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博锐丨欧洲疫情再暴发：英国重启隔离或“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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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博锐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协同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8月下旬，欧洲新冠疫情呈现出卷土重来之势——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增确诊人数都分别创下各国数月来的新高。同时，英国疫情也出现反弹，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不断突破解封以来的纪录。面对国内外严重的防疫形势，英国政府重拾对外隔离政策，将多个欧洲大陆国家列入“黑名单”。但由于隔离政策自身的局限性和对恢复经济的不良影响，该政策甫一出台，就引起英国国内外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隔离政策的效果或将“事倍功半”。

隔离政策的弊端

在欧洲疫情呈现出激增的态势后，8月13日，英国政府宣布自8月15日起，从法国、荷兰、马耳他、摩纳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Turks and Caicos)以及阿鲁巴岛(Aruba)这六国和地区入境英国的人需要自行隔离14天；在8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对克罗地亚和奥地利采取此项“隔离”政策。8月底，几乎整个欧洲都已被英国“隔离”。

图片说明：8月15日，乘客从巴黎乘坐“欧洲之星”列车抵达英国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英国政府13日宣布，自8月15日起对从法国、荷兰、马耳他等6地入境旅客实施为期14天隔离检疫。（来源：新华社发）

在欧洲大陆和英国本土疫情再度暴发的情况下，英国颁布新的隔离政策有其合理性。英国政府希望以政策转向的方式阻断或减缓第二波疫情的到来，然而，出于以下几个原因，英国看似强力的隔离政策可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加重疫情对英国的影响。

首先，政策出台时间太晚，暑期出国度假的英国公民急于在禁令生效前回国，导致人口流量骤然加大。以一水之隔的法国为例，据统计，约有50万英国人在法国度假，突如其来的禁令让英法之间的机票一票难求，这无疑增加了隔离工作的复杂程度。同时，从目前英国应对新一轮疫情的表现上看，隔离政策并未真正减缓英国疫情发展的态势——从8月底到9月中旬，英国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由1000人左右飙升至3000人上下，并且该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第二，仓促推行的隔离政策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英国政府也没有在国内发布与之配套的防疫政策。禁令规定，所有由“黑名单”中的国家回国的英国旅客都要“自行隔离”一段时间，但这期间并没有专人去监督归国公民是否按要求进行自我隔离。虽然政府后来亡羊补牢，试图通过发放隔离补贴的方式保证隔离的质量，但英国正处在失业率飙升、经济衰退严重的阶段，政府的“工作保留计划”也即将结束，在这一特殊时期遵照政府要求进行隔离，很可能会丢掉工作。政府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微薄收入与失业带来的损失相比差距太大。这些因素导致所谓“自行隔离”的效力难以保证，并最终加重了疫情。

最后，政府政策的反复性也影响到自身领导力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英国刚解封时，政府为了恢复经济曾鼓励民众出国度假，事到如今却转而发布禁令，使得出国游玩的英国民众面临窘境。这将再次加大英国民众对于政府抗疫和恢复经济策略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的质疑，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力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未来的抗疫政策走向，使英国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之中。

简而言之，英国政府出为了抑制疫情重新开始“隔离”周边国家，但该政策与先前鼓励出游的政策是彻底割裂的，同时该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实也存在疑问，因此新一轮“隔离”政策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隔离政策“事倍功半”背后的深层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隔离政策是否有效所引发的争论，并不是5月中旬以来政府所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第一次疫情高峰结束后，英国政府先是因为屡屡修改解封政策而饱受诟病，近期又因为“高考”政策一变再变引发一系列问题而遭受质疑，甚至鲍里斯·约翰逊本人也因为政策多次大变而被指决策缺乏科学性。这一系列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并未清醒地认识到防疫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政策发生突然转向、政策之间缺乏连续性则源于英国政府治理能力不足。

图片说明：9月14日，人们在英国伦敦SOHO区一处临时占道改造成的户外餐区就餐。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的疫情防控新举措，自9月14日起，除少数情况外，日常社交场合中的聚集人数不得超过6人，室内室外均适用，违者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不过，学校和工作场合等并不受影响。（来源：新华社发 蒂姆·爱尔兰 摄）

打一开始到现在，英国防疫政策的目的都是让医疗系统能承受住疫情的冲击，期待疫苗出现后一次性解决问题，并以此为底线尽最大可能恢复经济，而不是彻底隔绝新冠病毒后再进行经济恢复，这使得从一开始就注定遗患无穷。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在防疫和经济恢复之间寻找的平衡点并不合适——控制疫情和发展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交换关系，相反，只有在疫情得到绝对强力的控制后，经济才有可能再度焕发活力。

英国政府的这一目的除了体现在疫情暴发初期相对宽松的禁足令上，也体现在政府对第二波疫情的防范措施上——7月18日，英国政府将地方解封的权力下放，目的是让地方政府在应对疫情时保持灵活性，同时一再声明封锁全国的举措将作为抗疫的“核武器”，不会轻易使用。这使得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疫情反弹的威胁一直如影随形，政府无法有效地实行激进的经济恢复政策，因为政策稍有放松，立即就会体现在新增确诊人数上。最终政府无论是在控制疫情还是在刺激经济上都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除了因为没有恰当地权衡防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外，英国政府的举措“事倍功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欠佳，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决策缺乏连贯性和科学性。缺乏连贯性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突变的隔离政策上，缺乏科学性则主要体现在政府因决策依据不足而导致的一系列政策上的“大转弯”——从A-Level和GCSE考试成绩的评定方式，到学校开学学生是否应该戴口罩，英国政府总是在政策发布不久后提出几乎完全相反的新指示，这说明政策初步制订时的依据就没有兼顾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二，政府对内政策的执行力存在缺陷。第一次封锁期间，曾有政府高官违反封锁令却未被惩处；解封阶段，也不断有人违反解封规定，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疫情卷土重来时，政府出台的“6人限聚令”正式实施的前夜，英国民众恣意狂欢，政府也无法阻止。治理能力的缺陷也让英国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英国针对新一轮疫情暴发重启国际隔离政策“事倍功半”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抗疫方针和治理能力存在缺陷。如果英国政府无法作出有效调整，那么新一轮疫情将会继续让英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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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东方智库

作者：付博锐

编辑：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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