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反侦查经验丰富的警察，但是到最后，我还是招供了。
这是一起莫名其妙的案件，几乎是肖申克救赎的翻版。警察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突然被人枪杀。于是，这个警察被视为报复奸夫淫妇的杀人犯，遭到残酷刑讯，被迫承认有罪，判处死刑。万幸的是，2年后真凶落网，还找到了作案的凶器手枪。这起冤案才得以昭雪。可惜，警察已经被打成残疾。听萨沙说一说吧。
自己被好友王俊波把绿帽子戴了，老婆跟王俊波死在一起了。
杜培武是条山东汉子，25岁时被提拔为科长，案发前刚准备提拔为副处。
杜培武长得挺英俊，为人豪爽，人缘很好。
妻子王晓湘是知名的警花，长得漂亮又聪明，被安排在市公安局通讯处工作。在这个单位，妻子王晓湘经常接触高级警员，甚至局长本人，深受领导器重。
杜培武对这个娇妻很宠爱，即便收入不高，他也雇了保姆，以减轻妻子的负担。
奇怪的是，案发前几个月，妻子王晓湘意外的怀孕了。
最近工作太忙加上还要复习备考，杜培武回家很少。根据妻子怀孕的时间推算，两人在那个月只有一两次亲密接触，也做了避孕措施。
妻子王晓湘因怀孕怒气冲冲，埋怨丈夫给自己惹麻烦。此时的杜培武哪有什么疑心，只是满心的抱歉，陪着妻子去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手术回家后，妻子王晓湘当着很多亲属的面，大声骂了杜培武一顿。
杜培武不敢回口，只是老老实实的听着。
案发后，办案人员怀疑是杜警官因为报复出轨杀的。
杜培武：我连他们两人约会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谈得上去杀他们？你们搞错了。21日当天我都在戒毒所，很多人看到，没作案时间。
没有任何可靠证据，专案组被迫采用了测谎。
6月30日上午，几个办案人员将杜培武从戒毒所带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CPS心理测试，此即俗话所谓“测谎仪”测试。
在国外，测谎作为一种辅助侦查手段，准确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即便是百分之九十，仍然存在百分之十的误报。
国外一般只将测谎作为辅助手段，不作为证据。
于是，在6月30日全天，测谎人员反复对杜培武进行测谎。提问包括：4月20日晚你有没有离开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车开枪把他们杀死？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枪把他俩杀死的？
测谎的结果是4！
一般来说，如果结果低于4，代表测谎者没有说谎；如果是4到6，说明测谎者部分问题说了谎；大于6，才说明测谎者基本都在说谎。
得到这个结果以后，专案组大喜过望。他们不顾测谎只能作为参考，认为这是杜培武涉案的确凿证据。
自然，专案组忽视的是，测谎期间如果被测试者出现情绪波动，会严重影响后果。
而杜培武回忆：有个测谎员是中院20出头的小女孩。这女孩很厉害，因对我的一些回答不满意，伸手就扇了我2个耳光。
7月2日，杜培武正式被刑事拘留。到了这时候，自然就动刑了。
审讯人员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
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审讯人员又用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他的脚趾和手指。
那些审讯人员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们在用刑的时候，冷冷地对杜培武说：“对不起了“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某个秘密场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大院里上演，杜培武早已变了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使得许多其他警察不寒而栗。
动刑长达20天，就算江姐复活怕是也坚持不过去。
于是，杜培武撑了1周，最后还是垮了。
这也源于审讯民警的一次交底：是不是你干的，你都要背着，我们为了查你的案子已经2个多月没休息了，我们怎么交差？
“为了不挨打，我不仅要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而且尽可能地揣摩他们的意图。”杜培武说。
编好了“杀人现场”，“杀人枪支”的下落却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个地方，刑警们马上就押着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来一顿毒打。杜培武绞尽脑汁想了一招————“枪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里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
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跪在地上回答问题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缓一缓，补充一下体力。”
其间，杜培武于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认为，从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属于非法拘禁。
这个时候，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呆滞，步履蹒跚，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
几天后，杜培武慢慢缓了过来，他写好了《刑讯逼供控告书》，交给驻所检察官范显忠，这位检察官当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干部的面，为杜拍下4张伤情照片。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律师为杜培武作了无罪辩护。
公诉机关指控杜培武的杀人动机是：“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
杜培武当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这一次，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
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把钱留给睿睿，……本来，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别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我始终坚信，是冤案总会查清的，只要天地还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
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烂的衣服夹带到法庭上，并当众展示浑身的伤痕。
但对这一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审判长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
身为民警的杜培武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们会那样无视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检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绝望了。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侦破杜培武杀妻案同时，昆明警方还有其他头疼的事情。
自1997年以来，昆明出现了一个武装抢劫团伙，四处作案。短短2年多内，他们先后作案23起，其中杀人5起，杀人劫车9起，盗窃机动车9起，共杀死19人，重伤1人。
公安部为了侦破该案，调动大量警力，终于在2000年6月抓捕了该团伙7名歹徒。
这个杨天勇团伙，主犯都是警察或者军人，他们作案目的并不是单纯为钱，更有报复社会的意思。
杨天勇身为从警18年的老警察。
被捕以后，杨天勇态度傲慢。。
审讯他的民警训斥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杨天勇却讥讽的说：
你们还不是一样。98年那个戒毒所民警杀妻案，你们还记得吗？民警被判了死刑，差点送了命。告诉你，这个案子根本不是这个绿帽丈夫做的，他老婆和奸夫都是我们杀得。我就不信，你能不知道真相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当杨天勇的保险柜被打开后，此前办理杜培武案件的有关人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枪，赫然躺在保险柜里！
据杨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驾车来到昆明市郊区的海埂，见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那里，便自称缉毒警察上前敲门，车内的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杨天勇用一只“五四”手枪指着，要铐他们，王晓湘不让，要打电话给局长。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王晓湘、王俊波铐在车上，杨天勇抢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用该枪将“二王”打死……
杜培武：
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但与以往的刑讯逼供案有所不同，这次刑讯逼供的对象是一名对法律相当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他也知道执法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程序，在整个案件的审讯、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采取了几乎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视法律为儿戏的执法者。
当办案民警仅凭一张“传唤证”就把他“留置讯问”而且一关就是10天的时候，他质疑办案者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被抓不久，杜培武就为自己请了律师，依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参加讯问，但办案人员不让杜的律师进审讯室。那些惨无人道的“高强度”审讯都是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刑讯逼供当然就不可能留下任何旁证。
在看守所里，他请驻所检察官当着管教干部和众多在押犯的面为自己验伤、拍照，留下了刑讯逼供的铁证，但检察机关对此证据却故意隐瞒。庭审中，当杜培武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时，公诉人竟然说“没有找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检察院对两名主要刑讯逼供者提起公诉的时候，那份原来“没有找到”的证据又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刑讯逼供的主要证据！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构成轻伤。
赔偿也是艰难的，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只能获得不足3万元的赔偿。
这位34岁的山东汉子，8岁时随父母来到春城，1995年考入云南省公安学校，与王俊波同在一个学员队，王晓湘则比他低了一级。案发时，儿子睿睿还不到3岁。对于妻子与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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