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好了吗？｜2019性别观察
尽管置身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东亚女性总是面临相似的成长困境——如今，我们愈发清晰地对此感同身受。在过去的2019年里，尽管性别不公与暴力事件始终在上演，但我们也意识到国内大众媒介整体的性别意识在改善，对于受害者的共情、对于制度的反思在增强，也有更多发声强调在社会结构性框架中理解性别问题。
本期反向流行主播董牧孜、余雅琴邀请女性媒体人、剩余价值主播张之琪、傅适野，就今年在国内引发舆论热议的女性话题进行盘点——不论是国内社会事件或是海内外文学影视作品，我们尝试总结女性热议话题的代表性视角，发掘舆论焦点在方向上的改变和进步。一个困在家庭中的韩国主妇故事，为何能引发东亚三国女性的强烈共鸣？今天我们的性别意识是更进步了，还是更容易陷入性别战争了？面对性暴力与家庭暴力，我们还在期待完美受害者吗？对于当代女性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回归家庭，还是寻求别样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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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个困在家庭中的韩国主妇故事，
为何能引发东亚三国女性的强烈共鸣？
△《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小说及同名电影，直击韩国家庭和社会上的性别不公议题。金智英一直按照社会规范下的女性身份生活，成为重男轻女的父母所期待的“好女儿”，职场上温顺隐忍的“好女人”，和以家庭为重的“好妻子”。直到一天她好似被附身一样，言行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这是亚洲10年来罕见的现象级畅销书，凭口口相传在韩国销量突破100万册，但也引起了撕裂的争议。傅适野：我在采访《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时问她，你有预料到自己的书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吗？赵南柱说，完全没有，这本书最初还是以投稿的方式给到出版社的。她给出的分析是，这本书提取了一个普通女人前半生可能遭遇的各种困境，在韩国、日本和中国都能引起很大的共鸣，女性的声音在这些地方一直在慢慢崛起。
董牧孜：《82年生的金智英》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今天性别战争的吊诡，这反映在激烈的舆论冲突中。在韩国，很多男性公众人物、政客都在公共场合推荐这本书，而当女明星表示她们在阅读这本书时，却遭到了男性粉丝和网友的疯狂辱骂，甚至在电影改编计划期间出现全国性的请愿反对。对于很多中国读者和观众来说，我们可能会讶异，已经21世纪了，一个发达国家怎么还会出现这种事情？尤其是韩国这样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国家、一个影视娱乐业的繁荣程度值得我们去追赶的地方。这种东亚国家发达与落后同在的矛盾恰恰反映出，即便经济社会再发展、再进步，但资本主义父权制之下的性别关系未必会因此发生什么改善。
傅适野：《82年生的金智英》一方面得到了很多支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法案”作为首尔市涉及雇佣的性别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公共政策被提出；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整个舆论的巨大反弹。其实电影版已经比小说版改编得要温和了一些。电影中的金智英有很多女性同盟比如以前的同事、性别平等意识很强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她的老公也被塑造为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这样一位中产阶级女性，遇到问题还可以向心理咨询医生寻求帮助。
董牧孜：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电影的改编相比小说是失败的。比如书评人维舟认为，小说原本是社会学的视野（作者本人也是社会学背景的），但是电影把金智英的问题变成了“心理学的”，甚至很多人看完电影后觉得孔侑是完美老公，这就偏离了原著本身的批判性——金智英成了一个过于幸运的人，结构性的不平等被抹掉了。
余雅琴：这种状况跟整个韩国影视业的高度男权化有关。即便电影的导演、编剧都是女性，她们也不敢真正触碰到根本性的性别不公，不然电影就很难获得制作的可能性。电影的商业逻辑就是要获得更多的大众认同，这样观众才愿意为电影买单，才能赚到钱。主创团队就是要在理念的先锋性和大众的接受度之间做出平衡，但事实上这部电影还是冒犯到了很多韩国男性，很多负评都是出自韩国男性。
△韩国网友评分
张之琪：我们常常会觉得韩国电影尺度很大，然而《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的遭遇暴露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部如此温和的女性议题作品都不能被社会所接受。
余雅琴：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很多男性知识分子在探讨政治议题时视野会非常宽广，会关心到美国、拉美以及其他遥远的国度，然而一旦涉及女性、性少数人群或少数民族等少数群体的权益时，就会对不平等选择性地盲视或是无视，甚至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不平等的受益者。
董牧孜：电影中的男性职员抱怨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帮忙照顾孩子，请育儿假又要面临职场困境，其实男性同样受到这种父权制结构的压迫，但却未必清楚自己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反而陷入与女性的对立情绪之中。
余雅琴：男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面临更大的压力，是因为这个社会要求男性必须有车有房、有地位有存款，既要承担职场责任，也要承担家庭责任。其实男性所遭受的这些压力，与女性所遭受的困境，原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刻板的父权制结构所造成的。
02
是性别意识的进步，
还是陷入性别战争了？
董牧孜：你们会觉得今年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中的性别意识，比往年要更进步、更开放一些吗？傅适野：从个人微观的经验来说，我会觉得从今年年初到年终，国内性别议题的舆论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我今年年初写过一篇《成为母亲》的书评，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讲述了自己生完孩子之后的经历，她想要传达的思想是破除母职的神话，母亲并不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母职之中充满了痛苦，夫妻之间彼此争夺主动权，你的家庭很可能会真的变成一个战场。这篇文章在界面文化发表后，留言中炸出了一堆批判者，很多人留言说女人生孩子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还要宣扬这种东西。然而最近，我在GQ写《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论，下面的留言则是一边倒的支持，大家都在讲述如何破除社会的性别偏见，以及我们怎样做会更好。我猜想留言的可能大部分是女生，受过教育的城市年轻人。
张之琪：我觉得可能需要所有女性从选择上做一种“倒逼”的工作。比如我们过去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更有能力、更有作为、更扛事儿、更能赚钱的成功男性作为伴侣。面对这样的男性，我们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性别冲突。如果大家都倾向于选择性别意识更好的人成为伴侣或是合作者，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上被优先选择的一群人，更好的性别意识可能会在这种倒逼之下变成一种新的风尚。
董牧孜：我有一些男性知识分子朋友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沉迷于挑起性别战争，矫枉过正，却对性别议题背后的阶级问题缺乏意识。还有另一种论调，则倾向于缅怀过往的性别观。这种说法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女性位置，某种意义上优于今天新自由主义下的女性位置，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女性处境。在男耕女织这种社会模式下，女性的纺织等工作其实是被纳入家庭生产当中的，而不像今天的家务劳动那样，不被视为生产性的劳动。女红制品可以纳税，对国家而言女性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也是守护家庭的角色。
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比传统社会更坏。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女工成为比男性更为廉价、更好用、受到市场欢迎的劳动力。女性到达适婚年龄后往往会回归家庭，所以公司可以低价聘用女工。然而，这些女工既要进入职业市场，又要负担家务劳动及生育责任，她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的是双重剥削。
然而这种说法的问题就在于，传统社会与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形态都不一样了，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彻底变了。这种缅怀更荒诞的地方在于，传统社会显然是一个阶级更不平等的社会。至于缅怀“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的性别政治及政策时，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在微观层面，先进的性别观真的就那么容易被每个背景不同的个体所吸收和接纳吗？其实，不论传统社会还是那种体制化的性别平等的结构，都很难改变人心里的底层结构。即便几十年前女性就业率更高，但男性对于女性设身处地的困境的理解，真的就比今天更好吗？男权意识形态的残余一直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去反思和清洗。
余雅琴：其实在女性不断走入社会的过程中，男女之间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战争。但这不只是一个性别战争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处在更大的社会结构里面。今天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女性赋权的强大，另一方面，父权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今天主张女性退回家庭的男性，其实给予不了传统时代男性所能给予女性的保护。
03
《致命女人》《婚姻故事》所召唤的共情回归家庭，
或寻求共同体？
董牧孜：其实对我而言，更值得讨论的话题是今天家庭和女性的捆绑。
张之琪：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达到90%以上，而今年的统计数据已经掉到了60%左右，下行很严重。让女性回归家庭，把工作让出来给男性，这样的论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社会学者跳出来这样说。给出的理由其实差不多，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而不是以个体的自由和发展作为衡量标准的。
董牧孜：其实家庭在更早的几十年前没有那么重要，是因为大家是以单位作为共同体的，有一个更大的集体。
张之琪：我可以从家庭走到社会当中，这说的其实是社会养育。我妈妈以前跟我说，她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就要上很长时间的全托班。她将这当成负面案例来叙述，论述那时候父母对孩子是多么忽视和不关心；而当她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就决定要付出更多时间来陪伴和教育孩子。这自然有一定道理，很显然这也意味着她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母亲。这种观念背后，是社会退出育儿领域之下的无奈之举。倘若孩子真的出了什么问题，社会往往责备的还是女性，认为你没有做好一个称职的母亲。
董牧孜：今天我们毕竟处在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时代，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选择。此前那种隐忍的、付出的和自我牺牲的母亲——这种光辉形象在今天年轻一代中遇到了强烈的反叛。一方面这种追求自我发展的选择具有进步性，另一方面它也是遵循了今天的社会发展逻辑，具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张之琪：这与电影《婚姻故事》涉及的话题很相似。尽管这部电影较少涉及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但却呈现了在维系一段当代家庭关系的过程中，女性如何平衡夫妻、家庭关系和个人选择之间的矛盾。这部电影的视角非常个体化，但触及的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婚姻故事》
董牧孜：《致命女人》的叙事逻辑也涉及回归家庭这个命题。比如第三个故事，也就是发生在2018年的故事中，女主角还是选择让婚姻维持完整，并杀死了作为心理变态的第三者。如今，大家主流情感上往往选择更倾向于家庭，在今天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想要抓住家庭这根救命稻草，或者说是最后的避风港。
张之琪：这一点在中国似乎也很明显。在十几或二十年前，对于出轨、小三这类不符合传统道德和公序良俗的情感，大家的容忍度还是很高的，甚至会将其视为个人解放的表征；而在今天，我们则开始为之打上“渣”的标签，以所谓的“三观正”来衡量一部影视作品的叙事和情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风潮？其实也因为现实已经崩溃得没有办法收拾了。在文艺作品当中，大家向往一种你得不到的东西，这其实有点像《致命女人》结局中的选择。
余雅琴：我觉得是因为人都需要在共同体中的存在。电影中的金智英在朋友和亲人的支持下走出了阴影，而在现实生活中，当城市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原子化时，我们被倒逼着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新的共同体，比如在恋情中寻求安慰。然而，恋情是非常不稳定的，因此就必须以家庭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仿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能给予我们一定意义上的安慰和支持。毕竟家庭没有那么容易瓦解，要瓦解还要走很复杂的程序。
董牧孜：也是经济上的共同体。
张之琪：这就回到了家庭最根本的定义上，作为占有和继承私有财产的一个单位——如今它的意义大于一切。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04
面对性暴力与家庭暴力，
我们还在期待完美受害者吗？
△伊藤诗织12月18日，日本独立记者、《黑箱：日本之耻》作者伊藤诗织在遭遇原TBS记者山口的性侵案中胜诉。案件历经四年时间，克服了警方态度暧昧、取证艰难等众多困难。伊藤诗织曾在今年七月来到中国，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董牧孜：年底传来伊藤诗织胜诉的消息，可能是今年众多性别事件中是最令人振奋的一桩。在采访诗织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点，假如她没有去美国生活和工作，不能讲这么好的英文，不能在#me too运动期间透过西方媒体来发声，那么在日本这样一个性别意识很薄弱的社会语境下，她的声音可能是很难被承认的。
张之琪：这也是伊藤诗织胜诉后很多人在讨论的问题，语言对她的加持。她在书中这样写过，自己在骂人或者表达严厉拒绝时只能讲英文，因为在日语中，你要对年长的男性使用敬语，这就很难说出你真正想说的话。外语对她的维权而言是一个资源，没有海外背景和英文能力，她会很难调动这么多的媒体关注。伊藤诗织是非常勇敢的，毕竟大部分受害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最起码不愿意露脸。她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受害者，也因为她是一个媒体人，她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到台前，这是很关键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诗织长得很美，不得不说她的确具有性别上的优势，当她出镜时会变得很有说服力，别人会愿意看到这张脸，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如果我们是坚决站在不谴责受害者这一边的话，如果我们不去要求一个受害者符合“完美受害者”的预期，那我们就应该接受受害者的多样性。或许有的人就是会比另外一些人更有资源，有的人就是会比另外一些人更擅长在维权时保护自己。
△伊藤诗织《黑箱》
余雅琴：近期的社会事件之中，我们会发现如今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专业人士提供的法律咨询和心理咨询，这是在过去没有的。
傅适野：原“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组织负责人冯媛老师在剩余价值的节目上也说过，只要各个机关和部门真的能做到各司其职，我们的社会就会好很多。不过，如今很多执法部门人员的性别意识也有待提高，否则带着性别偏见来接触受害者，会导致很糟糕的结果。
张之琪：很多男性对于女性处境的漠视，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无知。比如作为女性，我们都知道性骚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普遍，但对于男性来说，这很可能就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他不知道这种现象有多么普遍（或是假装看不到）。所以他才会觉得，你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关注那几个事情。他以为是一个个案，其实根本不是个案。
余雅琴：其实所谓的性别政治正确，在今天的中国来说并不是太多了、僵化了、无聊了，而是太少了。
张之琪：在美国，性别政治正确可以导致一个行业或者很多同行去共同抵制一个人，这可能才叫矫枉过正，或者说这才是有真的约束力。目前在中国，性别的政治正确缺乏实际的约束力，很多程度上只是一种话语上的谴责。
傅适野：不过，回顾近期接连出现的性别暴力事件，舆论方向上仍显现出一抹亮色。不论是针对沱沱和宇芽家暴还是北大女孩自杀背后的精神控制，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在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观察中国这么多年舆论的变化，会发现人们开始倾向于把这些所谓的私人领域或者亲密关系里发生的冲突，理解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加上伊藤诗织胜诉、上财教授因性侵被取消教师资格，我觉得未来这些有成效的改变会越来越多，也会有越来越多比较勇敢的人站出来。我们不是鼓励所有人都站出来，但倘若有人站出来的话，会有很正面的推动意义。
△纪录片《日本之耻》
董牧孜：或许我们很难去说社会结构上会如何改变，但针对舆论或观念上的改变我整体还是比较乐观的。如何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找到自己的同盟或者说共同体，或许是女性进行自我建设的必由之路。道路还很漫长，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具体的困境，知识或者经验都未必能够直接帮我们顺利解决问题，所有一切仍需要我们不断去面对、去接受或者去改变。
作者 | 董牧孜；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