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如何咸鱼翻身的？
1
一本杂志的诞生
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众声喧哗却又如履薄冰的时代。
名义上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等自由，但实际上，袁世凯和他一手操纵的国会，可以任意通过并颁布法令，以限制人民的权力。
陈独秀曾于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然而，就是在袁世凯的压力之下，杂志在1915年停办。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灰心。
在1915年的夏天，当袁世凯意图接受日本抛出的“二十一条”之际，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2
兼容并包
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
在该年年底，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校长时，北京大学已因守旧的传统而闻名。
教授们大都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他们被称为“中堂”和“大人”，而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
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都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流连于赌场和妓院。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改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兼容并包的思想。
北大的教授团包括了许多意见分歧的人物，所有最富于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生活。
3
一份伪造的履历
蔡元培急于招揽一些名流学者到北大，以扭转颓败的校风。
很多人向他郑重推介陈独秀，于是，他找来《新青年》杂志翻阅，颇有共鸣。
他要邀请陈独秀出山了。
但陈独秀觉得自己无学位，对教书兴趣也不大，还是想回上海办《新青年》，他再三推辞，并荐胡适以代。
蔡元培说:“你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盛情难却之下，陈独秀只好答应，约定以三个月为期，如胜任就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回上海。
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
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湖安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
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4
咸鱼翻身
陈独秀终于踏入了北京大学的门槛。
《新青年》也随他从上海迁至北京，在箭杆胡同九号落脚(但出版地仍在上海)。
出乎陈独秀的意料，果然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从上海挪到北京，《新青年》居然咸鱼翻身。
《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最关键的的确在于与北京大学结盟。
结盟前，《新青年》的销量少得可怜。
1916年底，偌大一个成都，只销五份。全国每期总印数，不过区区1000本！
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
但在结盟后，全国的总印数(包括大量免费赠送在内)，每期一万五六千份，虽然基本也没啥赚头，但起码不亏损，不用再担心倒闭了。
而且，有了北大教授群的参与，《新青年》的整个学术影响力和思想洞察力迅速提升，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酝酿了文化的风暴。
不得不再次说，陈独秀的北上是关键一步。
1917年，胡适也从美国回国，成为北大哲学教授。
从此北大就有了“三只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是老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是中兔子，现在又添一只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的小兔子胡适，声势陡然壮了不少。
5
唱双簧，博眼球
《新青年》的主要读者，以知识精英圈子为主，对新文化的争论，亦只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闹腾。
做传媒，不怕人捧场，不怕人踢馆，最怕无声无息的冷场。
几个大教授一合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演一出“双簧戏”。
钱玄同与刘半农搭帮，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他们一个偏激，一个活泼，本来就是一对活宝，互打擂台，好不热闹。
大众传媒视角里的《新青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
还有一个成功的策略，就是推广白话文运动。
说一个胡适的趣闻：
有一份辞职电文,文言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电报写得确实简练，仅用12 个字。但白话文电报却只用5 个字：“干不了，谢谢。”
6
猫头鹰
对于病态的文化人格，鲁迅是有高度的敏感性的。
他习惯于站在舞台深处最黑暗的角落里，冷眼相看。钱玄同给他起了个“猫头鹰”的外号，传神之至。
鲁迅曾说“铁屋子”中昏睡的国民的大多数，比如阿Q ，比如祥林嫂，比如闰土……他们“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再比如，《药》里那群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的时候就已等候多时的看客，他们的精神是麻木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鲁迅认识到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
要把中华民族从中世纪式的黑暗禁锢中拯救出来，进行民族人格重构，就必须破毁“铁屋子”，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颠覆性解构。
后来，我们都知道，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里头有这样一段控诉“吃人礼教”的著名文字：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7
从来如此，便对么？
新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个人的独角戏。
以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努力从传统中挣脱出来，最终化茧成蝶。
他们重估一切价值，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追问。
虽然他们免不了仍有焦灼感，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决绝的勇气和智慧照亮中国，推动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