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荐读 | 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章选自《政治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1期，1-16页，作者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荣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

———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面临挑战，也提出了从理论上反思贸易和经济效率的关系的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本文在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下分析了贸易分工和社会效率的问题。研究表明，在资本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中，资本的逐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有时资本运动会面临“均衡困境”，造成社会生产力无法充分发展、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协调各方利益的机构进行干预和调节。这为国家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

关键词：自由贸易；经济效率；资本主导；国家调节；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 引言

在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强调，如果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福利增进。这一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不断强化，且服务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按照自身利益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的目的。“帕累托效率”这个概念处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位置，它也是自由贸易支持者的重要依据。借助于这一概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指出，当各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自由地、不受管制地从事贸易活动时社会经济效率是最优的，即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无法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那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条件的贸易自由化真的可以实现社会经济效率的最优吗？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许多经典的、在技术上相当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与斯托珀尔和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虽然两个理论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但都暗含了一个观点，即认为以个体自由选择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其自由主义传统，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为始，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就成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学者的信条，瓦尔拉斯等人通过构建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属性。但是，这些理论不断受到其他理论和现实情况的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中，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等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不一致性，迫使萨缪尔森等人承认了新古典的内在缺陷（柳欣，2012；曹静，2011；Fratini，2019）。在“资本争论”的背景下，斯蒂德曼和梅特卡夫证明，一个国家并不一定在贸易中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相反，它有可能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Steedman and Metcalfe，1977）。梅因沃林在斯拉法体系内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分析框架，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利润率较低时，自由贸易可能会使该国经济受损（Mainwaring，1974）。这与新古典宣扬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大相径庭。

近些年，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和贸易摩擦的频发也向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政策实践提出了挑战：如果自由贸易如新古典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对每个国家都是有益的，那么人们何以站起来反对它，逆全球化的趋势为何无法被迅速遏制？事实上，“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出现了问题（戴翔和张二震，2018；万广华和朱美华，2020；徐坚，2017）,但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古典理论的拥护者将其政策的失败归咎于“自由主义精英忘记了自由主义产生是为了对所有人的尊重”^①，依旧坚定地宣称经济自由可以创造最优的结果。

为了对国际贸易中经济自由与效率的关系这一问题作出更加科学全面的分析，正确地认识对外开放和以国内循环为主的辩证关系，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经济自由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其政策含义。本文首先在价值和总量的层面分析了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在价值和总量体系中我们选择的最优标准是在劳动投入量不变的前提下最大化人均消费量。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成为调节资本积累和动态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文进一步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分析了当资本以利润作为自身运动的目的时，会形成怎样的贸易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在资本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中，两国最终采取的贸易分工模式很有可能偏离价值和总量体系下的最优贸易分工模式，从而造成生产效率上的损失和社会总产品的减少。这背后的原因是单个资本在获得了均衡的利润率之后社会经济陷入了“均衡困境”，即使重新调整分工模式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利的，但资本为了其自身阶级的利益也不会去破坏既有的均衡模式。根据本文的理论发现我们指出，国际贸易中合理的政府干预可以同时实现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分配格局这两个目标，这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经济层面的理论支撑。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节在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下，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以劳动价值和人均消费量作为标准，分析了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和贸易带来的贸易福利。第三节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分析了当社会经济在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的主导下运动时所形成的均衡贸易分工模式，并讨论了它与劳动价值视角下最优贸易分工模式的偏离，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最后是本文的启示。

二、 最优分工模式和贸易利得：

劳动价值论的视角

本节首先设定了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封闭状态下两国的经济情况，包括单位产品包含的价值量、各产品的总产量以及人均消费量；然后再分析开放后，两国应当采取的贸易分工模式，通过与封闭状态进行对比，展示国际贸易和分工给两国带来的好处。

（一） 封闭状态下的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

存在两个国家，国家A和国家B。两个国家都可以生产两种商品，分别是商品1和商品2，商品1只作为生产资料，商品2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首先是封闭状态下的价值体系，有：

其中,矩阵是 K 国的中间投入系数(K = A,B,下同),k_ij 表示在 K国为了产出 1 单位 i 部门商品在生产中需要投入的 j 部门商品的数量；向量是l_k=是K 国的劳动投入系数，l_ki 表示在 K 国产出 1 单位 i 部门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向量是 K 国商品的劳动价值，λ_ki 表示 K 国生产的 1 单位商品 i 包含的劳动量（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根据式(1)，可以得到商品价值与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

其中，I是单位矩阵。封闭状态下两国的商品价值量与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明确后，我们来分析总量体系。假定两国的劳动力总量为N_A和N_B，人口增长率为0，并且两国的经济都处于简单再生产的状态^②。两国的总量体系可以表示为：

其中，x_ki表示K国一年内产出的商品i的总量；c_k表示K国每年用于居民消费的商品2的总量（既有工人阶级的消费，也有资本家的消费）。这个体系背后的含义是：每个国家的劳动力总量有限，会被分别配置到两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最终生产所得商品1的总量必须足以满足生产商品1和商品2所需的中间投入，商品2的总量除了满足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需求之外，还要有一部分供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给定一国的中间投入系数k_ij、劳动投入系数l_ki和劳动力总量N_K后，可以根据方程组（3）求解得到该国两种商品的年生产总量（x_k1和x_k2）和居民消费总量（c_k）。

为了更具体地对理论进行阐释，我们给出一个数值例子说明封闭状态下两国的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设定A国的中间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劳动力总量 N_A= 14；B国的中间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劳动力总量 N_B= 20。由式(2)可求得两国的价值向量，A 国的单位商品价值，B 国的单位商品价值。如果按照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 A 国，1 单位商品 1 可以交换9/7单位商品 2；在 B 国，1 单位商品 1 交换4/5单位商品 2。通过求解方程组(3)，得到 A 国的总生产过程，见表 1。如果按照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 A 国，1 单位商品 1 可以交换9/7单位商品 2；在 B 国，1 单位商品 1 交换4/5单位商品 2。通过求解方程组(3)，得到 A 国的总生产过程，见表 1。

在封闭状态的A国中，10单位劳动力在部门1就业，剩下的4单位劳动力在部门2就业。经济中总共产出20单位商品1，它们全部作为中间投入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同时产出32单位商品2，其中16单位是作为中间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剩下的16单位作为生活资料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同理可得B国的总生产过程，见表2。

在封闭状态的B国中，4单位劳动力在部门1就业，剩下的16单位劳动力在部门2就业。经济中总共产出28单位商品1，它们全部作为中间投入被消耗；同时产出40单位商品2，其中有16单位是作为中间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剩下的24单位作为生活资料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至此，我们对封闭状态下两国的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的讨论基本完成，下面讨论两国开放贸易后应当采取的贸易分工模式，以及国际贸易和分工为两国带来的好处。

（二） 开放后的贸易分工模式和贸易利得

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两国开展贸易后如何进行分工。一个行之有效的判断标准是在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总量都不变化的前提下最大化人均消费量。这意味着两国人民通过贸易分工，在不投入更多劳动的同时，尽可能多地获得消费资料。这个标准符合人们希望通过贸易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也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

由于劳动力数量是有限且不变的，求解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等同于两国在两种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配置问题。用n_a1、n_a2分别表示分工后A国生产商品1、商品2的劳动力数量，用n_b1、n_b2分别表示B国生产商品1、商品2的劳动力数量，它们是最大化消费量问题的自变量。由于之前假定人口增长率为0，因此最大化人均消费量等价于最大化总消费量。经过整理，这个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式(4)中的最大化目标函数是可被用于消费的商品2的量，它等于两国商品2的总产量减去生产中消耗的商品2的量。约束条件有三个，第一个约束条件描述了两国商品1的总产量不能低于生产过程中需消耗的商品1的量，第二、三个约束是两国劳动力数量的约束。通过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不是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而是一个国家进行完全专业化的同时另一个国家不进行专业化，继续生产两种商品，具体由哪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哪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与两国的生产技术和人口规模有关。第二，遵循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两国居民的总消费量会增加。根据本文所给例子中A、B两国的技术参数和人口规模，可以求得上述最大化问题的解：n_a1=0，n_a2=14，n_b1=12.4，n_b2=7.6。此时，A国专业化生产商品2，B国继续生产两种商品。两国的总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表3。

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两国商品1的总产量为86.8单位，封闭状态下两国商品1产量的和为48单位（A国20单位+B国28单位）。但无论是在封闭状态下还是在开放贸易的状态下，商品1都作为中间投入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所以它的绝对产量对社会消费水平没有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可供消费的商品2的量的变化。采取上述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后，两国商品2的总产量为131单位(A国112单位+B国19单位)，除去生产所需的70.6单位(42+24.8+3.8)，还剩下60.4单位供两国居民消费。总消费量相比于封闭状态下的40单位（A国16单位+B国24单位）多了20.4单位。显然，这种贸易分工模式改善了生产效率，使两国在同样多的劳动投入的前提下，形成了更多的产出，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水平。

贸易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改进也体现在商品包含的价值中。在封闭状态下，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本国的生产技术或生产效率所决定；在开放贸易进行国际分工之后，商品的社会化生产已经扩大到了国际范围，商品价值形式表现为国际价值。因此为了计算商品价值的变化，必须考虑国际价值、考虑国际范围的总生产过程。将最大化人均消费量的分工模式下两国的生产过程加总，得到如表4所示的国际总生产过程。

根据这个总生产过程，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到国际生产总过程的中间投入系数和劳动投入系数，，它们表示了生产两种商品的国际平均技术水平。国际价值。相较于封闭状态下的A国的单位商品价值和B国的单位商品价值来说，生产两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都大大减少了。这是国际贸易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另一个具体表现。

通过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线性生产框架下对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进行讨论，本文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最有效率的分工贸易模式是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另一个国家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具体到由哪个国家专业化、专业化生产哪种商品，以及不专业化的国家每种商品的产量分别是多少这些问题，则需要考虑两国的生产技术关系和人口规模。第二，国际分工和贸易能够提高两国整体的社会生产力。从总量体系看，国际贸易提高了供居民消费的商品量；从价值体系看，商品的国际价值低于封闭状态下两国国内价值的加权平均水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两个国家应当采用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是能够最大化居民平均消费量的分工模式。这个标准似乎符合人们对于“最优”的朴素理解。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改善人们的消费水平，而是利润。那么资本逐利运动主导下所形成的贸易分工模式是否与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一致呢？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到生产价格体系进行分析。

三、生产价格视角下的

分工模式与“均衡困境”

价值体系反映了商品经济时代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但生产价格体系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商品交换比例关系的抽象，它反映了资本追逐利润的特性，也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在生产价格体系下，本文研究了国际贸易分工模式的决定机制，讨论了资本竞争主导的贸易分工模式与劳动价值视角下的最优分工模式的区别以及由这种竞争造成的效率上的损失。

（一） 封闭状态下的生产价格体系

首先考虑封闭状态的一国经济，每个国家有两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生产一种商品，分别是商品1和商品2。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方程可以表示为（Mainwaring，1974）：

其中，r表示统一的利润率，k_ij是中间投入系数，l_i是劳动投入系数。p表示1单位商品1的价格，以商品2作为计价单位，因此单位商品2的价格为1。w表示单位劳动获得的工资，它同样以商品2为计价单位。在资本充分竞争的作用下，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保持统一，工资和价格在封闭经济内也是统一的。根据式(6)，可以计算得到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其中，v=1+r，K是生产系数矩阵[k_ij]，I是单位矩阵。由式(6)还可以得到相对价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工资、利润率和价格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由于生产技术的不同，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图1(a)是工资—利润率曲线凹向原点、相对价格随利润率上升的情况，图1(b)是工资—利润率曲线凸向原点、相对价格随利润率下降的情况。

① 笔者参考 Mainwaring(1974)中 Figure 1 绘制。

图1揭示了自由市场均衡的特征：首先，在均衡状态下，每个资本获得统一的利润率。其次，资本获得的利润率越高，工人获得的工资就会越低，相反，如果利润率降低，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在这里，我们完全抛弃了新古典中以边际生产力为依据的分配理论。最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过程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例如在图1(a)中，当利润率上升、工资下降时，商品1相对于商品2的价格p会提高。

（二） 资本逐利运动下贸易分工的“均衡困境”

在商品同质的假定下，国际商品与服务贸易的直接动因是商品间的价格差，资本家购买价格更低的中间投入品可以扩大利润空间。举例来说，如果A国商品1的生产价格明显高于B国商品1的生产价格，同时A国商品2的生产价格明显低于B国商品2的生产价格，那么开放贸易后，A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会从B国购买商品1，而B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则会从A国购买商品2。当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发生这种变化，各个部门也会相应作出调整：供小于求的部门（A国的部门2和B国的部门1）会提高商品价格，企业利润增加，同时扩大生产规模；供过于求的部门（A国的部门1和B国的部门2）会降低商品价格，企业利润下降，一些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国家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分工关系，那么两国的分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在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的分析中本文指出，一国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同时另一国保持两种商品生产的贸易分工模式是最优的。但是，在以价格差为动力、以利润为目的的国际贸易过程中，最终的贸易分工模式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两国的初始价格差很大，且这种差距持续存在，因此价格差不断促使两国分工程度的深化，直至其中一个国家实现了专业化，另一国两个生产部门的结构也稳定下来，无法再进一步深化分工。这种情况对应了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下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第二种情况，两国的价格差较小，或者持续的时间较短，在一国实现专业化之前，两国的相对价格因为各部门之间供求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而趋于一致，此时即使两个国家都还继续生产两种商品，分工也不会再深化，而是相对稳定地保持不完全分工状态。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均衡困境”。图2展示了两国相对价格的位置关系，我们结合这两幅图像来说明贸易分工模式的两种可能情况。

图2中的曲线（p-r）_A和（p-r）_B分别表示A国和B国未实现专业化时的价格—利润率曲线。图2(a)对应第一种情况，两国的价格取值范围没有重合的区域。因此，当两国都没有实现专业化时，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差会持续存在，在A国商品2相对更便宜，在B国商品1相对更便宜。这种价格差不断推动国际贸易与分工的发展，A国将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部门2，扩大部门2的生产规模，B国将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部门1，扩大部门1的生产规模，直至其中一个国家实现了专业化，分工无法再继续深化。图2(b)既有可能对应第二种情况，也有可能对应第一种情况。在图2(b)中，A国和B国的相对价格取值范围有重合的区域，当价格p位于p_a(min)和p_b(max)之间时，它同时满足两国的价格—利润率曲线。封闭状态下A国的相对价格p_a高于B国的相对价格p_b，因此在开放贸易后同样是A国更多地生产并出口商品2、进口商品1，B国更多地生产并出口商品1、进口商品2。随着贸易和分工的发展，两国的生产价格也在不断地调整，当两国的价格调整到了同一水平，那么经济系统就会实现新的均衡。此时，即使两个国家都没有实现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再继续深化，这对应了第二种情况。但如果两国的相对价格由于某些原因难以调整到同一水平，价格差始终存在，那么国际贸易和分工就会像第一种情况那样不断深化，直至其中一个国家实现专业化。

本文在第二节所给出的数值例子对应的是图2(b)的情况，即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取值范围有重合。通过计算可得，A国相对价格范围为[0.76,1.29]，B国相对价格范围为[0.8,1.18]，B国的范围是A国范围的子集，因此所有位于[0.8,1.18]这个区间的价格p都可以成为两国生产价格体系的有经济意义的解，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有可能落入“均衡困境”。假设在封闭状态下，A国的价格p_a=1.1，B国的价格p_b=0.9，开放后A国扩大商品2生产规模、缩小商品1生产规模，B国扩大商品1生产规模、缩小商品2生产规模。在生产规模调整的过程中，两国商品价格也逐渐调整，受到供求关系变动的影响，A国商品1相对于商品2降价，B国商品1相对于商品2升价。当商品价格趋于一致后，两个国家就失去了深化贸易分工的动力，经济会实现新的均衡。表5展示了新均衡下一种可能的分工模式。

通过与封闭状态下A国和B国的总生产过程（表1和表2）比较，两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A国，有5单位劳动力从部门1转移到了部门2，部门1的生产规模缩小了1倍；在B国，有4.2单位劳动力从部门2转移到了部门1，部门2的生产规模变为原来的约3/4。价格差促使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分工，A国生产更多商品2，B国生产更多商品1。但是，与劳动价值视角下的最优贸易分工模式（表3）相比，两国的分工还不够彻底：A国生产商品2的劳动力为9单位，B国生产商品1的劳动力为8.2单位，而在最优贸易分工模式下，A国的14单位劳动力全部都投入到商品2的生产中，B国有12.4单位劳动力生产商品1。这是因为在达到最优分工模式前两国的相对价格一致了，不存在价格差驱动分工进一步深化。

“均衡困境”的影响除了体现在贸易分工深度上之外，更关键的是还体现在两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上。此时，两国生产的商品2的总量为101.5单位，其中有51.3单位作为中间投入品被消耗，因此可供两国居民消费的商品2的量为50.2单位。根据第二节在劳动价值视角下的分析，最优贸易分工模式下可供两国居民消费的商品2的量为60.4单位，相比之下，在资本逐利运动推动形成的新均衡状态下居民的总消费量减少了10.2单位。为了了解各个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如何变化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两国的商品交换过程。

新均衡状态下（即“均衡困境”状态下），A国从B国进口商品1，由于商品1只是中间投入品，因此A国从B国进口的量只需要弥补生产资料的缺口部分即可，A国生产了10单位商品1，但是需要消耗31单位商品1，因此需要从B国进口21单位商品1。通过假定新均衡下的国际相对价格p_I=1（这个价格小于封闭状态下A国相对价格p_a=1.1，大于封闭状态下B国相对价格p_b=0.9），得到商品1和商品2的交换比率为1∶1，所以当A国从B国进口21单位商品1时，A国失去21单位商品2，B国从A国获得这21单位商品2。因此，A国部门2生产的72单位产品中21单位出口到B国，29单位供本国生产使用，最终剩余供本国居民消费的商品2为22单位；B国部门2虽然只生产了29.5单位产品，但是通过贸易进口了21单位商品2，除去生产过程中消耗的22.3单位，最终剩余28.2单位商品2供本国居民消费。在最优分工贸易模式下，依旧假定国际相对价格为1，由表3可知，此时A国需要从B国进口的商品1的量为42单位，因此B国也可以从A国得到42单位商品2。扣除生产的中间投入消耗，最终供A国和B国消费的商品2的数量分别为28单位和32.4单位。借助于图3和图4，本文清晰地展示了封闭状态、“均衡困境”、最优贸易分工模式三种不同状态下两国的消费、生产和贸易情况。

由图3和图4中可以看出，从封闭状态到“均衡困境”，再到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A、B两国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第一，总消费量不断提高，由于两国人口数量不变，因此人均消费量也不断提高；第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从各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变化情况来看，A国更加专注于商品1的生产，B国更加专注于商品2的生产；第三，两国的贸易依存度提高。以总消费量（或者人均消费量）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最优贸易分工模式的效率>“均衡困境”的效率>封闭状态的效率。

对比封闭状态和“均衡困境”下两国的生产和消费量情况，我们发现贸易在促进两国社会生产力以分工形式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由贸易确实提升了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效率是新古典所宣称的帕累托最优吗？从图中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落入“均衡困境”的自由贸易模式，其经济效率低于最优贸易分工模式的经济效率，虽然自由贸易改善了A、B两国的消费水平，但还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如果分工继续深化，那么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缩短，供居民消费的商品总量会增加。虽然贸易活动是自由、自发的，但是由于经济系统已经达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因此国际贸易和分工不会继续深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消费总量的增加都不会发生。两国的贸易和分工因均衡而保持在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福利都没有实现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经济会面临“均衡困境”，这是因为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其运动的目的是利润，经济效率的衡量基准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无法被客观地衡量，更无法充分地发展。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重新探究了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一个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内，本文在控制劳动力投入的前提下，以消费量作为标准，对比了三种不同经济状态的效率。这三种状态分别是封闭经济状态、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最优贸易分工状态和由资本逐利驱动的自由贸易均衡状态。通过理论上的分析，并借助于一个数值例子，本文说明了自由贸易并不一定代表最优的经济效率，它还存在向最优贸易分工模式改进的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果利润率被平均化且两国之间不存在价格差，那么经济就会达到均衡状态，从而可能落入“均衡困境”之中。这种困境意味着即使打破均衡会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对于单个资本而言，它们也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无法充分激发社会生产的潜能，无法使经济效率最优化。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和现实启示。第一，批判性地看待西方主流的、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对于经济自由化的论述。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主流经济理论曾竭力求证自由市场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我们需要反思这些理论所采用的假设条件是否与现实相契合。在本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我们采用了有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抽象假定来研究自由贸易的经济效率问题，进而得到了与新古典不一样的结论，即自由贸易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依旧存在改进的空间。

第二，在国际经济分工中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需要重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各个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因为即便是在从封闭状态到“均衡困境”的过程中，自由贸易也改进了社会福利。但另一方面，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是无法将社会生产力充分释放的，政府之间积极的协商、合作将可能促使国际贸易从“均衡困境”逐渐走向最优贸易分工模式，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大力推进产业升级转型，打造我国的技术比较优势，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助力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实现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根据本文的分析，伴随国家之间产业分工深化的是两国生产力的释放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分工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并且当这种比较优势越明显，分工和贸易所产生的好处会越大。因此，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来打造技术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做大全球贸易和分工的蛋糕，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让更多国家敢于并乐于参与进来。这是一个实现双赢的过程，一方面，中国通过积极的外贸和投资政策助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且技术和生产力的区域性突破很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有利于我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从而使国际大循环更加畅通，实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

注释：

①这句话出自《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9月刊发的“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原文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8/09/13/a-manifesto-for-renewing-liberalism。

②规定人口增长率为0和简单再生产只是为了简化运算和方便说明，我们在人口增长率为正且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在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率和扩大再生产的比率必须相互匹配，因此人均产出并不会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与研究扩大再生产的情况没有区别。这个思路与马克思研究再生产所采取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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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格式

赵峰，钟荣盛. 2022. 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政治经济学季刊，1（1）：1-16.

Cite this article: ZHAO F, ZHONG R S. 2022.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1（1）：1-16.  (in Chinese)

关于我们

《政治经济学季刊》（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于2018年创办的学术出版物。2021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创刊（CN10-1809/F），2022年12月出版第1卷第1期。本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密切跟踪国际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进展，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突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经验总结的研究重点，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学术交流与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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