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丨警惕“衰落霸权”对世界的“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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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国会已经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美国一再毁约并“退群”的行为表明，罗斯福“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梦想正在被侵蚀，而推卸“良性霸权”应担负的基本责任更是折射出“霸权”的衰弱。

图片说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7月7日说，美国已于6日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明年7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是2020年1月22日拍摄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外景。（来源：新华社记者 刘曲 摄）

尽管大部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们仍坚信，美国极力推进的自由主义“威尔逊模式”是符合世界利益的“治国术”。如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y）声称，“美国是自由价值和自由主义制度的中枢，只有美国足够强大，才能保证世界秩序在自由价值的普及和制度与规则主导的基础上持续和稳定。”同时，主张权力制衡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学者也认为，美国是“良性霸权”，美国的自由理念和制度会约束美国“滥用权力”。然而，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践让所谓“良性霸权”的理论早已彻底破灭。

所谓“良性霸权”的基本义务，美国早已“放弃”。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日渐放弃为全球经济提供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表明美国不再保有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就此放任通货膨胀腐蚀“美国治下和平”对全球经济的安排，蚕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基，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攫取经济利益。

当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如“吞金兽”致使美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深陷通货膨胀的泥潭。20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在艾森豪威尔的八年任期内，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解决通胀问题。他通过限制军用和民用的尝试虽从未间断，但收效甚微，反对派对此大加指责。继任的肯尼迪政府通过加强军队建设，改良社会福利系统，追求以宏观调控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林登·约翰逊政府则进一步坚持肯尼迪的作法。尽管随着对越南内战的干预升级，政府消费为国内经济繁荣一度提供了动力，但短暂的繁荣却带来更大的问题。随着战争的延续，美国国内财政状况开始恶化，通货膨胀再次迅速攀升。到1968年，约翰逊政府已无力维持美元固定汇率，布雷顿斯林体系之锚开始出现松动。

作为布雷顿森林的体系之锚，固定汇率可保证美元汇率与黄金挂钩，其目的是为了从技术上消灭美元贬值的可能。但是，随着海外资本市场的扩充和内部压力加剧，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难度升级，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一方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剩余美元积聚起来在美国本土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外资本市场，美国学者卡莱欧称其为“欧洲美元市场”。这个市场流通内流通着大量不受任何政府监管的私人资本，事实形成了巨大的自由贷款库，随时为货币投机买卖所用，向美元固定汇率发出挑战。另一方面，由于越战产生了高额军费开支，加之约翰逊的社会福利改良机会需要巨额开支，为了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从约翰逊政府到尼克松政府都被迫加大对海外投资的控制力度；增加税收；提高联邦银行储备金利率。但是这些力保美元的举措导致了经济大滑坡，不受国内资本欢迎，他们抱怨美元“升值”减弱了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1971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

由于欧洲拒绝让本币升值，迫于内外压力，美国开始做出政策调整。1971年，尼克松政府出台新经济规则，主张扩张性的宏观经济导向，宣布无限期终止美元兑换。至此，经常性的美元贬值和长期通货膨胀局面出现。

美国占据的特殊金融地位则为其带来了两个便利:美元是国际经济活动中不可替代的储备和交易货币；美国自身具备庞大的、相对他国来说更为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依靠这两个优势，美国既可以任意或无限借贷，同时可确保国内物品价格指数基本不受进出口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它一直通过操控世界货币，来减轻由自身过度放纵带来的后果。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美元削弱了他国的竞争力。

借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美元开始大量外溢，成为一种投机产品，并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巨大的、不受任何政府约束的庞大资金库。同时，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表明美国正式放弃作为“良性霸权”的根本责任，不再为全球经济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转而奉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多次利用通货膨胀转移国内经济危机，收割他国财富，解决外部危机，并试图将其他国家拖入经济下滑的泥潭。

经济特殊性生成了美国国家特性的双重性：全球霸权和自由民主，前者要求生产大炮，即军工联合体在经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分量；后者要求生产黄油，即对私人和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负责。两种特性协同发展，造就今日之美国。

资料图片：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一景。（来源：新华社）

在这种双重特性的挟持下，美国大肆利用其带有霸权性质的货币力量，逼迫或利诱别国为自身赤字大规模融资。而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种操作符合世界利益的要求。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自由流动的资金库所提供庞大数额的低息贷款，既促进了西欧和日本等国的跨国公司扩大对外投资规模，又助于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工商业。欧洲复兴之后，社会福利提升，劳工工资大幅增加，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如纺织业和各种流水线装配产业。为了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家开始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开放市场，得益于此，有的国家抓住机会向先进工业国家迈进。

然而，如此大的失范资金库落入私人投资者的手中，自然会极大地鼓励全球范围内的投机和不适当买卖。除了日金融量超过数万亿美元的外汇流动，这个庞大的市场还存有其他金融衍生物，如买卖股票、债券以及期货。它们并非流向真正的经济领域以购买商品或服务，而是仅依赖货币自身价值变化来购买或抛售的一种套期保值交易。这些庞大的资金在货币投机中所造成的后果具有高度毁灭性。

而 “良性霸权”所肩负第一要务，就是在多边秩序基础上为世界提供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公共产品，各国财政机构和国民经济开始经常性地受到来自失控国际货币市场的威胁。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私人投资领域开始储备大量美元游资，形成庞大的国际货币市场，并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对冲基金”，随时准备投机，以巩固资源，对抗经常性的货币危机。仅从“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赫赫战绩中，我们就能窥见国际游资以操纵美元为手段，进行货币投机，实则把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财富洗劫一空。

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大获全胜。当时，他认为英镑汇率被市场高估，就决定做空。这次索罗斯获利达10亿美元，被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1994年，索罗斯以同样的套路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致使墨西哥金融体系崩溃。1997年，量子基金做空泰铢，收益高达40多亿美元。就在泰铢疲软之际，一方面，外资纷纷离场，诸多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国际炒家蜂拥而入，低价收购泰国本土资产。与此同时，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先后收割了印尼、菲律宾，引发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亚洲货币的崩溃，随后债券、房地产市场相继破产，最终致使亚洲经济大衰退。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灾难接踵而来。比起依赖经济和军事优势，美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收取“帝国税收”，索罗斯之流所从事的货币投机买卖收割他国财富的则更为快速，十分邪恶。

2015年，索罗斯宣布退休，其本人不再管理投资，并将全力推动慈善事业。时至今日，他已成为享有盛誉的大慈善家。然而，自上世纪末，索罗斯就通过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频频参与多国“颜色革命”。

当前，美国一再推卸全球责任，陆续退出国际组织，但对于已攫取的意识形态霸权，它仍牢牢把控，并未显露出丝毫要改变的意图。这种国家力量则充当了索罗斯等私募基金背后的强力推手。正是由于这个“衰落的霸权”秉持“美国利益至上”，彻底放弃“善意霸权”的基本责任，放任美元商品化，为私人资本投机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美国“霸权”已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但它仍在利用其政治和军事优势，在美国资本和文化所及之处攫取经济和战略利益。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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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东方智库

作者：刘琳

编辑：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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