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宇丨疫情之下的英国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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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征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许多国家都遭受到巨大冲击，英国也不例外，而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影响最大。在英国，低收入劳工多从事“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代“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包括兼职工作、临时工作、自由职业、个体经营、副业，以及通过自由职业平台找到的短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不在“法定病假工资”（Statutory Sick Pay，又称SSP）的资助范围之内，一旦因疫情加重而被迫采取自我隔离，就很容易失去全部收入。面对无法维持生计的压力，低收入劳工一般会选择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继续工作，而这一情况又会导致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低收入劳工在自我隔离期间收入骤减的问题是英国防疫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
图片说明：英国大本钟（来源：新华网）
针对这一情况，有官员提出可以通过“通用福利”（Universal Credit，又称UL）和“就业及赡养津贴”（Employment and Support Allowance，又称ESA）来为不在“法定病假工资”资助范围内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帮助，这样既不需要过多的时间修改“法定病假工资”使其惠及人群范围扩大，又能够使低收入人群尽快拿到“隔离补贴”。那么“通用福利”和“就业及赡养津贴”究竟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就业及赡养津贴”的申请条件并不比“法定病假工资”低。申请“就业及赡养津贴”的人需要在过去两个纳税年度中，每一个纳税年度的收入至少为5650英镑和5800英镑，且其中一个纳税年度的收入为每周118英镑，持续26周。而收入在这个水平的人一般已经成为了“法定病假工资”的资助对象。换言之，在实际上“法定病假工资”的资助金额略多于“就业及赡养津贴”的资助金额的前提下，能够申请到“法定病假工资”的人通常不会选择“就业及赡养津贴”，而无法达到“法定病假工资”要求的人通常也没有资格得获得“就业及赡养津贴”的资助。
其次，“就业及赡养津贴”和“通用福利”的申请时间都较长。在“通用福利”推出之时，新的申请人需要等待至少42天才能够拿到第一笔补贴，虽然2018年2月英国政府对该福利政策进行了修订，使等待时长缩短到了5周，但对于大部分低收入人群而言，这5周仍旧可能造成其因面临因收入不足而拖欠租金，最后遭到房东驱赶的窘境。同样地，“就业及赡养津贴”虽然宣称“等待时间只有7天”，但补贴仍旧要在等待时间结束的3周之后才会发放给新的申请人。虽然英国专栏作家Carl Handscomb在对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的评议中提出可以通过取消“就业及赡养津贴”等待时间政策为低收入劳工更快地提供补贴，但这一措施需要政府拨款约880万英镑，对于早已因“高福利”而陷入寅吃卯粮窘境的英国财政，实在是有些难以承担。
另外，英国就业与退休保障部门的处理能力也十分有限。Carl Handscomb认为“不断扩散的新冠疫情表明英国五分之一的工人可能在疫情的高峰期休假。而在过去八年中，英国就业与退休保障部门劳动力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因此该部门能否应对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的（申请数额暴涨）情况是一个问题。”
不论是较长的等待时间还是政府部门对新申请有限的处理能力都迫使这些处于“零工经济”之中，且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低收入劳工在疫情不断扩散的当下持续工作，甚至有可能在感染病毒之后仍旧通过隐瞒病情的方式留在工作岗位上，而这同时也会导致另一批低收入人群的病毒暴露风险增加。
在低收入人群中，除却具备工作能力的低收入劳工，还有残疾人、重症病人和老年人等工作能力相对而言较为低下，甚至毫无工作能力的群体，他们一般依赖政府的福利体系生活，也因收入微薄而无法承担雇佣私人护工的费用，需要社区护工的照料。根据2019年1月《家庭护理观察》调查显示，英国社区护工的薪酬相对较低，在英格兰东南部，护工们的工资甚至低于其日常生活开销。作为低收入劳工的一员，社区护工中的许多人在从事社区服务的同时也需要通过其他兼职来添补家用。如果社工因其他兼职而感染新冠病毒，残疾人、重症病人和老年人将面临至少两个重大风险：其一是在接受护工的照料时被交叉感染，其二是因护工生病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基础疾病加重，生活愈发困难。
图片说明：3月9日，在英国伦敦，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准备参加内阁紧急安全会议。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然而根据《卫报》3月11日报道，虽然英国政府进行了大量针对如何预防新冠病毒的宣传，但这些宣传却并未涉及“残疾人和病人等高风险人群”。不仅如此，由于新冠病毒对免疫能力较弱的人群危害更大，目前在英国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病毒只会攻击残疾人、病人和老年人”等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已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权益被进一步漠视。
但值得欣慰的是，在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中低收入人群危机而焦头烂额的同时，英国的部分企业纷纷采取措施以保障其低收入劳工们的利益，其中以物流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为主。商务与人权专家Anna Triponel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当商业模式建立在广泛外包的基础上时，公司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所依赖但不那么显眼的人也需要得到保护”。只是这种企业自发的对低收入劳工的保护并非普遍现象，比如优步（Uber）虽然通知为其工作的司机如果出现发热，呼吸困难等情况就需要居家隔离，但并未出台任何措施对因此无法工作的司机作出补偿，于是尽管疫情持续扩散，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工作。
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更大的危机存在于他们确诊之后。由于低收入人群购入医疗保险的比例较小，一旦确诊，他们很可能根本无法负担后续昂贵的治疗费用。无法支付治疗费用的后果则是无法被医院收治，甚至有可能在失去救治机会的同时遭到解雇，失去生活来源。这时如果患病被确诊的低收入人群再无法得到政府的帮助，就有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进而引发社会混乱。至2019年，“零工经济”从业者人数已经上升至470万，在英国适龄工作人口中占到不容忽视的比例。英国政府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这一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临的危机，化解他们带来的危机，那么导致的后果将不仅仅对其医疗系统造成重大冲击，也会影响其社会服务部门的正常运行。
低收入人群危机除了体现出英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能力的捉襟见肘，也让英国“高福利国家”的名号受损。“从摇篮到坟墓”的口号固然吸引人，但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时，这些福利制度却无法惠及所有人，以至于需要私人企业的“良心”来帮助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但很显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以“追求利润”为本的私人企业上并不能够让英国一劳永逸地解决目前的问题。英国将如何处理其福利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低收入人群危机，又要怎样才能够顺利渡过新肺炎冠疫情，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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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东方智库
作者：李征宇
编辑：忆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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