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学历史：柏林墙是如何倒塌的？

“早在1989年之前柏林墙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

                                            ——约瑟夫·奈

1

人性的荒凉

魏斯勒，作为“斯塔西”——东德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的“理想”是“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

哲学家罗素说："我的一生被三种简单却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所控制：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抑制的怜悯。"

而魏斯勒，恰恰是这种形象的反面。

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坚冰内，他被冻化为忠诚的体制精英，眼窝深陷，脸部线条如刀刻一般，精准、严酷、冷漠，周身散发着一种暗黑的气质。

他的生活机械、单调，无论何种场合，都面无表情，在他身上，几乎挤不出一丝对人的同情与怜悯。

在他的审讯课堂上，当学员质疑"为什么不让犯人睡觉，这样是多么不人道"时，他近乎恶狠狠地问了对方的名字，并在名单上做了标记。

显然，他认为同情与怜悯，犯了秘密警察的职业大忌。

在魏斯勒坚壁清野的世界里，没有太阳。

他似乎就是一个"和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抽象概念"，代表了一种人性的荒凉。

2

好人奏鸣曲

作为一部反思冷战，批判极权社会的电影，《窃听风暴》的导演从构思到写作再到完成，花去他九年的时光。

然而，据说在拍摄过程中，德国监狱博物馆馆长拒绝了他的拍摄请求，理由是电影不符合史实，——像魏斯勒这般的秘密警察，据他所知，东德并没有出现过。

博物馆长的意思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只会如电影前半段的魏斯勒那样行事，至于电影后半段发生"灵魂转向"的魏斯勒，他并不相信。

导演有艺术创作的自由，作品未必需要翻版现实。

在历史现实中，魏斯勒也许会冷酷到底，但在电影中，导演可以设定特定情境，提供魏斯勒转变的情理逻辑。

魏斯勒的转变，暗合了电影中的"好人奏鸣曲"。

某种意义上，《窃听风暴》用细腻的视觉语言，展示了魏斯勒心理上的“柏林墙”缓慢倒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也是他“执行任务”——监听"唯一被西方阅读"的国家作家德莱曼和他的妻子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如诗人狄金森所表达的：

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

或许我还可以忍受黑暗，

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凉

3

柏林墙，是稳固的吗？

电影中设定的1984年的东德，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

邻居发现德莱曼家被安装窃听系统时，被威胁警告，只能选择默不作声；年轻的职员因为随意开领导人的玩笑，怕被视为体制的反对者而惊出一身冷汗……

极权带给人们的恐怖之一，就是让人高度自危，没有信仰，只有谎言和面向权力的谄媚。

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言，丧失言论与创作自由，只能对体制唱赞歌，"只剩死寂，万念俱灰"。

雅斯卡即是其中的代表，他被列入文化局的黑名单，失去了创作的自由，生命陷入黯然无光，只能用自杀来表示抗议。

然而，建立在恐惧基础之上的极权秩序，是稳固的吗？或者换一个问法：柏林墙，是稳固的吗？

4

用来逃跑的柏林墙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

这一天，住在东柏林的希尔维亚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西柏林看望父母，她做梦也没想到，第二天醒来，一道墙从此分开了他们的家庭，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还在那边。

希尔维亚只能每天抱着孩子来到墙边，来到能看到丈夫下班时经过的地方，向墙的那边张望。孩子远远地喊：

“你好，爸爸！”

作为物理上的柏林墙，约155公里长，约3至4米高。东德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建造它的直接原因是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

某种意义上，柏林墙就是用来逃跑的。

1961年8月15日，柏林墙还未修筑完备，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19岁的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头戴钢盔、肩背长枪，乘人不备，一跃而过。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彼得·雷宾拍了下来，震惊世界。

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曼试图攀越围墙，却不幸被开枪射杀。他是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杀的人。该事件在冷战时期哄动一时。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由两个家庭花了数年的时间秘密手工制成—— 20多分钟的飞行后，安全落在西德领土。

5

唤醒梦中人  

作为心理意义上的"柏林墙"，是从何时起在魏斯勒心中坍塌的呢？或者说，魏斯勒的"灵魂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呢？

曾经的魏斯勒，自以为是（正确）地活着。赫拉克利特把这样的人比喻成睡梦中的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叫醒这些梦中人。

从电影的角度而言，唤醒魏斯勒的是"他人的生活"——这也正是本片的另一个译名——正所谓"启蒙的敌人是最大的启蒙者，正如自由的敌人最好地确证了自由的重要性"。

以德莱曼为代表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融化了魏斯勒。

他读德莱曼读过的布莱希特——

九月的这一天，洒下蓝色月光

杨李树下一片静默

轻拥着，沉默苍白的吾爱

偎在我怀中，宛若美丽的梦

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

一朵云攫住了我的目光

如此洁白，至高无上

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他监听到德莱曼为自杀的雅斯卡弹奏的《好人奏鸣曲》……

艺术的力量似乎抵达了他的内心。

他体验到一种感性的，审美的生活，意识形态坚冰开始松动，软化。

虽然他最终选择保护德莱曼们不一定是出于对其所持政见的认可，但他基于某种未泯的良知，进行了一次自由选择。

如果说"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那么，此刻的魏斯勒，多少获得了精神自由，虽然他未必自知。

当然，观众尽可质疑，魏斯勒的"灵魂转向"未免突兀，过于夸大艺术对人心灵的净化作用，但我们或许也不能完全无视人的"自由意志"。

导演创造魏斯勒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到底还是对人的"自由意志"保有一丝乐观的。

6

电影的结尾，两德重归统一。

历史某种程度被修正，被窃听者获得生活、言论的自由，而窃听者将接受历史理性的审判。

导演并未给魏斯勒一个光明的结局，他背负着历史的黑暗过往，成为一个处理信件的籍籍无名者，并将以此终老。

但从某种角度，这对"一念之间"变成的"好人"魏斯勒而言，又是最好不过的结局了。

况且，德莱曼通过尘封的档案，知道了窃听者的存在，于是写了一部小说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并在扉页上写着：仅以此书，献给“ＨＧＷＸＸ／７”（魏斯勒上尉）。

魏斯勒无意中看到这本书，默默买了一本。

送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