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次收复海参崴的机会
江淳按：北洋政府在“两兄弟”的历史里，就是腐败不堪……他们做了两件事：饮马海参崴与收复外蒙古。——后人无法企及！
北洋将领徐树铮
海参崴，提起这个名字，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心头都会一振，因为这曾经是我们的领土，当年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小渔村，人们过着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块地方甚至被清朝看作是自己发源地之一，但是到了大清的末年时期，清朝与当时的俄国弄了一个《中俄条约》，在条约之中，清朝将自己祖先的土地拱手让人，曾经汉人不得进入的地方就这样屈辱的给了这个所谓的“友邦”。（来源：纵横历史说）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起这个地名来，还在内心里会有一种另样的伤感，因为我们建国之后，也没有能收回这块地方，但是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北洋就曾派出过军队去过海参崴，但是当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与俄军开战收回失地的，而是另有目的。
当时的俄军对于日军是比较的痛恨的，但是对于北洋军队却没有那么大的恨意，所以，两军几乎没有怎么开战，甚至还会有相互串门的时候，而对于海参崴这块地方，北洋军队也并没有趁着俄军内部内乱的时机收回来的心思，在海参崴待了一年之后，北洋军队的陆军就回来了，只是象征性的留下了一些海军，后来我们自己也大乱起来，而俄军就趁机消灭了留守在海参崴的北洋海军一部，自此之后，我国之军队，再也没有踏上海参崴的土地一寸！
民国时，谁出兵收复了外蒙古？
近年来，“北洋政府武力收复外蒙古”一事，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执行此事的北洋将领徐树铮，也与孙中山并列，被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切失土的两个爱国者”，盛赞其“以一人之力收复外蒙古”乃不世之功。揆之史料，徐树铮折冲樽俎，固然功不可没，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种功勋的建立，一则依仗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其能借势而为；二则徐树铮当时手段过于激烈，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埋下了外蒙古得而复失的隐患。（来源：短史记）
机会很好：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上层处境艰难，主动向北京靠拢
辛亥革命之际，沙俄趁中国内乱，扶植了以外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为“皇帝”的“大蒙古国”。后经交涉，中俄于1915年签署协约，中国获得外蒙名义上的宗主权，册封外蒙活佛；但沙俄获得在外蒙居住、贸易、司法等诸项特权，实际控制了外蒙古。随后外蒙古撤销“独立”，改称“自治”，中国政府获许在库伦（乌兰巴托）派驻无实权的“都护使”、“库伦办事大员”。①
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外蒙古问题方发生转机：
首先，外蒙王公、活佛财源断绝，急需中国政府援助。“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无暇顾及外蒙，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也不再拨款，兼之卢布大幅贬值，一度使外蒙行政运转、上层人士生活无以为继。外蒙王公感叹：“自治是件非常好的事，可是，如果没有年金俸禄的话，生活又能像什么样子呢？”②希望中国政府能像前清那样，继续给他们发俸禄。
其次，外蒙古高层内部存在很深的矛盾。1915年“自治”后，活佛及喇嘛掌握大权，王公权力被严重削弱。按照前清旧制，外蒙王公（黄派）管政治，喇嘛（黑派）管宗教，但“自治官府”以活佛为领袖，很多喇嘛因而成为官吏，掌握了行政权力。他们偏袒自己统辖的徒众，向王公所辖地区大肆摊派税收。同时，王公的世袭权也控制在喇嘛手中，让王公们常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蒙古王公抚今追昔，“感觉归附中央，较多利益”。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外蒙当时存在严重的外患。在日本的支持下，沙俄旧军官谢米诺夫、布里亚特等人，意图在外蒙建立一个“大蒙古国”。外蒙惧怕日本，但又无力对抗谢米诺夫的侵略。外蒙王公认为，“非依赖中央，请求进兵不可”。④这为中国突破限制，出兵外蒙提供了可能。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外蒙王公于1919年8月向都护使陈毅表示愿意“撤治”——取消“自治官府”，恢复前清旧制。陈毅遂同王公们商定了63条善后条例，报呈北京。但由于善后内容有利于王公，引起以活佛为首的喇嘛不满，上书大总统徐世昌，要求“保存自治”。“撤销自治”一事因此停滞。
徐树铮墓，位于安徽宿州
处理失当：徐树铮纯以武力逼迫，在外蒙大失人心，埋下复叛隐患（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