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洗脑

“洗脑”这个词，从表面上感觉是贬义，所以很少有人说洗脑是一件好事。但现实中很多人都在干洗脑的事，所以就有了多种不称为“洗脑”的洗脑，如思想改造、端正思想、帮助教育、共同进步，等等。（作者：徐贲/江淳编辑）

洗脑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人际关系环境对个体形成的强大作用。工厂、医院、学校的科系或班级、文艺组织和联合会，都可以作为洗脑的环境。它们受到自上而下的严密监控和操纵，在思想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生理学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些神经轨道，在受到新信息和新奇刺激时可以打通，变得通顺。因此，当教条性的语言被反复不断灌输进人们大脑时，他们的神经元之间会更加畅通，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也就是人的思维被“程序化”了。

洗脑利用的不过是人们常见的心理弱点和心智缺陷，而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造就而成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洗脑。对大众进行心智启蒙，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洗脑有充分的警觉，从而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唤醒。这就像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大家只有手牵着手，相互支撑，才不会被卷入海底。

一、在美国的洗脑理论里，“洗脑”指的是一种对个人或群体的强制性劝说、思想改造、心灵控制和胁迫改变想法的过程和后果，它被普遍视为是不道德的。

它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目的不善（洗脑者要造成他人自我贬抑，迫使他人接受其观点），而且手段也不善（强迫、操纵、欺骗）。因此，“洗脑”是一个贬义词，很少有人会直接为洗脑辩护，称洗脑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避免这个说法不等于不做这件事情， 洗脑有不少听上去中性甚至褒义的替代词，如思想改造、端正思想、帮助教育、共同进步，等等。因此， 存在着多种不叫洗脑的洗脑。

“洗脑”的说法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是指苏联类型的国家利用宣传和体罚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这种起始于政治观察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和反对一些被视为“邪教”的“新宗教运动”组织（New religious movements，NRMs）。

反邪教洗脑的研究有两个侧重点。第一是邪教招募组织成员的手段， 邪教用这些手段来改变人的正常思维和想法，把他们吸纳到组织中来。第二是邪教留住成员的方法， 当人们误入邪教后，防止他们动摇，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永远留在组织内，充当组织忠贞不渝的成员。

把新宗教运动组织与“邪教”联系起来，用“洗脑”的理论来研究它们的组织扩充和维持，这在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国是有争议的。因此，讨论者们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往往会避免使用“邪教”一词，而采用比较“中性客观”的说法，如“非常规宗教”（unconventional religion）或“少数者信仰”（minority faith）。

但是，1978年琼斯镇“人民圣殿”教派组织近千人集体自杀的悲惨事件，至今仍然是社会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讨论的话题，也一直在提醒研究者和普通民众，洗脑是一种现实的危险。

在美国，虽然不能把所有非常规宗教组织一概而论地视为“邪教”，但从对琼斯镇“人民圣殿”这类组织的研究中获得关于“洗脑”的认识和教训，却具有普遍意义。这些认识和教训对人们提高警惕、珍视心智健康、学会抵御外来的思想操纵和控制，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了关于“洗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这之前，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政治学家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已经让人们对特定政治制度下的思想改造和控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一些了解。

1961年，两部专门研究强迫性思想改造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同年出版，引起了普遍重视。

一部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德佳·沙因（Edgar H. Schein）的《强制性劝说》（Coercive persuasion）。沙因认为，与人的其他思维训练或社会化过程不同，思想改造有四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是批评和批判，就是将被改造之人放置于别人的猛烈攻击（批评、批判、批斗、斗争）之下，以此动摇并瓦解他的自主意识，从而取得逼迫他顺从的效果。

第二，必须把他放置到某个或数个压力“同伴群体”（peer group）中，用同伴的力量来影响他，这类同伴群体包括同行组织、同工作单位同校、同系的熟人和同事，等等。

第三，必须在这类人际组织关系中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如歧视、鄙视、排斥、羞辱、疏远、视为落后、贬为异类，等等，只有这样，他才会产生不顾一切要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强烈愿望。

第四，对他造成压力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与他有关的同伴群体，而且还要包括他周围的整个社会，以对他形成整体环境的合围，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

用这四种方法进行的个人、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可以是相当成功的。一旦形成思想习惯，即使在没有明显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其成果也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维持。

1961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思想改造的著作是 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利夫顿在书里提出了著名的“思想改造八项标准”。

第一是“社会环境控制”，控制环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造成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割裂。典型的控制环境是学习班、隔离审查、劳改、监禁，等等。

第二是“神秘主义控制”，用某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权威、伟大的主义或思想、智慧和远见都超凡入圣的英明领袖，来指导某种“正确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神秘是因为 它代表了某种绝对真理的超验力量，有宗教般的抽象、玄秘教义和恩人、慈父般的伟大救世主。

第三是“宣扬完美”，就是制造一种绝对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敌对世界观。给被洗脑者长期灌输这种思想， 要求他丝毫不能倒向敌对一方，必须时刻坚守敌我势不两立的观念：不改造就是自绝于人民，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必须站队、紧跟、分清两条路线、站稳立场等。

第四是“供认‘罪行’”。羞愧感和罪恶感被用作强大的思想控制工具，逼迫被改造者坦白、交代、灵魂深处闹革命、供认罪行，并将其罪行（组织定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公之于众，彻底暴露。

第五是“至高真理”， 将某组织的教义、主义、意识形态树立为绝对真理，不容置疑或争辩。一切其他思想学说都是歪门邪说和敌对势力。

第六是“语言暴力”，用一些外部世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专门术语和固定说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第七是“个人服从主义”，把某个主义奉为科学真理甚至宇宙真理，以它的名义禁止异类思想。

第八是“决定生死”，一个人命运的好坏和沉浮，他被当作“自已人”还是“敌人”，成功还是毁灭，完全取决于他与组织的思想是否一致 。

三、沙因和利夫顿的思想改造研究都强调人际关系环境对个体形成的强大作用，也就是后来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中所说的“情境”（situation）的作用。

这种人际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治组织的结果。一些看上去是非政治的人际关系，如工厂、医院、学校的科系或班级、文艺组织和联合会，其实也都被政治化了， 它们受到自上而下的严密监控和操纵，在思想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沙因和利夫顿的思想改造研究，观察和总结的还只是思想改造的一般“常态”情况，甚至还是相对“温和”的（也就是常说的“和风细雨”）。在ZZ运动来临之际，思想改造会变得非常极端、暴力、残酷，成为典型的“暴力性洗脑”。

以研究思想改造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在一次访谈中说的，利夫顿所研究的思想改造，有的可以说“是非常剧烈的”，特别是对待被监管、劳改的人和监狱囚犯，甚至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

泰勒教授在《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2004）一书中，结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详细讨论了洗脑的科学原理。

她指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证明了人的思想是会起变化的。生理学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些神经轨道，在受到新信息和新奇刺激时可以打通，变得通顺。因此，当教条性的语言被反复不断灌输进人们大脑时，他们的神经元之间会更加畅通，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也就是人的思维被“程序化”了（programmed）。

这种语言的影响可以是相当隐蔽和不知不觉的，在专家、学者身上也起作用。有时候国内外学者讨论同一个问题，使用的语言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潜在地影响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结论，其中有的便是长期洗脑的结果 。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一代，20世纪60年代已经长成青年， 他们开始感觉到了巨大的教育和就业压力，许多人产生了失落和社会边缘化的感觉，在精神上成为“垮掉的一代”。

越南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更使得这一代中不少人到传统的价值观之外去寻求慰藉和精神寄托，接触到了“新兴宗教运动”。

所谓“新兴宗教”，一般是指不为主流民众赞同和不为主流教会接受的一些“教派”，其中也有一些地地道道的邪教，像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或太阳圣殿教这样的组织。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反邪教运动（Anti-Cult movement）开始运用有关思想和心智控制的理论来解释那些突然发生的思想激转。关注邪教问题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比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更为细致的洗脑理论。

心理学对“邪教”的研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转变，另一个是留置。转变就是从不信邪教变得信邪教，留置就是在信了以后不再放弃邪教信仰。这二者都与洗脑有关。

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是一位同时关注政治洗脑和邪教洗脑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在研究中对比了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政治洗脑与1978年琼斯镇“人民神殿”邪教洗脑所使用的多种相似手法。

《1984》中有许多对洗脑的描述，但 现实生活中的洗脑有许多并没有书中那么明显、激烈和暴力，而是以相对平常和似乎无害的方式在悄悄进行。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契亚蒂尼（Robert Cialdini）在《影响：劝说的心理学》（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一书中指出，洗脑可以不动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只要巧妙利用某些现有的社会伦理观念就可以使人在思想上就范。

例如，人们所说的忠、孝、义气、感恩都可以派作洗脑的用途，像歌颂“恩情”的歌词就可能成为“温和”的洗脑，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使人在政治心理上依赖恩主，因无法人格独立而在奴性中越陷越深。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感恩是一种债务，就像被讹诈一样，交付越多，就越向你勒索”。谁一旦被这样的软绳索捆住，便当然只好永生永世地感恩图报了。

洗脑利用的不过是人们常见的心理弱点和心智缺陷，而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造就而成的，既然如此，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洗脑。对大众进行心智启蒙，是为了让尽量多的人对洗脑有充分的认识和警觉，这才是防范政治操控和邪教的最好方法。

本文作者徐贲，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有《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等专著。原文标题“美国的洗脑理论”，转载时有删节。（编辑微信：jc65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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