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他卖了30多年挂历：如今挂历少了，买的人也老了
有些早先流行的挂历图案慢慢被淘汰了，比如名车系列，“过去汽车少，家里挂着稀罕，现在满大街跑奥迪，谁还挂，多磕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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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风靡一时的《还珠格格》挂历。图片来自网络
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实习生杨林鑫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陆爱英
从房山进趟城不容易，69岁的张大爷“这一上午都跟公交车上耗着了”。
早晨8点多出门，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一路打听着，他终于从六环摸进二环，找到了西黄城根北街上的这家挂历店。
虽不起眼，可这小店还的确是个稀罕物。现如今，挂历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卖挂历的地方越来越少，专门卖挂历的店更是屈指可数，西黄城根北街这家挂历小店被很多网友称为“北京最后的挂历店”。
店主金安光今年72岁，守店已经30多年了。岁月粗粝了他的皮肤，纹路看起来就像小店外墙陈旧的灰砖。他个子不高，上了年纪身材一佝偻，愈发显得不起眼。冬天店里冷，金安光戴顶皮帽，穿着厚棉袄棉裤，棉裤膝盖处还要加副绑腿，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金安光坐在挂历店里。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他烟瘾很大，一天到晚烟不离手，熏得焦黄的门牙不知何时已缺了几颗。他的腿也站不直了，说是走路，更像挪步。但打理起铺面来，金安光还是手脚麻利、熟门熟路，他说自己“至少还能再干十年。”
但不可否认的是，金安光老了，铺面也老了。当房山来的张先生最终选定了心仪的挂历——一本印着牡丹花的“花开富贵”，簇新的挂历递到他手上时，鲜艳怒放的牡丹和两位老人的面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似乎在昭示着，挂历，已经不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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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儿一定要大”
这是家名副其实的小店，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墙上是各色挂历，桌上是各种台历，地上堆满了进货的箱子。以前金安光在小店里住过几年，在屋中间打了道隔断，外面卖货，里面住人，现在不住了，隔断墙却没拆，屋里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本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更加局促。
怕顾客找不到门，金安光在一米左右宽的入口处贴上几张纸板，上面用红字写上“挂历、侧门”。
▲金安光站在小店门口。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店里密密匝匝地挂着上百种挂历，卖得最好的是生肖主题。今年是生肖狗年，各种“福犬迎春”、“旺财迎春”、“狗年瑞福”、“世界名犬摄影集锦”挂历占据了小店的半壁江山。
金安光说，狗年借个“旺”字，牛年的“牛气冲天”、虎年的“虎虎生威”、龙年的“龙飞凤舞”卖得最好，猪年、蛇年就差点，“顾客们宁愿买风景画”。
风景、书画、花卉、伟人、福字系列也都是长盛不衰的品类。不过，无论什么主题，这些挂历有个共同点——字儿大。金安光说，小店的顾客主要是老人，所以挂历上“字儿一定要大”，不然老人看不清。有次来了位90岁的顾客，也不挑图案，买走了全店字儿最大的挂历。
▲金安光的挂历店一角。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提及现在年轻人多用手机看日期时，金安光嗤之以鼻，“你们现在是都看手机，等你们到了50岁，眼睛花了，哎呦我怎么看不见东西了！怎么办？来本挂历吧！”
挂历价格从十块钱到六七十块钱不等，台历便宜，纸质最差的只要三块钱一本。
守了30多年店，金安光脑子里攒了一本厚厚的生意经，针对不同客户群进不同的货。“有的老人喜欢怀旧，买伟人挂历”，红背景、天安门、鲜花、毛主席像等元素不可或缺。知识分子喜欢艺术作品，可以买回去观赏临摹，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作最受欢迎。有人性格沉静，喜买风景画，有人性格热闹，爱买大红大绿。有人送礼用，店里得备着点高档挂历。有人图便宜，专买3块钱一本的日历牌。
虽然每天和挂历打交道，可一旦进到了喜欢的挂历，金安光自己也爱不释手，“有一次进了一批牡丹花，特漂亮，干净、透彻，让人一看心情特别好，我跟厂家联系想再进两包，得，人家还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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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的只有一个范冰冰了
按时间追溯，金家开店的历史40年了。
改革开放那年，金安光家里人开始做生意，当时办营业执照要手写申请书，写自己开店是为了“繁荣市场，搞活经济，支持国家建设”。
小店安静地开业了，没办仪式，没有鞭炮、花篮。金安光记得，当时做了个竖挂的招牌，白底黑字，上书“京华书店”四个大字。
后来平安里拓宽道路，小店迁来西四，从全家兄弟几个一起开店变成金安光一个人开店，转眼就过了快40年。
这么多年，金安光眼看着街道一天赛一天地繁华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大街上全是做生意的，开饭馆的、开旅店的、卖工艺品的、搞装修的。”“能挣钱的都出来挣钱了，谁愿意穷啊？”
这和改革开放之前的光景形成鲜明对比。金安光说，“之前不让做生意，连养鸡都不让。”可是大家穷，都偷偷摸摸找路子。有人弄个小挑子卖馄饨，一毛钱一碗，“只有晚上敢出来”。
金安光那时在工厂上夜班，白天想偷偷挣点钱，让媳妇给缝了一个捞鱼的小抄子，去官园花鸟鱼虫市场买鱼虫，贩到通县梨园去卖。一小抄子两毛钱，第一次去就挣了一块二毛钱，全是钢镚，“给我乐的”。
改革开放之前，普通老百姓家难觅挂历身影。金安光说，那时挂历只有高级干部家才有，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普通老百姓家里都用日历牌，一叠又薄又软的草纸订在一起，每过一天，咔嚓撕掉一页，叫“白扯”。
▲1988年的健美台历。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金家的挂历店刚开业时，挂历样式很少，山水、风景、美女，“顶多十种”，后来种类花样翻新，出现了中间对折式的、镶嵌金箔的，丝绸包边的、剪纸工艺的，图案也从最初的水墨画，又多出了版画、工笔画、杨柳青画……还有把图案专门印在独立的宣纸上的，挂历用完了，宣纸可以揭下来收藏。
有些早先流行的图案慢慢被淘汰了，比如名车系列现在就基本绝迹了。“过去汽车少，家里挂着稀罕，现在满大街跑奥迪，谁还挂，多磕碜啊”。
▲基本“绝迹”的名车系列。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风靡一时的“大美人”系列也少有人买了。从最初的毛阿敏、刘晓庆，到后来周迅、还珠格格，还有国外的玛丽莲·梦露，现在“坚守岗位”的只有一个范冰冰了。
金安光记得，以前的年轻人喜欢买泳装美女挂历，“男的买得多”，不过也有女人买，“模仿模特穿衣服化妆”。他和媳妇结婚的时候，还送了媳妇一本大美人挂历。“不像现在，你买个美女挂历，回去老婆问，你家里挂个大美人，啥意思啊？”
▲90年代挂历上的泳装女郎。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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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见”
以前卖挂历是个挣钱买卖。金家刚开店时，普通市民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一本挂历就能卖到八块十块，一本挣两块钱，一年轻松卖掉几千本，如果有单位批量订购，一年能卖上万本。
金安光怀念旧时光，那时家家户户用挂历，春节送礼也送挂历，顾客来了一买就是好几本。他有两个固定客户，“都是大单位”，元旦之前，单位给员工发福利，“一拉就是一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挂历的原有功能逐渐消失，挂历销售日渐萧条。到了2013年10月，中纪委发布《关于严禁公款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金安光保存的“旧货”：1987年的日历牌。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这个规定让金安光的大客户没了，挂历只能卖给散客。“这些年物价涨了那么多，挂历价格却没怎么涨，便宜的还是十块钱一本，一本还是挣两块钱。”
金安光最初从北京的印刷厂进货，以前市场火爆时，很多印刷厂都印挂历，后来买挂历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北京一家印挂历的厂家都没了。金安光只能从南方进货，选好了样式，对方再把货品寄过来。
这几年，街坊邻居不少把房子租了出去，一个月光收租金也能有三四千块钱。老金的儿子也不支持他开店，说他“挣那仨瓜俩枣的受这罪干啥”。但金安光还坚持着，因为“舍不得那些老客户”。
开店多年，金安光攒下了许多老顾客。有人从三四十岁开始从他家买挂历，一直买到不惑，买到古稀。有人岁数大了走路不方便，就叫子女来买。还有的老主顾以前住在附近，后来搬了家，一到年底就专门坐车回来买。
有老主顾出国走亲访友，琢磨半天带啥礼物，最后找到金安光的店里，买上几本挂历，说送挂历既有人情味儿，又有中国味儿。
还有人专门来买某一年份的旧挂历，家里小孩儿过生日，买一本孩子出生那年的挂历。有老人辞世，就买一本老人去世那年的挂历留作纪念。
▲90年代挂历上的女郎。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挂历店越来越少，很多人打听到这儿还有家挂历店，不惜大老远跑来买挂历，昌平、丰台、门头沟的都有。“上回有个老太太从昌平坐车过来，眼神不好，在这条街上转了三圈才找到我家”。
老人不会使手机支付，金安光的桌子上总是扔着一沓纸钞，方便找零。因为怕顾客大老远过来找不着人，金安光还在店门口贴了张小纸条，上面留了自己电话。他一旦有事出去时间久了，还会请朋友过来帮忙看店。
很多老顾客已经把金安光当成朋友，每次登门，除了买挂历，也聊聊自己这一年间的变故。有一对老夫妻，以往每年都买几十本，因为女方家亲戚多，过年串门儿要送好多挂历。后来有一年，老头儿一个人来了，只买了几本挂历，一问，老伴儿去世了。
因此，每次送别这些见面次数以“年”计的老伙伴时，金安光都会说上一句“明年见”，这不是客套，而是对老朋友最真诚的祝福。
每次这些老主顾买到心仪的挂历满意而归时，金安光就会格外满足，这些远道而来的老伙伴让他感到被需要，“他不需要干嘛从门头沟来这里，大老远过来就买一本挂历，我心里高兴，哪怕一天就卖出一本我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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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开一家挂历博物馆
金家最初开店时，城里有不少挂历店，竞争激烈，后来店越来越少，“不挣钱还开什么？”
然而，即使熬成了独一份，小店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现在是年底的销售旺季，每天也只有约二十位顾客登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小店都门庭冷落。金安光守在屋里，没有暖气，他又舍不得开空调，只好裹上厚厚的皮裤和棉袄，戴上棉帽，泡上杯热茶，翻翻报纸，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去年，附近的几个孩子看他寂寞，抓了只流浪狗送给他。他看小狗可怜就收下了，取名“黑妞”，还给做了个红色棉背心，现在黑妞每天卧在他脚边，一老一小相对无语。
金安光的老伴偶尔过来做做饭，但最近生病住院了。
老伴住院后，高昂的医疗费、护理费让老金有点喘不过气来。“护工最便宜的也要一天200块，少一分都不行”，为了让老伴受到更好的照顾，他还给医生护士都送了挂历。
家里的事他不愿多提，不过让他骄傲的是，最近几年，不少媒体关注到这家“老北京最后的挂历店”，他和小店的照片屡屡见报。他向每一位报道过他的记者索要报纸，细心收藏，还找人塑封了起来，遇到熟人来店，他就拿出来显摆。
▲1988年的健美台历内页。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摄
但是最近两年开始有搞直播、拍视频的新媒体上门，这又让他犯了难，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脑，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看到。
媒体的曝光让小店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吸引来了一些好奇的年轻人。“前几天有两个小姑娘从手机新闻上看见我这店，下了地铁就直奔过来了，说好多年没见过挂历了。”
还有位年轻妈妈，带着5岁的女儿过来，说闺女问她啥叫挂历，她不知道怎么描述，干脆就带孩子来这里长长见识。
▲当年的挂历图案。图片来自网络
老金有点自豪：“我这店还能做传统文化教育”，“这儿也算是北京的‘文化名片’了”。
金安光筹划过小店的未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至少还能再撑10年，实在干不动了，“让儿媳妇接班”。
他还梦想着开一家挂历博物馆，就开在小店里。为此，他已经攒了一些老物件，一些年代久远的年份挂历、不多见的老台历、特殊工艺的挂历。
他从小店最深处的木头箱子里摸出一本塑料薄膜挂历，年份是1994年，上面印着美女模特。老金面带得意之色，“没见过吧？现在上哪儿找这种塑料挂历去？”
值班编辑 一鸣 张一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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