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古蜀文明中蕴含的信仰体系和宇宙观内涵丰富
6月13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进行阶段性成果发布。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也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如中原殷商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等等，这一切都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2002年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到今年已走过整整20年的历程。在这20年里，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上下求索，不仅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更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也揭示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应红星新闻邀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特别撰文，阐释他对三星堆与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之丰富内涵的理解。
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
是中国青铜文明“百花园”中非常绚丽的花朵
在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中，夏商周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古代王朝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时期，也是黄河中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引领者的时期。
从各地文明起源的多地起源相互交融到中原地区以夏商周王朝为引领的这样一个文明发展的新的阶段。
三星堆和金沙正是在这一阶段中的一个区域性的文明，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古蜀文明。古蜀文明虽然在文献上有少数记载，比如说五个蜀王的名字和一些零星的相关记述，但整体上在古史记载中应该是比较阙如的。
所以目前古蜀文明的历史主要依靠考古资料来提供。从上世纪30年代葛维汉等人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90年的时间。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为了探索古蜀文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古蜀文明的面貌逐渐清晰。
在全国范围内，在全国各地夏商时期的方国文明中，应该说古蜀文明面貌是揭示得最全面、最清晰的，尤其是通过1986年三星堆1号和2号坑祭祀坑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王勤摄
本世纪初实施“探源工程”以来，三星堆遗址城址的确认，特别是对这次6个祭祀坑的发掘，为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更多新的资料，使我们对古蜀文明的面貌、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发展变化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情况是，三星堆文化首先在继承宝墩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开创的玉礼器和一些陶制酒器的强烈影响，尤其是玉璋所反映的直接接受中原王朝的礼器和礼器制度的影响。
到了相当于商代的时候，三星堆又从中原接受了冶金术和青铜容器尊罍等礼器的制作方式，以及有领玉璧等多种玉礼器及其制作技术的影响，包括大量海贝的收藏，还有包括铜铃、石罄等中原地区尧舜时期发明的礼乐器等。经过夏王朝到商王朝之间的成熟，礼乐器制度也逐步传到了三星堆。
尤其值得一提的：三星堆从中原王朝接受了冶金术等技术后，与自己的本地信仰体系相结合，创造出了以青铜人像、青铜面具以及神树等丰富多彩的古蜀文化特色青铜器，成为首屈一指、举世无双的中国夏商青铜文明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分支。
三星堆-金沙
如果要评价三星堆和金沙，三星堆和金沙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通过近期的考古发掘研究，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两者之间虽然是出现和繁荣的先后之分，但是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年代的间隔。很有可能：金沙最早期和三星堆文化的最晚期是曾经有过一段“并行并存”的时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金沙继承了一部分三星堆文化的特色，但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应该是古蜀文明在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前后发展的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文化的创造者都属于总体上的古蜀集团，但有可能是古蜀集团中两个既有亲缘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独立势力集团，有可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局面，三星堆的衰落和金沙的兴起，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内在的联系。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提取神坛 王勤摄
尤其通过这次的新一轮发掘，出土了很多1986年所没有发现过的青铜器，包括新的神坛和顶尊人像等，让我们看到了古蜀文明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蕴含着的信仰体系、宇宙观等，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形状多样的神树，很自然会让人把它与《山海经》当中的扶桑、建木、若木等等与信仰体系有关的古老神树记载相联系。
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是中国青铜文明“百花园”中非常绚丽的花朵。它向国人和世界展现出中国青铜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灿烂成就，同时也为研究中原王朝与周围广大地区的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地区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文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这种一体化的进程，还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源：红星新闻
作者：王巍，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