阿诺德·库珀，Arnold Cooper，1988年提出，罗伊沃尔德巧妙地改变了传统术语的含义，从而使那些并不真正理解他的人广泛接受了他的作品。) 罗伊沃尔德只偶尔地被后古典主义或关系取向的作者引用，他们被罗伊沃尔德对传统术语的使用所误导，没有注意到罗伊沃尔德正在努力解决许多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主宰着我们最具创新精神的当代作者们的作品，对他们来说，罗伊沃尔德的作品可能是新思想和灵感的丰富宝库。要充分掌握罗伊沃尔德作品的力度和广度，唯一的方法就是慢慢地读、细细地读、完整地读。这篇文章是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是为该项目（充分阅读罗氏作品）提供的一种帮助——一种读者指南。虽然我只见过罗伊沃尔德一次，并与他进行过简短的通信，但这些文章都是出于对这位作者的感激之情，我慢慢意识到，这位作者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精神分析作家。在反复阅读和教授罗伊沃尔德的论文的过程时，我发现他的文章是提炼新思想和优雅概念的无穷源泉。我希望这些文章能让他的作品更容易的为人所用。我还希望证明，在面临仍是当今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上，罗伊沃尔德远远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追踪罗伊沃尔德的思想和他做出选择的原因，有助于在理论上以及临床实践中，使问题更加凸显，并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提供信息。因为罗伊沃尔德理解体验的每个维度都是从最初的原始的密度（the original primal density）出发的，罗伊沃尔德关注的所有重要主题——驱力和客体；幻想和现实；时间、记忆和哀悼；内化和升华——都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追溯到它与其他主题之间的交互关系。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罗伊沃尔德的思想建立在他对语言的理解上似乎是最合适的，因为他是如此关注他所选择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因为一些我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原因）。大多数哲学家和语言心理学家认为，早期人类的发展，在前语言期和语言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语言逐渐被理解为是产生成人心智的一种材料。继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赖尔(Ryle)之后，思维常被认为是内蕴化的语言(interiorized speech)；继拉康(Lacan)之后，许多人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无意识。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这个鸿沟就已经出现了，在孩子进入其将成为一个人的语言/符号系统之前，以及他后来的心理自我之间。语言理论家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感知能力，对鸿沟两边前语言期和语言期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态度（继维特根斯坦之后，马西娅·卡维尔Marcia Cavell, 1993将此鸿沟称之为“语言的面纱”)。对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950）来说，他认为语言的精确性高于一切，从前语言期到语言期的发展代表了独特的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不要让自己认为，动物在被文化同化之后还能被发现：动物已经不存在了。这不是一个把社会人格被固定或者延续在人类动物身上的事情。这是最初人类动物发展成为“人(human)”这个术语被恰当的用在了一个人(person)身上。物理化学世界的许多方面对每一个动物来说都是必要的环境——氧气是一种，但文化，社会组织，如语言，形成的思想等等，都是人类以及人类环境中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第210-211页]另一方面，对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来说，语言的出现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他对早期体验的感知觉和丰富情感的交互模式感兴趣。语言执行了其沟通的功能，这使得“语言自我感(the sense of a verbal self)”的产生成为可能，使我们的体验的许多特征变得可知和可分享，开辟了“一个新的链接领域” (p. 162)。然而，当“语言的面纱”使人无法触及过去时，沙利文（Sullivan）并没有为失去的东西伤心，斯特恩(1985)则认为语言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即语言也让我们的某些体验变得难以与自己和他人分享。它在两种同时存在的人际体验之间产生了隔阂：一种是生活中的体验，另一种是语言表达的体验。若不考虑语言的浮现性、核心性和主体间性的相关领域，体验只能在语言相关领域中被非常有限地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关联领域的事件，被认为是真实发生的，而在其他领域的体验就会遭受异化 (它们可能成为体验的地下领域the nether domains)。因此，语言导致了自我感的分裂。这个语言自我把相关性移动到了非个人化的抽象的语言层次之上，远离了个人的、即时的层级[第162-163页]”斯特恩和沙利文对此的态度截然相反。沙利文(1950)认为，当词语第一次出现时，它们体现了其原始语境的特殊性。因此，当宝宝说“妈妈”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沙利文认为，随着语言使用呈现出“共识效度(consensual validity)”，并进入沙利文所说的“语法化(syntaxic)”阶段，这些 “失调(parataxic)”的特征将会有用地消失。语言的抽象性剥夺了词语最初出现时的特质，而这一切都是好的。语言现在可以以一种其他人能够准确理解的方式使用，原始的“失调”语境的残余仍然作为孤僻的小块，削弱妥协的潜力。沙利文认为，人性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另一方面，对斯特恩来说，最丰富的体验形式出现在前语言期，这一时期有着密集的感官的和直觉交互的结构。这种感官的强度随着语言的出现而消失。和沙利文一样，斯特恩似乎也认为丧失是不可避免的；与沙利文不同的是，斯特恩视这种丧失为悲剧，是伴随社会互动的发展必然而来的一种痛苦的妥协。弗洛伊德（Freud）也在前语言期和语言期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语言与次级过程、现实原则、“文字呈现the “word-presentation”、当代，成人世界相关联，与“事物呈现thing-presentation”(前语言期，初级过程中幻想驱力的工作)相去甚远。事实上，意识本身是语言编码的。为了让潜意识的、婴儿的冲动产生可以进入意识的梦的驱力，它必须借助由当下体验残余提供的语言。因此，弗洛伊德也看到了前语言期和语言期之间的鸿沟。罗伊沃尔德对语言的理解的关键特征，是他对这种区分的挑战。对于他来说，语言超越了前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区分；语言在生命的最早期就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最重要的区分不在于前语言和语言，也不在于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而在于语言在这些发展阶段和心理组织水平的运作方式。开始时，罗伊沃尔德(1977)提出，语言是原初的“原始密度”的一个关键特征(第186页)，在这个“原始密度”中，感觉、知觉、他人和自我都是这个无缝无隙混沌体的一部分。她（母亲）和婴儿说话或者对着婴儿说话，并不是期望婴儿能听懂这些话，而是好像和婴儿一起自言自语……婴儿沉浸并被包裹在一种语言的流动中，这种语言流动又被包裹在母婴场域中的体验之中。 [第185页]。当母亲说出话语时，婴儿并没有感知到词语，而是沐浴在声音、节奏之中，这些声音和节奏是整体体验的突显成分。[第187页]罗伊沃尔德的意思是，前语言和语言发展阶段之间的区分是具有误导性的，即没有前语言期这回事。语言是人类自出生以来人类体验的一个内在维度。有意义的区别在于，在发展阶段，语言作为声音被包裹到一个总体的、高度未分化的体验中；而在后续的发展阶段，语言的语义特征优先于它的感官和情感特征。在他对弗洛伊德的语言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中，罗伊沃尔德将重要的分水岭描述为，初级过程中的语言和次级过程中的语言之间的区别。婴儿研究者最近的一些发现(DeCasper和Fifer, 1980)说明了罗伊沃尔德的观点。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孕妇会给胎儿大声朗读苏斯博士（Dr. Seuss）的经典著作《戴帽子的猫》。出生后不久，婴儿们更喜欢听母亲朗读那个故事的录音，而不是听母亲朗读苏斯博士的另一个故事。正如毕比（Beebe）、拉赫曼（Lachmann）和贾菲（Jaffe ）1997年所指出的，这些婴儿显然能够“分辨出节奏、语调、频率变化和语音成分的细微差别”(第137页)。考虑一下这个惊人的发现。语言是婴儿体验的一个显著特征，不只是在出生后，而是早在子宫里。婴儿能明显地分辨出口头语言的细微特征(毕竟，他们测试的是苏斯博士的两个不同的故事，而不是苏斯博士和黑格尔的故事)。而且，也许对罗伊沃尔德来说最重要的是，语言的最早体验深深被包裹进并体现在孩子与母亲的未分化的结合中，孩子在母亲体内慢慢变得有意识。在最开始时，词语，身体，情感，关系联系——这些都是整体体验中别无二致的组成部分。渐渐地，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语言呈现出一种非常非常不同的品质。孩子慢慢地理解单词的抽象的语义意义；词语的意义与它们出现时的直观感觉和情感背景无关。语言具有越来越多的外延意义，同时，语言能力使得以某种方式使用语言的能力成为必须——即以一种任何人（不仅仅是母亲）都能理解的方式使用语言——用沙利文的话来说，这些语言具有句法的交互一致的有效性。因此，罗伊沃尔德认为，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在次级过程模式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初级过程模式中发挥作用），这促进了一种理性地处理日常现实的适应能力。当语言被用于次级过程的目的之后，语言的初级过程体验发生了什么? 在评估精神生活质量以及每个主要的心理动力学维度中，早期体验的组织模式问题一直是罗伊沃尔德的核心问题。对于罗伊沃尔德来说，平衡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如果语言没有变得抽象，没有从最初的初级过程的语境中得到足够的拓展，婴儿就会陷入一种功能失调、未完全分化的自闭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语言完全变成了次级过程功能，如果语言原始的情感密度几乎被完全地切断，结果将是个体陷入一个功能上强大但情感上死寂空虚的困境。同样的词语在其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中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罗伊沃尔德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联系有多活跃？语言的适应性、日常的（次级过程）形式是否与它早期的感官、情感、无分化（初级过程）起源产生共鸣？或者，是一种分裂把这两个部分分开了吗？这种“断裂”成为罗伊沃尔德对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的最佳重构，“压抑”不再是对于将冲动、幻想或记忆意识化的拒绝，而是早期的发展与后期的体验和精神组织形式的分离。我和小女儿的一次经历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她当时一岁，开始用热情地使用语言，这让我非常开心。我们坐在餐桌旁吃早餐，她把她的小杯子举到我面前，语气坚定地说:“Numa Numa Numa joooose。”我专注地看着她的眼睛，缓慢而清晰地回应她：“萨曼莎Samantha，你想再来点果汁吗？”碰巧就在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罗伊沃尔德的论文《初级过程，次级过程和语言》，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我是如何回应我的女儿的。我似乎觉得我是在帮她的忙（或者说，至少我认为她是这么做的），帮助她塑造她那孩子气的顽皮的讨果汁的方式，变成任何跟她用英语对话的人都能识别和回应的话。但是，阅读罗伊沃尔德的作品让我注意到，她使用语言的方式比我有趣得多，在我提供给她的语言能力的课上，这种趣味被损失了多少？我开始担心，事实上，我可能会毁了她的生活。她可能会变得非常擅长要饮料喝，但她失去了如此令人愉快的活力和感官上的乐趣。于是，我没有像我之前那样教她讲话，而是开始模仿她说话的方式。这种体验更有趣，更吸引人，且更丰富。我偶尔也会想象她在大学餐厅排队，用同样的方式要一杯饮料，导致她自己丢脸。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终于学会了用规范的方式说话。但是罗伊沃尔德的希望是，在她喝饮料和要求获得更多的成人体验 以及 她早期充满情感和感官的体验之间，仍有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是语言为过去与现在、身体与世界、幻想与现实提供了丰富的生命链接；语言深深地被嵌入在它最初的关系语境中：“事实上，关于一个事物和描述这个事物的语言之间的联系 是否生动鲜活，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我们与一个教会我们说话的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罗伊沃尔德, 1977 年，第197页)。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在密集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ical）语言中，罗伊沃尔德(1977)让我们得以瞥见他对生活的看法——在一端是精神混乱，而另一端是精神分裂的高度理性的连续谱的中间——是最丰富最重要的体验形式：在日常的心理功能中，压抑总是或多或少地起作用；有一个（些）相对孤立的词语……间接的……或者薄弱的联结通常会保留，维持一种平均水平的心理功能，这种心理功能代表着一种可行的妥协，即在过于亲密和强烈的接近潜意识及其具有威胁性的创造-毁灭潜能之间的可行的妥协，它是无意识的绝缘物，在那里人类的生命和语言不再充满活力，不再被它的火焰所温暖。语言思维和它的原始指示物之间相对缺失和薄弱的联系，使得语言可以作为日常理性思维和行动的载体，相对不受倾向于消耗理性的无意识力量的影响或庇护[第188-189页]。注意这里关于无意识的隐喻的微妙而关键的转变，从弗洛伊德的“沸腾的大锅（seething cauldron）”到壁炉。对罗伊沃尔德来说，无意识的显著特征不是爆炸性的能量或推进性的驱力，而是它的去分化（dedifferentiating）的影响。与分化的、适应性的、次级过程的经验一样，另一种更早、更原始的去分化、情感密度和融合的经验组织被永久保存。体验的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是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罗伊沃尔德有时把它们称为“组织层次”）。压抑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结；语言则有能力联结它们。罗伊沃尔德(1977)认为，“语言是最真诚和最主动的信使，它把人、自体和客体世界相联，把抽象的思想和具体的体验相联。总而言之，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得以言和。”在罗伊沃尔德开始学医之前，曾在弗莱堡跟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了三年的哲学。在许多方面，罗伊沃尔德一生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对弗洛伊德基本概念的解读。没有什么地方比罗伊沃尔德把语言置于中心地位更能明显地感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Steiner斯坦纳，第127页)。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生活是肤浅和空虚的。他的许多著作都需要回到最初的希腊术语中进行阅读，希腊属于作为一种原始的语言，曾经完全栖身其中，现在仍然隐藏其中。罗伊沃尔德同样认为当代、传统的生活是浅薄而空虚的。罗伊沃尔德认为语言的使用体现和创造了不同形式的精神生活。精神分析的语言使得病人早年生活中语言的原初密度和感觉情境得以复兴，使得病人的精神生活恢复了活力。
精神分析学应该用什么语言写和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相当多的其他理论家并没有像罗伊沃尔德那样大胆地创新，他们认为，随着从驱动理论转向更多的人际关系理论，弗洛伊德的语言，作为精神分析的原始语言，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沙利文就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为了找到文字来表达他的意思，他认为传统的精神分析术语没有用，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包袱。所以他创造了很多新词。同样地，科胡特（Kohut）在慢慢地将自体心理学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模型引入时，也引入了新的术语：镜映(mirroring)，共情(empathy)，自体客体(selfobject)，主体间性理论引入了更多的新术语：组织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s)，发展性争斗努力(developmental strivings)，同时避开了传统词汇，如驱力(drive)，特别是，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据我所知，罗伊沃尔德没有引入任何新术语。他喜欢古老的词语。如果断章取义，罗伊沃尔德的许多段落，很容易被误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分析著作。然而，对罗伊沃尔德来说，他使用的所有旧词都有明显不同的含义。正是他对古老传统术语的使用，才使得许多读者如此容易忽略罗伊沃尔德的创新。那么，罗伊沃尔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1977年，谢弗(Schafer)的著作《精神分析的新语言》(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sis, 1976)出版后的第二年，罗伊沃尔德写的一篇论文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因。在这方面，谢弗的著作与罗伊沃尔德的著作形成了极好的对比。谢弗曾经接受过罗伊沃尔德的督导，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罗伊沃尔德对弗洛伊德理论修正的影响。Schafer曾在拉帕波特（Rapaport）及其组织弗洛伊德理论并使之系统化的项目的影响下工作。谢弗(1968)的上一本书《内化的各个方面》(Aspects of Internalization)，是一次对古典术语的非同寻常的清理，使其更加精确，摆脱其不合时宜的特点。到20世纪70年代初，谢弗显然已经放弃了。他认为古典精神分析的语言充满了误导人的错误的含义，在《精神分析的新语言》(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sis)一书中，他对经典的精神分析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语言——“动作语言(action Language)”。他认为，“动作语言”更适合我们的目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罗伊沃尔德承认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和通常的阅读它的方式的问题，但反对放弃经典术语。罗伊沃尔德在明确提及谢弗时断言： 精神分析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新语言”，而是对当前的语言更少的抑制，更少卖弄学问，和不那么狭隘的理解和诠释，从而促进对于概念、理论公式或定义的意义的阐述和转变，而这些可能有或者也可能没有被弗洛伊德设想到。（第191-193页）罗伊沃尔德没有详细阐述对于传统术语更具想象力的用法的优势，但他对语言本质及其在发展中的地位的理解，使得他的推理很可能是这样的。弗洛伊德的语言，即驱力理论的语言，是精神分析的古老的语言(就像海德格尔的古希腊语)。它包含在自身之中，并与它所描述的早期婴儿身体体验，以及弗洛伊德天才的革命性突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罗伊沃尔德(1980)在他的论文集的“序言“的结尾写道：“弗洛伊德与我们这代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从未见过他本人，但在我成长并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过程中，他一直是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对我来说，通过他的作品，他让我感受到了其鲜活的存在。”对于罗伊沃尔德来说，弗洛伊德的存在，通过其著作中的语言被体验到（我猜想，罗伊沃尔德或许也通过母亲在哀悼已逝的丈夫时所弹奏的乐曲中，感受到从未曾谋面的父亲的存在）。因此，与其寻找新词汇来表达新见解，罗伊沃尔德选择将自己的创新小心的嵌入旧词汇之中，在创造新含义的同时也试图保留与深刻过去的共鸣。在一篇名为《动机与本能理论》(Motivation and Instinct Theory)的论文中，有一段很有感染力的段落，充满了元心理学的冲突，罗伊沃尔德让我们感受到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对他的巨大影响。我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来引用它，是因为它在罗伊沃尔德的所有作品中是如此的不同寻常，而且它让我们对罗伊沃尔德自己对弗洛伊德的深刻的革命性创新的热情有了惊人的一瞥(1980)。Triebe（动力），本能，远比科学家、医生、部长、法官(“受过教育的圈子”)想承认或知道的要多——是什么让人类世界运转；在家庭和他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文明职业和成见中，是什么驱使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行动、思考和感受，以及自我约束、抑制和恐惧。它们主宰着人们的爱情生活，影响着人们对孩子和权威的行为。它们让人生病，让人疯狂。它们使人堕落和犯罪，使人变成伪君子或者说谎者，也使人变成追求真理或者其他美德的狂热者，或者变成神经质的，固执已见的，有偏见的或是焦虑的生物。它们的性需求、成见和禁忌是这一切的根源。理性的、文明的、节制的、“善”的行为，高尚的、善良的行为和思想感情如此受到重视，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姿态，自我否认，合理化，扭曲以及隐藏——是一层薄薄的面具，掩盖和美化了真实的生活和本能的真正力量。身体的生命，需要，习惯以及功能，亲吻、排泄物以及性交，味道、气味以及视觉，身体的噪音和感觉，爱抚和惩罚，抽动、步态和运动，面部表情，阴茎和阴道，舌头和手臂，手，脚，腿和头发，痛苦和快乐，身体的兴奋和疲惫，暴力和幸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类生活背景下的身体[第125页]。这篇文章的突破性，植根于对元心理学问题的复杂而抽象的讨论中，传达了某种力量（语言具有“神奇的唤醒功能”） 。罗伊沃尔德在精神分析中更诗意地使用语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情境中。他指出，诗歌（和秽语）是一种表达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声音创造了一种交互作用，这产生了一种既是认知又是感觉的体验——具身理解（embodied understandings）。分析师应该如何与病人交谈？罗伊沃尔德几乎没有提供他自己工作的实际临床例子，但很明显，他认为，分析设置中的语言，相比传统古典精神分析家（或沙利文，选择另一个比较点而言） 使用的语言，语言在其中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功能。经典的精神分析的诠释被认为是纯粹的符号术语学，作为一种解码，一种将病人的联想的潜在的无意识意义翻译成显性意义的举动。与此相反，沙利文认为在分析设置中，分析师的语言是一种研究工具，可以越来越清楚的了解在特定的人际情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罗伊沃尔德对语言的关注与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正如他所说，我们使用语言不仅是为了传达意义和澄清情况，也是为了唤醒心灵状态，形成并链接体验。我自己的一个简洁点临床小片段可能会使这些差异显得更清楚。一个病人因为睡眠障碍而开始分析，他对整个无意识概念持非常怀疑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心理呓语”。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报告的头两个梦境是可怕的地下隧道，人们会在里面消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在他对这两个梦的联想中，他告诉我在他童年时期家人居住的房子后院。地下有个化粪池。这个池需要经常排水——这个过程需要一辆大卡车，以及相当大的费用，还会有难闻的气味。病人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把家庭的目标定义为为孩子的教育支出省钱。减少化粪池排水的频率可以节省家庭开支，而且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化粪池系统更高效，这样卡车就不那么需要经常使用了。这需要在化粪池附近挖沟，并在沟中安装“侧沟”，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水从化粪池里流入土壤。每年夏天，父亲都会带领家庭一起挖更多的侧沟。我的病人，从一个相当年轻的男孩开始，就被征召入伍。他对这些活动的记忆，几乎和他所有的童年早期记忆一样，都是快乐喜悦地参与其中的。但有一次，他在一条沟渠的底部挖掘，挖出一块岩石，挖进地下水，水开始填满沟渠。由于他的身高比沟渠的深度要矮，当洞被水填满时，他被拉了出来，这使得他感到惊慌。经过了几个月对他目前生活各个方面的探索，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历史，并讨论了他勾起回忆的梦境，我们的工作陷入了瓶颈，他表示不愿意来治疗。当我问及他不情愿来治疗以及他对此的感受时，他说他害怕我很快会对他失望。他说：“我只是担心你会觉得我工作得不够努力，挖（digging）得不够深入。”当然，他的措辞相当惊人，我后来认为，那一刻是移情的一个主要特征的呈现。我和他共同参与的分析过程，已经被象征性的等同为他父亲的“侧沟”：分析本来是对他有好处的，但是他已经开始感受到施加在他身上的要求带来的压力。我的认可对他而言极其重要，而他的自尊似乎也依赖于此。后院里渗出粪便的画面，似乎与他不愿意让自己进入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分析师应该如何谈论这个病人的“挖掘digging”？在经典的框架中，需要一个及时的诠释，将分析作为一个空白屏幕，来访者与父亲的童年经历在其中得以呈现。诠释的目的是把现在变成过去。沙利文自己也对挖掘感兴趣，会问病人很多关于挖掘的问题，既包含过去也包含现在。我想，罗伊沃尔德可能对这个词本身的声音和形成它的物理体验感兴趣。我发现自己默默地说着这个词，并注意到说出“挖掘digging”的声音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穿透性的特质，这一特质与词语的意思相符。要说出这个词，人们必须把舌尖与上颚分离开来，并把嘴唇从牙齿上微微向后拉。我越想越觉得，说出这个词所需要的意义、声音和身体活动，都参与创造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链接形式（首先是对父亲，然后是对我），传达了一种克制的、几乎是被驾驭的攻击性，一种同性恋的感官性（在一起挖掘）和一种顺从感。在我看来，最有用的办法不是将这个词从其原初的背景中剥离出来，是试图重新唤起这个词在过去和现在的复杂共鸣，它的关系意义，它的性和攻击性的内涵，它的唤起心灵状态和主观世界的能力。罗伊沃尔德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现实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仔细阅读他最早期的论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49年，他在巴尔的摩精神分析学会(Baltimore Psychoanalytic Society)之前阅读了一篇题为《自我与现实》(Ego and Reality)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梳理了弗洛伊德理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罗伊沃尔德建立了对弗洛伊德关于自我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传统解读，然后将另一种解读结合在一起，而这成为罗伊沃尔德自己的视角，并且这也更为有趣，这种方式成为了他的方法论的标志性特征。弗洛伊德关于自我与现实(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个体心理与现实)关系的观点，传统的理解是，它们从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本我（id）要求立即从其驱力（drives）的紧张中解脱出来；外部现实，特别是文明生活的社会约束，对于寻求即时满足的性和攻击的驱力而言，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弗洛伊德(1923)提出，自我像一层膜一样生长在本我的表面，因为本我及其快乐原则与外部现实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自我主要服务于一种妥协和防御功能，保护心灵远离与之分离的不相适宜的现实；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尽其所能地找到秘密的、伪装的、对本我欲望的满足。罗伊沃尔德(1980)指出，“这个关于自我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概念预设了一种基本的对立，这种对立必须被弥合或克服，才能使现实中的生活成为可能。”弗洛伊德对心灵的看法，以及本能幻想与现实感知之间的关系，是等级分明的。幻想是一种较低级的心灵组织形式，更接近于初级过程，而主体则充斥着基于幻想的愿望。对现实的精准感知则与更高的心灵组织形式——次级过程有关；弗洛伊德所钟爱的科学的最高点——客观性（objectivity），已经被基于幻想的愿望洗去了。在这种等级排序中(类似于上一节探讨的语言与前语言之间的区别)，有一个隐含的达尔文式的隐喻。胚胎重演律（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作为物种进化的镜像，个体心理开始于较低的生命形式(本我)，并产生更高的生命形式(自我和超我)。当然，弗洛伊德反复强调，由于预示着“被压抑者的回归”的神经症症状的存在，人类不能简单地（通过压抑）将自己从他们原始的动机基础中切断。这就是为什么升华，对于那些弗洛伊德认为有天赋的人来说，是一种天赋，它使目标抑制的较低级别动机，有可能在更高层级的追求中得到满足。通过增加了驱力“中和”的概念，罗伊沃尔德时代的弗洛伊德自我心理扩展了这种价值的等级化(hierarchicalization)，即通过这种方式，较低的性和攻击性冲动可以被自我清除掉它们的本能特质，然后利用它们现在净化的能量来实现更高的自我功能。但是，罗伊沃尔德认为，还有第二条线索，即弗洛伊德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化的潜台词。在这个潜台词中，自我和现实并不是两个相互冲突的领域，而是在一开始，自我和现实是原始的混沌体。罗伊沃尔德(1980)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段话，他反复回顾这段话，让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1930)对 “海洋般感觉（oceanic feeling）”的讨论 (在《文明及其不满》的开端)，并论述：自我与现实或客体之间的链接，并不是从一个最初互不相关的两个独立实体的共存发展而来的，而是相反地，由一个混沌的统一的整体逐渐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部分。母亲和婴儿并不是走向彼此并发展出一种关系，而是，当婴儿出生后，与母亲分离，由此，原本是一体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才成为可能。（罗伊沃尔德, 1949，第11页）罗伊沃尔德接着说道，不仅仅是母亲和婴儿间融合一体的体验存在于发育早期（类似于马勒的共生期的概念），而且有一种体验的组织贯穿一生，即在这样的体验里，那些在后来发展出的自体和客体，内在和外在，幻想和现实的区分是可以溶解的。关键是要明白，罗伊沃尔德并不认为未分化的体验是虚幻的或不那么“真实”的。这种未分化的体验，就像在适应传统现实生活中所必需的“分化”一样真实。这些不仅仅是发展阶段；它们是体验的毗连模式。罗伊沃尔德在其最后的作品中，对温尼科特关于这一点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洛瓦尔德已经意识到，温尼科特（Winnicott）关于过渡空间和过渡体验的丰富概念，解决了许多罗伊沃尔德自己也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Goldman(1996)很好地捕捉到了温尼科特和罗伊沃尔德一样，试图将幻想作为生命力和意义的来源：“在潜在的空间中……我们作为自己体验的创造者或解释者而重生；现实是用幻想来诠释的，而幻想是用现实来诠释的。感知使幻想变得相对安全；幻想使感知变得相对有意义”(第341页)。但温尼科特始终给予传统现实更大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地位。足够好的母亲(The good-enough mother)不会挑战孩子赋予过渡性客体(the transitional object)的虚幻地位。足够好的母亲会满足孩子的“随兴的表达”(The Spontaneous Gesture, 1987)，使“幻觉时刻”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时刻，孩子相信自己创造了乳房。但，罗伊沃尔德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没有任何所谓的幻觉。而温尼科特则将这些时刻的体验描述为幻觉，即与他所锚定的客观而传统的现实相比的不真实体验。儿童和病人都需要这些幻觉来获得安全感（艺术家也需要这些幻觉来自由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对温尼科特来说，这些都是幻觉。而对罗伊沃尔德而言，这并不是幻觉，这对罗伊沃尔德的整个思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考虑一下罗伊沃尔德(1988)对人际事件的描述，温尼科特将其描述为“幻觉时刻”：“母亲和婴儿可以说是在嘴—乳(mouth-breast)相遇时创造了对方：他们遇到了某物，并且，出于需要或欲望，共同创造了它的使用”(第76页)。在另一方面，罗伊沃尔德挑战了温尼科特关于过渡空间、中间区域的观点，温尼科特将其指定为幻觉的领域，即发生在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之间的区域；罗伊沃尔德(1988)指出，“但正是外在现实和内在现实的分离，才有了‘现实’和‘幻觉’的可能性。在理清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之前，没有第三个中间区域的‘空间’，没有空间来区分或反对幻觉和现实”(第71页)。”罗伊沃尔德在这里阐述了两个密切相关但又截然不同的概念。首先，思想是紧密而复杂地相互联系的。在哺育宝宝的夫妻中，婴儿对哺乳的需求与母亲对哺乳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婴儿的哭声会在母亲的乳房中产生出一种“失望”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声称婴儿创造了准备好的乳房，这并不是幻觉。 婴儿的饥饿和饱足节奏几乎是在出生后立即产生的，这是母亲自身互动节奏的部分产物。用最近婴儿研究的语言来说，母亲和婴儿确实通过微妙而有力的相互影响过程共同创造了对方。但，罗伊沃尔德还提出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更具挑战性的另一个观点。在婴儿的体验中(也许在一些母亲的体验中，哭泣和反应，嘴和乳房之间是没有区分的)。哺乳体验是一种自我与他人之间没有明确分化的体验。这是很难理解的，除非作为一种幻觉或一种不真实的东西，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把我们日常的自我与他人、内在与外在的区分，看作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现实。 但是考虑一些基于这个前提很难解释的现象。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发现自己把孩子抱得离自己的身体远远的，她的手臂张开着，真的是一臂之遥。她可以按照惯常的方式抱着孩子，把手臂弯曲放在胳膊肘，并靠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出于某种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与手臂保持一定距离的姿势似乎更自然、更舒适、更“正确”。她后来发现，在她的妈妈怀着她的时候，妈妈在一场车祸中折断了双臂。在生完孩子后的几个月里，妈妈的两只手臂都打着石膏，（抱她时）得伸开着双臂。灵长类动物学家Steven Suomi(1995)提供的数据似乎与这个故事有关。Suomi在许多不同的领域探索并扩展了鲍尔比（Bowlby）的“依恋”概念的含义。一组研究考虑了猴子的养育风格问题，试图从经验因素中找出遗传因素。在这种不可能在人类身上进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小猴子与它们的生母分离，并将它们与养母放在一起。他们随后评估了这些小猴子长大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的养育风格。研究人员发现，其决定性作用的是经验，而不是基因；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小猴子在风格上与养母相似，而非生母。猴子妈妈养育猴子就像它们自己被养育时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数据不应该让精神分析学家感到惊讶。从本世纪初开始，弗洛伊德就用“重复性强迫”一词来描述这种形式，即早年创伤经历在生命中通常角色互换地反复出现。受虐者变成了施虐者。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极其令人不安的经历，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与自己的孩子相处的令人沮丧的时刻，父母对我们说的那些愤怒的话就从我们自己嘴里冒出来，就好像出自寄居在我们体内的恶魔之口。这类数据的挑战不在于或好或坏的童年早期经历在成人生活中的重复现象，而在于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诠释。外在的东西已经被储存在我们的内在。外在的东西是如何在我们的内在安家的呢？精神分析理论家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术语来精确地解释这一现象：内化(internalization)、内在客体(internal objects)、内射(introjection)、合并(incorpor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等等。我喜欢这些术语，它们伴随着很多临床上有用的解释，来思考外在如何变成内在的方式，以及在这样的方式中对人做了什么，或者在人的存在下，这些如何变成人自身的一部分。但这些解释在解释像“伸开双臂的女人”和“猴子的母亲”这样的故事时，似乎有些牵强附会。我们真的相信婴儿的母亲的手臂上打着石膏，或者猴子婴儿清楚地感知到——它们的母亲作为外在客体的相关特点，然后通过一个相当复杂的防御过程，建立了一个内在的形象，然后与另一个独立的形象产生认同？对我来说，更有说服力的假设是，像这样的早期经历，不是作为对外在他人的图像的清晰描绘而存储的，而是作为体验的动觉记忆存储的，在这些体验中，自体和客体是未分化的。在我看来，被记录和存储的似乎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养育”，其中母亲和婴儿被融合进一个包含着他们俩的单独的事件。这可能是许多强烈的情感情绪——不仅在婴儿期，也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仅是在次级过程中被组织起来，即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和外在，自体和客体，都被清晰的描绘出来；这些强烈的情感过程，也在初级过程中被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体验到彼此共同创造的感觉。最近对分析情境的描述，就被分析者和分析师在移情和反移情中的相互共同创造而言，正是在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例如，在奥格登（Ogden）对“分析性第三方(analytic third)”的描述中，没有办法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各自为互动带来的东西清楚地分开，因为在分析语境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另一方的情感参与（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角色）。考虑一下罗伊沃尔德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外延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提出的“内部客体世界”这一紧密相关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克莱因认为，婴儿对物质和身体部位在内外边界来回运动有着复杂的内摄(introjective)和投射(projective)的幻想。因此，当我发现自己愤怒地用我父亲对我说的话来对我女儿说话时，我就认同了一个在我内心建立起来的父亲的内摄形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无所不能的控制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罗伊沃尔德的观点中，我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愤怒话语——它们就是我。我可以在一个旨在评估次级过程思维的多项选择题测试中，告诉你什么是我的父亲，什么是我。然而，在那些充满情感的时刻，当它们最初发生时，以及当它们在几十年后再次出现时，令人恼火的孩子和愤怒的父母，在初级过程层面上，是一种单一的未分化的体验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可以使用罗伊沃尔德的建议，重新定义构成克莱因内在客体世界的幻想，使之不再是虚幻而不真实的，而是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持续的体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对于内在和外在，自我和他人的区分并不适用。想象一个女人，她在40岁出头的时候寻求治疗，因为她感到被一种她一直都在经历的悲伤所困扰——这种悲伤与她在5岁时母亲在一场车祸中突然去世有关。在那场灾难性事件中，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她的母亲。她的父亲觉得自己无法照顾她和她的哥哥，把他们送到了寄宿学校。她在一所修女开办的学校/孤儿院上学，周末回家和父亲在一起，她觉得父亲失去了亲人，不堪重负，为了照顾他，她不得不消除自己的一切需要。她变得早熟，并非常成功地存活下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因此，她失去了整个世界。更糟糕的是，父亲认为谈论母亲的痛苦会让他的孩子承受不了，所以所有关于母亲的话题都被禁止谈论。她很幸运地在壁橱里找到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唯一接近哀悼的经历是秘密的，那是她在照片中寻找对母亲的记忆的孤独时刻。在她30多岁时的一次治疗经历中，她的体验集中在对哀悼机会的巨大的抑制上。治疗很有帮助，但她只能唤起对母亲非常模糊的记忆，悲伤依然存在。从那以后，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五岁了。他已经开始上学，正经历着与她分离的巨大困难。在我们工作不久后，我们才意识到，她之所以回来接受治疗，部分原因是处于恐惧，即她在自己五岁时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会以某种方式重现在他的生活中。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她自己的经历，她儿子的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呈现了许多方面。我选择了一个与此讨论有关的线索。她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地描述她的感觉，说她的儿子是“我的一部分”。当然，有觉悟的父母不应该这么想，但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发现这实际上是她的现实。她描述自己看着儿子和同学一起玩的经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好像一直都很迷人。从我和自己孩子的经历中，我对她的描述有所了解，但这似乎是一种更强烈、更无所不在的东西。所以，我请她看看她是否能感受（理解）到“他是我的一部分”的这种感觉。她还记得自己怀孕时的全神贯注，确切地说，她的儿子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她还记得他出生时那种分离的奇异感；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她的一部分，虽然不再是她的一部分。接着，她将自己的记忆，与失去母亲的记忆联系起来，她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事实上，从那时起，她就感到了一种缺失，像个空洞，就好像她的一部分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她曾觉得，也许在成为母亲之后，她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母亲，尽管她从未真正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告诉她，当她失去了母亲，她也失去了自己的一个部分，她对儿子的迷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她自己被剥夺的童年的迷恋。在她注视着他的同时，她也在寻找自己失去的部分，以及她失去的母亲。我们要如何描述这个女人将她儿子的体验为“我的一部分”？这是幻觉吗？这是原始的幻想吗？或者这是一种与我们通常栖息于的传统不一样的现实？我发现，一个令人信服的思考是，这个女人早期的灾难性损失不仅是失去了另一个人，也失去了另一个自我，一个世界，而这些都支离散乱地混在一起了。我认为，她的怀孕暂时填补了那次失去所留下的空洞，她的儿子象征着她存在的那部分自我，以及她只体验到缺失的那一部分自我。反过来，他也一定是将她的丧失和对于分离的恐惧，当作是自己的一样来体验。她对分析情境的体验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我是专业的，我们的关系也是专业的。她保留着她对我的感情，以及我对她的感情，恰如其分，干净清爽。她做了一个梦，与我们的工作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这个设置让人联想到与她的余生相隔甚远的在世界边缘的一个房间。只有当这些区分开始被打破时，关于她自己、她儿子和我的不那么理智的情感才得以出现，并且变得更富有体验，更能被讨论，她才开始对自己感受到一种更丰富的，不那么挥之不去的悲伤感。罗伊沃尔德认为，在童年早期，幻想和现实并不是对立的，甚至是不可分离的。相反，它们是相互渗透的。在早期的体验中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感觉，以及一种不可避免的失望感，伴随着婴儿对客观现实的共识世界的逐渐适应。罗伊沃尔德反复强调，将客观世界误认为是真实的唯一的现实，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规范，但却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自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崇拜后，精神分析“不知不觉地接管了许多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对现实的体验和概念，并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客观现实’”(罗伊沃尔德, 1980, 第30页)。相反，对于罗伊沃尔德来说，完全脱离了婴儿幻想的成人现实是一个干瘪的、无意义的、没有激情的世界。罗伊沃尔德时代的传统的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认为，驱力的逐步中立状态 和 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胜利，是心理健康的最高境界。罗伊沃尔德将这种状态视为一种具有文化价值规范的病理学。对罗伊沃尔德来说，健康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幻想与现实和鸣，过去丰富着现在。想想在婴儿爱和成人爱之间的关系的日常临床问题。正如弗洛伊德(1924)说的那样，恋母情结的爱的对象最好被永远放弃吗，还是像弗洛伊德(1930)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说的那样，恋母情结永远笼罩着成人的激情，威胁要把成人的爱引入不可避免的乱伦冲突？弗洛姆(Fromm，1956) 遵循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指出，成人爱中的恋母情结和童年激情的任何痕迹，都意味着神经症和无法完全融入当下。与弗洛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伊沃尔德在其最著名的诗句中，详细地描述了：“被过去弄得心神不宁（闹鬼）的现在”和“被过去丰富着的现在”之间的区别。罗伊沃尔德 (1960)认为，随着病人在对分析师的感受中无意识地尝到了“认同的血液”，精神分析中的移情变得鲜活起来，“那些鬼魂重新苏醒过来” (第249页)。在神经症病人那里，过去被不恰当地埋葬了。了解鬼的人告诉我们，鬼魂们都渴望从鬼的生活中得以解脱，作为祖先得到安息。作为祖先，他们可以活在当代，而作为鬼魂，他们被迫鬼影重重地萦绕着当代。无意识的鬼魂，被防御所囚禁，但这将病人一并禁锢在防御和症状的黑暗中，啖其血肉以求释放。在精神分析的日光下，无意识的鬼魂被埋葬，作为祖先而安息，鬼魂的力量被接管，并转化为当前生活、次级过程和崭新客体。(第249页)对弗洛伊德来说，移情是对“记忆工作”的阻抗，而“记忆工作”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清理和净化。对罗伊沃尔德来说，移情是一种再生，是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的重新链接。在罗伊沃尔德(1980)的观点中，充满幻想的潜意识的初级过程，和日常现实的次级过程，是相互需要的：“无意识需要 当前的外部现实（客体）和当前的心理现实（前意识），来保持其自身的连续性，以免被谴责为过着鬼魂的阴影生活或毁灭生活”(第250页)。另一方面，意识及其当前的客体需要与无意识的情感密度联系起来，没有无意识，“人类生活就会变成贫瘠的空壳”(第250页)。罗伊沃尔德说，“我们的现在、现在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与无意识的、婴儿的体验在强度和深度上是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这些体验代表着所有后续体验的不可摧毁的母体”(第251页)。罗伊沃尔德以其不动声色的方式，转化了分析进程的基本价值，用意义代替理性，用想象代替客观，用活力代替控制。改善的核心影响在于重新链接：在分析过程中，婴儿般的幻想和记忆，通过与分析情境和分析者的当前现状相联系，重新获得意义，并可能重新融入整个精神生活的洪流中……与此同时，当分析情境的当前现状与婴儿般的幻想联系在一起时，这种现状获得或重新获得了意义，即，这种体验的深度是通过与婴儿般的体验根源进行活生生的交流而产生的。 [罗伊沃尔德, 1974，第362 – 363页]。以凯特为例，她是一位3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由于与男性有过一段令人沮丧、失败的关系而进入精神分析。她有一种并不罕见的倾向，即选择那些似乎明显不适合谈恋爱的男人。当我们开始梳理凯特的一些经历时，很明显看到，与一个可能实际上可获得的男人，处于一段可能的亲密关系中，让她非常焦虑；她倾向于表现得非常不自在，并迅速离开。在最初几个月的治疗中，随着她越来越觉察到这些模式，凯特变得更能耐受她的焦虑，因此，也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社交和亲密关系。在我们对她当前经历的关注中，穿插着一些凯特与其家人的复杂关系以及她早年生活。她在一个工业小镇的工人阶级居住区长大，家境贫寒。她的父亲酗酒、孤僻，她的母亲负担过重、情绪低落，她的母亲对于她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而言一般都是不可及。母亲的母亲和兄弟都和这家人住在一起。起初，舅舅在凯特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无足轻重，但渐渐地我意识到他对她是多么重要。与凯特的父母不同，她的舅舅有点世俗和成功。他有一辆汽车，并且似乎善于享受生活。他会在周末带其他家庭成员出去兜风，了解电影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是一个比凯特的父亲更令人兴奋的人物，而凯特的父亲很少关心她。舅舅还是母亲非常喜欢的人，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父亲的退出所造成的空白。在凯特几岁的时候，这个舅舅因严重犯罪被捕。凯特还记得她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审判的情景，以及笼罩着整个家庭的巨大悲痛。舅舅被判入狱五年。当他重新回到家里时，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愤怒，怨恨，精疲力竭。他变得残暴可怕。他欺负孩子们，凯特越来越讨厌他。我慢慢形成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位舅舅对她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她童年后期的恐惧，还因为她早年的积极情绪。凯特不喜欢我的这些看法。在她看来，她恨她的舅舅，甚至不想谈论或想到他。在工作大约六个月后，凯特开始与一个承诺会保持亲密关系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做了一系列关于舅舅的梦。她所能记得的就是他们很暴力，大喊大叫地争吵，就像她青春期时发生的那样。在一次治疗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试图让她对她与男人之间新的、更深刻的体验，和她与她舅舅的在她的梦中重现的旧体验 之间的可能联系产生兴趣。她似乎很不感兴趣。我给出了类似这样的诠释。在她还小的时候，她的舅舅对她非常重要；她深深地爱着他。他的突然被捕使她非常痛苦，但她仍对他念念不忘，因为她期待着他的归来。他身上的戏剧性变化对她而言是毁灭性的，让她感到极其痛苦。这变得非常重要——即，永远不要让自己与以前的爱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因为失去它们的痛苦将是无法承受的。事实上，她对痛苦的恐惧与她对舅舅的爱有关，这使得她与男人的亲密关系变得危险。我想，只有当她能够允许自己 与 她突然放弃的对舅舅的爱 重新联系起来时，她才有可能忍受自己现在对于男人的爱。她承认我的猜测很有趣，然后就离开了。在下一次治疗开始的时候，她报告了类似的关于她舅舅的梦，并说她一直在思考我的诠释。然后她沉默了。我问她在想什么，她眼睛里闪着光，这对她来说并不少见，她说： “我正在想办法说服你，让你相信我对我舅舅的感觉都是错的。”我发现自己打趣地回应她：“全错了！什么叫全错了？我想我并不是全对的，但我很确定有些是对的。哦，全错了，好家伙！”她笑了。我觉得我们之间可以有更多的玩笑。然后她继续谈别的事情，我们几个月都没再谈舅舅的事。但凯特与男性的关系更深了。我不知道这种互动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很难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用罗伊沃尔德思考过去和现在关系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凯特的叔叔是一个“鬼魂”——充满情感的过去的一部分——通过压抑从她现在的体验中分裂了出来。我们可以说，她现在和男人的关系，被她对失去舅舅的感到危险的感受所萦绕。我相信这种关系在我们的互动中得到再现。我的诠释要复杂得多，而且用的是一种比我平常习惯的更权威的声音。我想，在她眼中闪烁的光芒和她想证明我“全错了”的雄心中，有一种嘲弄的意味。后来我意识到，我回答时那种假装争辩的语气，实际上源自我早年与我最喜欢的舅舅的关系，他非常受人尊敬、也非常好辩，且固执己见，他也可以很好玩。我相信凯特和我在与有关权利、协商以及玩乐的议题中进行工作。这一切在当时都不是可以自己意识到的；这些意义是被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但我认为凯特是在测试我是否能以与她舅舅不同的方式使用权力，以及她是否能使我让步。我成了她的舅舅，但这次我们得到了不同的结果。用罗伊沃尔德的话来说，断裂使得凯特的过去和她的现在分开了，但两者都经受痛苦。她的过去，连同她在她期待的男人面前玩耍和幻想的能力，都消失了。她的现在变得失去了深度和活力。在移情中，来自过去的鬼魂得以现身，在反移情中，新的链接得以开启。最后，我注意到罗伊沃尔德对现实检验的定义，它戏剧性地突出了罗伊沃尔德对幻想与现实关系的理解 与 更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解 之间的差异。 罗伊沃尔德(1974)说，“现实检验”，远远不止是一种理智或认知功能。它可以被更全面地理解为对幻想体验的检验——幻想得以实现的潜力和适宜性——以及对现实的检验——它包含现实以及现实渗透到一个人的幻想生活中的潜力。这涉及到一个幻想和现实交互作用的过程。 [第368页]。这句话值得好好思考一下。通常，幻想和现实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幻想扭曲现实；现实还原幻想。现实检验通常被理解为需要对想法的真实性进行评估：它们是否直接对应于实际存在的东西？他们是否被扭曲的幻想所污染？对于罗伊沃尔德来说，则完全不同。与其他主要的二分法一样，比如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人，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对适应功能很重要。但将幻想与现实分离只是构建和组织经验的一种方式。为了让生命有意义、有活力，幻想和现实不能太过疏离。没有现实的幻想，是毫无关联和危险重重的。没有幻想的现实，是索然无味和虚空无趣的。人类体验中的意义产生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相互的、辩证的、丰富的张力中；幻想与现实需要通过彼此而生发活力。在个体的心灵宇宙中，生命力和意义 需要在 发育较早且不断再生的原始密度 和 明确划分的边界 之间打开通道，这使得适应性地生活成为可能。对罗伊沃尔德来说，只有幻想与现实和鸣的人生才值得一过。在翻译本文的过程中，突然冒出来一些灵感，写了原创小文《在对丧失的哀悼中重建自我与关系》，当时正好收到老吴给我发出他的译著的快递提醒，隔天收到《心理创伤的代际传递》一书，翻开看到老吴赠言：“好好地认识祖先”，感到某种程度的契合，最后就借老吴赠言与读者们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