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荐读 | 经济思想史中的斯拉法——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生产成本
经济思想史中的斯拉法
——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生产成本
摘 要：在20世纪20年代，斯拉法对马歇尔经济学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批判。斯拉法的文章和罗宾逊夫人以及张伯伦的著作掀起了一轮不完全竞争分析的潮流。本文聚焦于斯拉法对马歇尔经济学中生产理论的批判。第一，本文回顾了斯拉法文章的背景，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争论。第二，本文重点分析了斯拉法如何在逻辑上拆解了马歇尔经济学。斯拉法的文章从规模收益规律和完全竞争条件的分析入手，揭示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错误。第三，通过对斯拉法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通向《用商品生产商品》——日后斯拉法最重要作品——的思想萌芽。
关键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生产理论
1925年，斯拉法发表了《Sulle relazioni fra costo e quantità prodotta》，即《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发起了他对新古典均衡理论的第一次攻击（Sraffa, 1925）。批评的目标直指马歇尔主义的局部均衡理论，而瓦尔拉斯主义并未有多少提及。马歇尔的分析依赖于完全竞争假设和“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产品的价格是由个别市场的集合（collective）供求曲线①的均衡决定的，在市场上，个别买者或卖者不能影响价格(Marshall, [1890]1920)。然而，由于所有经济交易都是相互关联的，单个市场上的供求也就是间接关联的；因此，只有在确定供求之间的这种间接联系的影响量级小到可以忽略，并且供求曲线都可以彼此独立地构建出来时，局部分析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斯拉法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当单个商品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时，上述条件才能基本上得到满足——如此一来，新古典主义的效用概念对价格来说就毫无用处了。
现代读者可能认为这个讨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似乎已经超过了马歇尔的分析范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一方面，瓦尔拉斯及其后继者都未能令人满意地理解价格与已生产出来的和正在生产中的资本品的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相互依存性的一个典型问题）；另一方面，瓦尔拉斯无法整合收益递增概念和马歇尔主义中包含的动态宏观经济积累理论（a dynamic macroeconomic accumulation theory）。此外，马歇尔主义中传统的局部分析范式仍然活跃于现代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因为在瓦尔拉斯主义中并没有单个企业的位置。因此，考虑到马歇尔曾试图去解释如此庞杂的现象，我们今天研究斯拉法对马歇尔的批评就不仅仅是出于“史学”的兴趣，也是一次重新审视：自那时以来，局部分析是否已经建立在更好的基础之上了，并看看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答马歇尔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斯拉法1925年的这篇文章②的历史背景。它是斯拉法的少而精的学术贡献中的“第一块砖”。马歇尔主义第一次受到严重质疑是在1922年，克拉潘（J.H.Clapham）在《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撼动人心——《论经济学上的空盒子》（Of Empty Economic Boxes）(Clapham, 1922)。从表面上看，克拉潘的文章似乎只是在质疑马歇尔主义在分析特定行业的供应条件时是否具备实证适用性。似乎——尤其当庇古在同一期杂志上对克拉潘进行答复时，庇古很认真地谈到这一点——克拉潘质疑如何将制帽或采煤等行业归类为收益递减、收益递增或收益不变。我们确实可以说，制造业是遵从收益递增规律的，但是，生产力的提高难免让人怀疑，即使采煤业也该被归入收益递增的行业。而且，作为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两个反向趋势相互抵消的结果，收益不变不是完全不可能吗③？
克拉潘的问题让马歇尔主义理论家们坐立不安，因为它涉及构建供给曲线中基本概念的适用性问题。他对收益递增概念的“穷追猛打”同样令人不安，激起了相当长时间的争论。因为克拉潘似乎在说收益递增同完全竞争不兼容。此外，这篇文章有更深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微妙且语带讽刺地提到：主导经济生活的制度在地理空间和历史维度上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这反映了历史学家（克拉潘本人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史学家④）对经济理论抽象化的一贯质疑。文章中没有明确提到欧陆上发生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这场论争发生在德国历史学派（克拉潘对历史学派成员的作品十分熟悉）和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捍卫者的奥地利学派之间。但是克拉潘文章的某些方面确实让人想起那场重要的论争——关于论述经济事务时所应秉持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像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从一般化的观察（observations）入手,还是像新古典主义者（在欧陆，是奥地利学派）一贯主张的那样，从基于经济理性——其本身就带有预设性质的先验性推理出发？以马歇尔为代表并由庇古发展起来的英国新古典主义似乎误导了克拉潘，因为它压根不允许从抽象理论过渡到真实的历史世界。
我料想，在方法论层面上，克拉潘文章发表后在英国激起的辩论并不像发生在德国的辩论那样激烈。这并不奇怪，因为马歇尔的作品一直比欧陆理论家们的更接近实证性经验和历史事实，欧陆理论家们才是更纯粹的抽象派。马歇尔喜欢将他的分析工具藏于层层具体的历史案例之下，因为他希望——不论多么抽象——经济学仍然是一门应用性科学，而且他志在找到一种新古典主义的视角来阐释人类经济史，以替代社会主义历史观。这当然是在一篇分析性论文中散布无数案例的正当理由，但是，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如琼·罗宾逊所说，引入数目繁多的案例乃至图片，只不过是为了把人们的目光从分析性缺陷上引开，典型的就是马歇尔的竞争概念同收益递增的不相容问题，马歇尔甚至求诸编造寓言（如“林中之木”的故事和一家“代表性公司”的替代概念⑤）。
这第二个“概念”在《经济杂志》的争论中占据突出位置，这场辩论紧随着克拉潘一开始那个似乎无伤大雅的问题而来。斯拉法评论道（Robertson et al., 1930, p.90），“在他（D.H.Robertson）的论点的关键一环上，公司和行业退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树木和森林、骨头和骨架、水滴和波浪——事实上自然王国中的一切都被拿来丰富他的比喻。”斯拉法确实说对了。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们求诸对马歇尔的分析框架进行模糊类比和不清不楚的小调整，借此来逃避而不是直面克拉潘的问题。
斯拉法的贡献是：不留情面地挑出核心逻辑论点。他的评论很有名（Robertson et al., 1930，p.93）：
我试图找出马歇尔理论中隐含的那些假设是什么。如果罗伯逊先生认为这些假设极其不现实，我倒很同情他。我们似乎一致同意，在解释马歇尔理论时，不存在这样一种方式：既能使其逻辑自洽，同时又使理论本身与它想要解释的事实相协调。罗伯逊先生的补救办法是放弃数学，他推荐给我的补救办法是放弃事实；也许我应该澄清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放弃的是马歇尔理论。在我看来，这份对经济理论的纯逻辑的坚持，并不是出于拒绝体察经济生活方式的千变万化。至少就斯拉法而言，它恰恰反映了这样一种企图：分离出基于可信的基本假定之上的严格逻辑建构，以使这种逻辑建构可以直接“面对”表面上看起来远为丰富多样的现实情况。斯拉法无意“放弃事实”来和理论家们站在一起抵御历史学家的攻击，他也无意和历史学家站在一起去攻击经济学中的演绎方法。但斯拉法确实攻击了一大堆错误理论中的几个“尤其错误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一种与历史事实有着不同关系的新理论腾出空间。最终，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提出了这种新理论，在我看来，斯拉法理论的确出众，因为它表明了如何将事实、具体的历史发展与纯理论结合在一起。这里的要点是斯拉法模型在范围上是可延展的，以致一个彻底的演绎理论成为不可能，如若不然，就没有容纳历史行动（historical action）的空间了。新古典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从普遍经济理性的假设出发，这种普遍经济理性仅作为竞争性市场的一个子系统起作用，起作用的条件又是非现实性的；尽管如此，这种普遍经济理性仍然被宣称是“完美地”普遍的，并且基本上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期。
那场争论的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斯拉法的最终目标，可能斯拉法自己最初参与争论的时候也未意识到。在《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之前，读过斯拉法早期作品的读者们认为斯拉法的学术贡献在于攻击了马歇尔主义，可能还隐约看到了构建一种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企图，但是没人预见到一个关于价值的系统性新理论。因此，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审视斯拉法的早期工作，这些工作是在克拉潘文章引起的争论中进行的；借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最终引向《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关键观点，《用商品生产商品》也才能被更好地理解。
斯拉法的1925年的文章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远不如他的1926年写的英文文章出名（Sraffa, 1926），但是1925年的文章却远为重要——熊彼特也更欣赏它。这篇文章首先对准了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对于每个时间点的每种商品，我们可以确定该商品的产量增加是否会导致平均成本上升、下降或不变。因为很难凭经验来验证这样的假设，所以教科书都将希望寄托给未来——未来会有更好的统计学。斯拉法没有从实证角度入手，他直击这条划分依据（fundamentum divisionis）本身：任何行业都不存在内在的“收益规律”；成本是上升、下降还是保持不变，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观点，即“行业”一词的定义方式以及所考虑的时间长度。斯拉法着眼于长期分析，这样才能将古典主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放在一起比较⑥。
古典学派（这里主要指李嘉图和他的学派）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处理产量增加的问题。斯拉法说道，他们一般把生产成本视为不变的。如果生产成本上升，正如农业中那样，他们把它和分配的变化结合起来讨论；如果生产成本下降，他们认为这代表了一般性技术进步，并在此语境下讨论。相比之下，将收益上升和收益下降包含在一个单一定律中的想法是全新的，即新古典式的，并且对应于这样一种尝试：通过将下降的需求曲线与通常是上升的（因为成本）供给曲线反向对称，来将生产和分配问题纳入价格理论。这种成本分析的转向也同时源于价值分析的地位下降和效用分析的地位上升。
平均收益上升是一个行业在同时增加所有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进行扩张的典型表现⑦。当只有一项生产要素被扩展而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时，平均收益下降就会出现。因此，产生这两种趋势的条件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个行业中，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分别发生。问题在于，是性质类似的还是截然不同的原因导致了这两个规律。
让我们以农业作为收益递减和单个要素增加引起成本上升的例子。有一块均质（homogeneous）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乍看起来，自然法则决定了：
1.耕种强度持续增加，土地上的玉米产量先是增加，然后下降，所以，连续的“投入（包括劳动、种子、设备）”会先引起收益上升，然后是收益下降；
2.即使均质，不同的地块由于肥力不同也会有级差；
3.基于肥力的土地级差排序取决于总产量，因为“投入”会随着产量和它对不同土地的分配而波动。
细心读过《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读者今天可以从较高的视角批评这三条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会知道相对价格取决于利润率，因此不同土地上的替代性技术将以不同的顺序进行配置，其中的顺序由不同的利润率决定。对1925年文章的另一种批评不那么激进：首要的，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绝不可能收益先上升后下降。因为，单个生产者如果只有很少的“投入”，就会选择平均收益最高的技术（见图1的M点），只从他占有的土地中的一部分开始耕种。当生产进一步扩大时，他将耕种更多的土地，并始终采用平均收益最高的方法，直到整片土地都完全耕种。总产量增加，只需考虑到平均收益下降的情况。最大平均收益等于边际收益。只有收益曲线上位于该点右侧的部分才有经济意义。
曲线上峰值的左边呈现出收益上升规律，这一条自杜尔阁以来就是文献中的经典假设。这暗含着在整块土地上“投入”的统一使用（图1中的虚线）。但如果不变要素（这里是“土地”）可以被分割，那么这一点就不具备经济意义了。从如果增加更多的土地，边际收益将为负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在不变的土地要素上，随着可变因素（“投入”）而出现平均收益上升这一点是荒谬的。给定土地的可分性，在M的左侧，“真实”收益曲线（平均和边际）由图1中的虚直线AM表示。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曲线落在最大值的右侧。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边际产量会有低于平均产量的时候。类似地，人们倾向于（就这一点，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导言里批评了维克斯蒂德）将不断增加的“投入”视为同质的，并且这种增加“投入”导致了边际收益递减。但斯拉法说，这种“想当然”是突兀的，只是生产者对替代性技术作出理性经济选择的反映。一个佃农（tenant）生产者将选择（以货币形式表示他拥有的“投入”数量）能给他带来最大回报的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我们对这个生产者做单独考察），也就是，最大利润。因此，曲线的下降只不过反映了这个生产者根据生产力对各种技术选择进行的有意识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生产资料是以货币形式购买来的，技术才会是同质的⑧。
现在，让我们将不同的地块上的产出曲线作为给定的。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肥力对地块进行排序，这与生产水平无关，只是根据平均产量的最大值来考察每一块土地。生产从肥沃的地块向不那么肥沃的土地进行扩展，同时，每个地块的耕作强度使得所有地块的边际产量都相同。这些被耕种的地块（通常是最后那块）就会产生李嘉图地租：“广度地租（extensive rents）”和“密度地租（intensive rents）”。按照这个定义，扩大耕种并没有改变生产力的排序。它能改变的是地租的排序；地租并不总是随着耕种扩展而下降。
李嘉图地租理论的主要内容广为人知。斯拉法给了它一个严格的形式，用以阐明为什么新古典主义把这套理论推广到制造业上必须面临非常限制性的条件（Ricardo，[1817]1951）。李嘉图的“密度地租”来自于在固定地块上增加“投入”来扩展生产，这是新古典主义如此在意“密度地租”的主要理由。新古典主义不那么在意“广度地租”，因为“广度地租”来自于不同地块的不同生产力。李嘉图更关注广延（extension）耕种造成的收益下降，而不是集约（intensification）耕种（Sraffa, 1925, p.291），这是因为，次等地块上的耕种一般不影响优等地块上的生产条件（不考虑运输），同时，在已耕种地块上的前期“投入”改变了地块品质，由此而产生的边际产量曲线（这里使用现代术语，而非李嘉图本人用语）不会“逆转（reversible）”。即使某些“投入”减少，地块的品质也不会天翻地覆。即使有一条可逆的曲线，增加的任何一单位额外的货币资本也可以意味着之前的货币可以用来购买其他“投入”，依然实现优化配置，好过“无钱可用”⑨ 。
而且，不可分割假设使得在小范围内运用更高效的技术不可行，增加额外的货币资本便可以导致收益递增。
因此，在假定在一块土地上增加额外资本导致收益下降时，李嘉图格外谨慎。李嘉图基于剩余（surplus）原则建立起分配理论，其中，密度地租也远不如广度地租重要。另一方面，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生产率和价格理论中，数量固定的不变要素的收益递减规律扮演了主要角色：“资本的边际产品”的概念和一个产业的供给曲线（总有一个不变要素，例如土地或给定类型的劳动力），皆建基其上。
我们知道，斯拉法已经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用形式完美的理论破坏了这种新古典主义建构：通过指出货币资本购买的生产方法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他对可变的资本要素的同质性（homogeneity）提出了质疑。当然，在1925年的文章中，他还没有像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那样，在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核心阵地中找到一个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收益递减规律是否适用于制造业？不可逆性和不可分割性（此点已谈过）显然在制造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用长期视角来看，在制造业中论证收益递减规律的出发点一定是新企业进入同一行业而推动行业扩张，该行业有着收益递减特征。因此，Barone 试图模仿李嘉图的耕种扩展到次等地块上的方式来阐释新公司进入某一行业，以将收益递减规律推广到制造业（Sraffa, 1925, p.298）。然而，这种阐释的不可靠一望可知。像玩文字游戏一样，将地租理论移植到制造业上，这就必须假设新进入的公司的生产力低于那些行业中的老公司。这不大可能。大多数新公司进入行业，恰恰是因为它们掌握了更好的生产技术，它们将以更高效的技术作为经营起点。所以，从长远来看（这里，只有长期分析），新公司可不是越来越劣质的耕地。因此，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供给曲线不能以类似于农产品的方法得出，制造业的“生产力排序”可不是因为公司的先来后到⑩。
现在的问题是，某种程度上可与密度地租类比的收益递减规律是否，至少在某些条件下，可以适用于制造业（Marshall, [1890]1920, p.687）。只有一种情形重要（下面会详细展开）：在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所有企业都需要某些数量的同一种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不被其他行业所需。这种生产因素的排他性使用意味着（认定它具有可分性），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收益是递减的，即成本和行业的总供给曲线是上升的。与需求曲线不同，单个企业的单个供给曲线在这种情况下绝不是互相独立的，因为单个企业的成本曲线取决于它能分到多少那种不变生产要素。想要求出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推动行业总成本上升的因素（即，那种有限的生产要素）必须同步同等地影响所有单个企业。也就是，前提是，每一家单个企业都从行业占有的生产要素总量中分得一个固定不变的份额。因此，在整个行业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单个企业依然可以将自己的生产成本降至最低，一方面通过批量生产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获取一定份额的不变要素，而不是被迫更密集地使用这种要素（Marshall, [1890]1920, p.301）。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与整个行业相比，它规模较小，但与竞争对手相比，它又足够大。规模收益递增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由于一项生产要素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有限的，供给曲线取决于不变要素在企业间的分配情况。这种分配必须是预先确定的（predetermined）。我们将会看到的，斯拉法在他那篇1926年的文章中，基于这些论点，得出结论：马歇尔主义理论只有在放弃完全竞争条件时才能保持一定的现实性。在1925年的文章中，斯拉法只是阐述了该理论潜在的应用范围。斯拉法本人将其描述为“主观臆设”（artificial）：单个企业在不变要素分配中的份额是给定的，因此可以通过加总单个企业的供给曲线来构建严格的行业总供给曲线；可是如此一来，完全竞争条件就已经被不露痕迹地削弱了。
斯拉法未谈及如果不变要素对行业来说供不应求，它的价格问题该如何确定。上述假设已经确定了这种稀缺要素的供应不可能是完全弹性的，也就无法给出其价格。让我们以完全无弹性的“土地”供应为例。正如教科书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首先假设土地的规模收益不变，如果它增加的话；其他因素，让我们称之为“投入”。“投入”的要素价格，被认为是给定的，行业可用的土地数量也是确定的；玉米的需求，使用的“投入”数量，地租，玉米价格（通过使要素价格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相等），皆如此。然而，将局部分析做如此简单拓展，去解决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决定问题，使得企业规模无法确定，因为它们都有着给定的同质的线性生产函数。
要考虑斯拉法指出的单个企业的收益递增可能性，就需要根据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绘制一条U型成本曲线；如有必要，还要考虑不完全竞争和企业间的价格差异。但是，这样一来，地租理论就被略过了，企业间的要素分配也就和斯拉法理论中假设的一模一样了。
现代经济学中有着第三条思路⑪，也就是瓦尔拉斯-德布鲁理论（Debreu, 1959, p.41）。在这套理论中，个人对企业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企业对生产要素的处置是分开的，所以，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分配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经过计算得出的。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可能性方面从一开始就不同；虽然考虑了企业之间的差异，要素价格、要素分配和生产价格仍然可以同时确定。但是，这种数学方案缺乏经济实质。在德布鲁看来，从均衡得出的价格只是一种信号，借此向整个行业表明与利润最大值相对应的产量。但是，此均衡价格不能说明如何确定行业产量，也不能指示出生产要素是如何在单个企业间分配的。将行业的总运行划分为无限多的单个企业，在数学上这与均衡概念可以相容。总之，在完全竞争和短期分析条件下的现代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斯拉法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斯拉法在1925年提出的批评今天依然十分典型，因为现代的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依然以马歇尔主义为基石。
现在让我们看看“收益递增”的情况，这是通过按比例增加所有生产要素而实现的。我们在上面提到了增加一种要素而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在不变要素可分的情况下，这会导致收益下降。所谓“规模收益递增”，其实是一个文字悖论：如果所有要素和产品都是无限可分的，那么规模收益就不会发生，因为最有效率的技术即使在最小规模上也会被运用。但如果某些要素或产品是不可分的，通过增加不可分要素，我们得到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增”似乎只是对要素概念的滥用；如果“较大的”单位比“较小的”单位更有生产力，人们就必须将较大的单位描述为另一种不同的要素，因为它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use value）。示例：轮船不能按照人们的喜好想造多小就造多小，大轮船就是比小轮船更有效率。如果将某种特定规模的轮船视为一个要素，那么可以得到不变收益，而其他规模的轮船则是不同的要素。如果我们只考虑使用价值的一个方面，并把所有轮船都算作一个要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收益递增，但是，此要素的每个单位就不再是同质的。如此棘手的情况已经造成了许多困惑（Chamberlin, [1948]1962, Appendices B and H, in particular p.235-244）。规模收益递增的唯一明显例子是亚当·斯密的古典式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劳动力的大规模就业变得更有效率——只是简单地通过重组劳动过程，无需改变人均原材料和工具的平均投入。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规模收益递增，无需围绕着要素的概念打转。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规模收益递增，众所周知，如果行业的每个企业在内部就可以得到收益递增，从长期来看，收益递增就与完全竞争不相容。因此，马歇尔曾经批评古诺试图通过简单加总大量个体企业（在内部是成本递减）供给曲线的方法来求总供给曲线。根据马歇尔对完全竞争的定义，每个企业面对的均衡价格是给定的，它可以在这个价格上出售任何它想出售的数量。从而，当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可以通过无限增加所有要素投入而降低时，该企业将在这个给定的价格水平上生产得越来越多（理论上无限大）。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完全竞争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有着最低成本的企业占据优势，不断扩大其生产设施，最终单独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垄断整个行业——当然，前提是单个企业或一组企业不追求依靠他们独享的创新优势继续获得新的成本优势。
在马歇尔的作品中，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在早期作品中，他承认内部规模收益的重要性，并将其与一般技术进步、单个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获取更好的分工来利用这种优势联系起来；在后期的著作中，内部规模收益和由此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困难几乎被无声无息地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建构“外部”规模收益的强调。斯拉法说，马歇尔是隐藏自己思想变化的高手（Sraffa, 1925, p.306）。如果某个特定最小规模的单个企业的成本上升（个体而论），而该行业的平均成本则随着进入行业的企业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整体而论），这时就会出现外部规模收益。
事实上，我们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正文中没有发现他对内部规模收益做过实质性分析，我们只找到小心翼翼的暗示：内部规模收益递增与竞争概念的兼容性仅仅是面临困难——这一暗示随后在附录H中有所发展（Marshall, [1890]1920, p.664）。马歇尔绘制了一条从左到右下降的供给曲线，代表成本下降，与有着类似下降趋势的需求曲线相交，结果是两条曲线反复相交。通过这种方式，马歇尔认为需求曲线从左上方相交于供给曲线的那些交点是稳定的，因为只要生产数量小于对应的交点，扩张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而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交点所对应的数量，则产品不能获得正常利润。但这个论点完全站不住脚。正如琼·罗宾逊强调的那样（Robinson, 1971, p.54, p.58），马歇尔试图将一个行业的扩张说成是需求沿着下降的供给曲线而变化，而不是坦率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稳定、完全竞争的均衡并不存在。每个企业的短期扩张可能会受到产能的限制。但是，竞争条件下需求如何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这一点并不清楚。从长远来看，正如我们所见，完全竞争中不存在均衡，因为每个企业都会在当前价格水平上尝试出售无限量的产品。成本会随着单个企业的扩张而下降，单个企业的成长也就是无限的。另外，即使稍微放松完全竞争条件，这个论点依然难以讲通，因为如此一来，供给曲线就有了历史维度，也就是不可逆的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在于设备改进，而设备的改进不会随着需求的下降而消失；也就无法给出严格准确的供给曲线了。马歇尔想通过将单个行业中下降的供给曲线（通过加总单个企业的下降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来杜绝生产无限扩张的这种可能性，他就已经隐含地放弃了竞争条件、长期均衡的概念和他自己的价值理论。
无疑，外部规模收益可以在马歇尔主义分析框架之内得到说明：对于每个企业，都存在一条常规的U形平均成本曲线，这条曲线是产量的一个函数。它先下降——否则，从长远来看，企业规模将趋于零；它在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处到达最小值，随后随着边际成本而上升。根据该理论，只有当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的最小值时，才能存在长期均衡。在此价格之下，企业会亏损；在此价格之上，企业将获得利润——由于某种特定要素。因为对所有要素的支付都计入成本（包括企业家利润），该要素也应计入成本。如果今天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允许这种利润的存在，则它们应被理解为在短期内由于个别企业的特定生产优势而产生的剩余利润（surplus profits）。从长远来看，这种利润与马歇尔对完全竞争的定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每种特殊优势必须能够被所有公司“获得”，以致这种特殊优势也成为一种生产要素。
这种论证显示出了新古典主义特有的对要素概念的同义反复性。然而，斯拉法并没有停留在这点上，他完成了具有外部收益的集合（collective）供给曲线的构建。外部收益意味着每个企业的成本曲线的高度取决于相关行业的整体产量。整个行业的产量Z等于所有企业在最小单位成本下运营的产量之和。随着总产量和运营中的企业数量的增加，由于外部收益的存在，单个企业的成本曲线的最小值也下降，单位成本随着产量Z的增加而下降。如果总产量为Z，则一家代表性企业的最低平均成本点给出了产量为Z时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上的点；代表性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下降并高于整个行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所以该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就是总供给曲线。如果需求曲线从左上方与它相交（这绝对不是因为两条曲线都下降），交点代表一个均衡；在这一点上，每家单个企业都以其最低平均成本运行，也就没有动机或可能性去改变产量。随着总需求的增加，价格下降，因为由于外部收益的存在和新企业的进入，现存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
斯拉法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发生。虽然外部收益现象可能并不罕见，但考虑到“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假设，该理论假定外部收益应归因于仅由该行业享有的生产优势——由产品的性质决定。举例来说，钟表匠：在一个地区的小型手工艺作坊中制作的钟表越多，所有孩子都会越早越好地学习此项当地手艺。因此，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收益具有外部性质，但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收益具有内部性质。
每家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然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因为生产扩张导致行业成本降低的效果，不能被单个企业获得。这种情况可以与完全竞争相容，但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社会）边际成本低于单个边际成本，而单个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
马歇尔对收益下降的局部分析不能与如下假设分开：表现出收益下降的行业的特征是它只利用一种对行业特有的生产要素。通过类比，斯拉法表明马歇尔的具有外部规模收益的供给曲线依赖于如下假设：该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生产相同的商品，并且没有其他行业染指能够带来外部收益的生产优势。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问题可以借由不变要素导致的收益下降的分析来表示。
假设有一种稀缺要素，被多个行业使用，每个行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如果使用这种要素的行业数量众多，每个行业在行业总数面前又都微不足道，并且为了排除外部收益的影响，各个企业彼此独立运行，则行业的每个分支都大致以不变收益运行。但是，如果使用该要素的行业数量（比如，原油）很少，那么对其中一个行业（比如，私家车）的产品的需求增加将改变该要素的使用情况，亦即该行业的要素投入，因此要素价格会发生变化。要素价格的这种变化将对其他行业（比如，公交车）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由此，一般情况下第一类产品（私家车）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变化。但这又不可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的分析范式要求供需曲线彼此独立，各自抵达它们的交点。这样，困境出现了（Sraffa, 1925; Robinson, [1933]1972, p.116-19）：如果需要该要素的行业数量很大——比如“电力”——那么从单个行业的角度来看，收益是不变的；如果行业的数量很小，则依靠马歇尔主义方法不可能求得均衡价格。
斯拉法进一步得出结论：规模收益不变必须被视为马歇尔主义框架中的常态。理论家认为规模收益不变只是上升和下降趋势反向运动并互相叠加的偶然结果，斯拉法则说道，将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建立在没有任何非比例收益（non-proportional returns）趋势的基础上要自然得多。从马歇尔的局部分析的角度来看，只要每个要素都可分，被大量小行业使用并且各个企业彼此独立，不变收益就会出现。
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力求通过分析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和需求函数的相互作用来确定生产数量、商品和要素价格、国民产品和分配，这套机制又从生产成本和效用理论中推导出来。根据马歇尔的剪刀比喻（Marshall, [1890]1920, p.290），“主观”因素（需求）和“客观”因素（生产成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价格的形成，正如一把剪刀的两个刀片在切割过程中移动，或者只有一个刀片移动而另一个刀片保持不动。但是，如果斯拉法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并且只有不变收益与完全竞争相容，那么“主观”和“客观”因素的这种对称性就丧失了。根据斯拉法的说法，在局部分析中，只有当一个行业的所有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并唯一地使用一种要素时，或者在外部收益实际是一个行业的内部收益时，可变收益（non-constant returns）才能和完美竞争相容。
甚至这两种情况也不能使供给和需求的对称相交免于困难，因为构造供给曲线似乎令人疑惑地依赖于观察者的观点。如果我们将一个行业首先视为一群共同使用同一种生产要素的企业，而该要素并未被其他行业（比如，农业）使用，那么我们预计成本会增加。如果我们依靠产品来定义“行业”，那么在完全竞争中，我们至少也会预计成本下降（收益“外部”与企业而“内部”于行业）。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在于，成本增加主要是要素利用比例的变化引起的，而成本下降则是因为利用效率提高引起所有要素的投入数量发生了变化。如果引入时段分析，分析变得更加不确定。短期则成本上升为主，长期则成本下降为主。因此，斯拉法建议将生产成本不变作为贴近现实的第一站，直到有关不同市场相互依存的理论，即一般均衡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Sraffa, 1925, p.328）。然而，虽然他提议使用生产成本不变的假设（他对此毫无热情），但这不是因为他觉得它现实，而是因为马歇尔的理论具有完全竞争和“其他条件不变”的双重条件，杜绝了对其他相关情况进行严格分析的可能⑫。
斯拉法对此的热情低得太多——我们在前面有关“地租”例子的精彩分析中看到了斯拉法的热情——因为马歇尔无法为生产成本理论提供客观基础，因为不同生产方法之间的切换会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投入”也就捉摸不定。
受过现代新古典主义教育的读者可能会对如此穷追猛打局部分析感到惊讶，并可能认为斯拉法的批评无关紧要，因为根据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均衡理论已经使我们能够考虑不同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首先，我们要记住，（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瓦尔拉斯均衡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企业规模——因此，作为唯一的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马歇尔的局部分析在现代教科书中依然挥之不去。其次，瓦尔拉斯理论陷入了不切实际的假设，难以产生有前途的理论发展。斯拉法曾在1926年夏天写信给凯恩斯（Roncaglia, 1975, p.13）：
其中一些相互关联的变化（成本和生产数量）必须被视为所有行业同时取得均衡的一部分（帕累托的观点）。对于其他人，（也许是最重要的）则必须承认，完全竞争假设被视为能够很好地代表独立生产者的多样性，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斯拉法考虑了瓦尔拉斯理论，但立即被排除了，因为可能存在大量竞争者，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如果读者还没有猜到的话，这封信下面的内容已经明确说出了斯拉法在想什么：在工业生产现实中，生产成本下降是非常重要的；马歇尔和瓦尔拉斯都没有对这一点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
内部收益与完全竞争无法相容。因此，斯拉法试图寻找一种理论，该理论不仅可以抛弃马歇尔的“其他条件不变”假设，而且可以抛弃他的完全竞争概念。在这方面，他以马歇尔为出发点，而不是瓦尔拉斯（参见Sraffa, 1926）。因为马歇尔的作品，使用简单的分析工具就展开了对丰富多样的经济问题的分析，并触及了许多事实上超出了他的理论框架的问题；而瓦尔拉斯则继续在狭隘的视野中以形式逻辑和演绎方式行进，因此逻辑批判根本无法显示出他的作品中有多少现实现象实际上被错误解释着。现代经济理论需要更少的“把握现实（a grasp of reality）”，更多的“论证连贯（remaining consistent in argumentation）”。因此，逻辑的批判比事实的批判更受敬仰，也更有效：斯拉法想要通过批判来保留事实内容，取得知识进步，就不得不批评一位“马歇尔”，而不是一位“瓦尔拉斯”。
斯拉法在1925年的批判使马歇尔主义的广厦成为一片废墟：马歇尔企图在他设定的假设下平等对待效用的主观评价与生产成本的客观给定，随着规模收益的不断增加，这种企图完全被破坏了。斯拉法的文章本身没有一个句子带有火药味， 当然，如果论战对手的观点充满谬误、不值一提，斯拉法也会把他的论辩变成辛辣的嘲讽。但却以其前所未有的连贯性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斯拉法以严格的分析拆解了马歇尔的理论，把马歇尔的价值理论打入尘埃。
回头看的时候，在斯拉法对马歇尔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斯拉法把连续投入导致边际产量递减这一“自然法则”简化为基于不同生产技术的经济核算时，他开启了对要素概念（尤其是“资本”）的一个长期批判，也蕴含着最终导向《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思想萌芽。当然，《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真正观点此时尚未可见：当只有产量、商品和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利润率给定时，相对价格就已经确定了。
《用商品生产商品》说明，规模收益问题与效用是否对价格的形成有影响并无关系。更重要的是什么决定了产量和利润率。只要消费者偏好影响投入和产量的决定，价格就被间接决定了；但其他因素也绝非无足轻重。另一方面，1925年的文章还表明，如果商品不是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的，那么推导商品价格仍然直接取决于消费者偏好；斯拉法仅表明马歇尔主义分析很少考虑这种情况。
要抵达《用商品生产商品》这一站，斯拉法首先要审视行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不得不抛弃要素概念，放弃“其他条件不变”假设。但在他的下一本出版物中，他首先以《竞争条件下的收益定律》（The Laws of Returns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为标题，研究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在这方面，他用几页英文总结了他的意大利文作品的主要结论。抛弃“其他条件不变”假设——对市场相互依存性的分析——让斯拉法感到为难，因为这给“真实条件”下的应用带来了困难。参见：Sraffa, 1926, p.541。对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理论的暗示并未明确提及他们的名字。然而，根据琼·罗宾逊的一场口头讲述，斯拉法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并且是 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对二人的理论进行授课的人。因此，他继续沿着分析不完全竞争的方向行进：一方面证明收益递增必然导致放弃完全竞争假设，另一方面对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为进行实证观察。他表明，在实践中，每家公司都有一个核心客户群，由于具体情况或产品的特殊成分,或个人关系的原因，他们总是从这家公司购买商品，而在此之外，还存在更大的客户市场，谁对某个特定公司也没有这种固定偏好。结果，企业在拓展客户群方面相互竞争，而它们在较小的客户圈中则表现为垄断者。公司在确定价格、广告和产品差异化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市场分化（Sraffa, 1926, p.545）。
很明显，基于这些思想和建议中的部分内容构造一篇文章，同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正规军火库”进行某种非激进式改进是相容的。斯拉法 1926 年的文章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主要推动力，该理论同时在多个地方取得进展，并在琼·罗宾逊和（独立于斯拉法）张伯伦的著名作品中达到顶峰（Robinson, [1933]1972; Chamberlin, [1948]1962）。
今天，站在《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斯拉法对价格歧视理论、价格刚性等细枝末节的研究似乎不如他的竞争理论重要。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只把供应商和消费者众多的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视为摩擦损失。根据斯拉法的说法，这些市场缺陷具有相当程度的系统性，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持久和累积性的影响，甚至能够进行统计学分析（Sraffa, 1926, p.542）。
另一方面，如果大多数企业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产品销路受到市场限制，并因而选择实行价格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原始客户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导致了在不同子市场上的利润，也不意味着行业或不同的企业可以极端差异化。相反，斯拉法讨论了利润在生产各个阶段进行扩散的过程的各个方面，以及在一个国家的所有行业中形成正常利润水平（a normal level of profit）的过程（Sraffa, 1926, p.550）。当然，他对此漫不经心，因为他的问题主要涉及单个价格的形成。
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利润依然可以是正的，也可以被纳入正常标准进行考量。如果存在进入壁垒，利润可能会超过正常标准（Sraffa, 1926, p.549），但正常标准仍然存在——只是尚未涉及它本身是如何被决定的。
今天，从《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角度来看，这里的核心问题——“正常”利润的度量及其与不完全竞争的相容性——在斯拉法的文章之后的辩论中几乎销声匿迹了。斯拉法对期刊上的讨论浅尝辄止，因为显然他已经暗自地超越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家们的观点。到1930年，斯拉法对马歇尔主义理论的批判可能就已经以上述的严词拒绝而结束了，因为，正如斯拉法自己在《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序言（Sraffa，1960）中所说，他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阐述了他后来理论的基本命题。
注释
①【译者注】作者此处使用的是collective supply curve，不同于aggregate supply curve（总供给曲线）。如果使用“总供给曲线”这个术语，意味着单个供给曲线是已知的。作者恰恰要避免这种含义，因此使用“集合供给曲线”。译者就这一点特别向作者求证。
②原文为意大利文，后于1964年译为法文，Repr. in La rivista trimestrale, No.9, 1964, pp.177-213. Transl. into French and published as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coûn rt quantité produite’, in P.Sraffa, Écri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Economic, 1975), pp.1-49. Transl. into German and published as “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Kosten und produzierter Menge”, in B. Schefold (ed.), Ökonomische Klassik im Umbruch-Theoretische Aufsätze von David Ricardo, Alfred Marshall, Vladimir K. Dmitriev und Piero Sraffa (Frankfurt/M.: Suhrkamp, 1986), pp.137-193.
③【译者注】作者此处的意思是：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相互抵消恰好造成收益不变，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巧合，不可能作为一种规律。
④【译者注】克拉潘的中译作品有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的《现代英国经济史》。
⑤【译者注】在马歇尔的原始文本里，面对收益递增会导致公司无限扩张并最终实现全行业垄断这种悖论，马歇尔的应对策略是打了一种比喻：公司就像树林里的树木，树木会向上生长但不会无限制长下去。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比拟。
⑥读者应该了解到，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几乎只把马歇尔主义分析工具用于短期分析，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斯拉法的批评。
⑦用现代术语的话说：规模收益递增。
⑧斯拉法注意到，商品消费和下降的边际效用有关系，仅仅是因为商品会首先被用来满足那些更紧急的需要。
⑨参见斯拉法对维克斯蒂德的评论（Sraffa, 1925, p.292）。
⑩这一论点其实也可以用来反驳在农业中建立基于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供给曲线。但是我们要注意，土壤肥力确实取决于自然条件，并因地而异。制造业中，在不考虑稀缺要素的情况下，给定技术条件会有不变或递增收益。
⑪【译者注】前两个思路分别指新古典主义思路和斯拉法模型。
⑫斯拉法的结论有一个现代版的相似理论：非替代原理（non-substitution theorem）(Samuelson， 1966， p.51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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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格式
谢弗德B. 2022. 经济思想史中的斯拉法——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生产成本[J]. 姜宏，译. 政治经济学季刊，1（1）：101-118.
Cite this article: SCHEFOLD B. 2022. Sraffa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roduction costs in neoclassical theory[J]. JIANG H, trans.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1（1）：101-118. (translated in Chinese)
《政治经济学季刊》（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于2018年创办的学术出版物。2021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创刊（CN10-1809/F），2022年12月出版第1卷第1期。本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密切跟踪国际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进展，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突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经验总结的研究重点，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学术交流与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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