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BLOOM绽｜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展示方式

编者按｜

自4月首次推送至今，院外公号已发布近百篇原创文章，以其主旨的差异变奏，汇集成型了五个版块群，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为了进一步地阐释明晰各版块的缘起、历程、方法以及目标，本月起，除了常规的推送计划之外，院外还将陆续推出各版块发起者们的访谈系列。这些访谈完成于不同的时间段，我们期望“院外”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联合——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BLOOM绽并不是一机构，它是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参与者组成的，以展示、策动作为支撑，联结起建筑、艺术、社会运动这几个面向的集体工作团队。工作的核心议题是“都市状况”。具体的说就是一种外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在空间与地理结构中的显现，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情境，也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条件。BLOOM绽工作组着重关注建筑、艺术、社会运动对都市状况的回应，在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案例之间找寻一种社会性的关联，让投入其中的实践者可以共同感受与面对各自实践的可能性条件。本次对“BLOOM绽”的邮件访谈原刊载于破土，经作者授权全文发表。

BLOOM绽：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展示方式｜访谈｜2015
本文6000字以内｜

Q：
你们这个工作小组的名字“BLOOM绽"怎么理解？它是由怎么样的成员构成的？

A：
BLOOM这个词的本意是“绽”，或者用通常一些的词，它可以理解为“绽放”。绽放的前提首先是“扎根”，其次是“蕴育”，它不只是一种效果，而是一个相对而言更为漫长的过程。这个概念中隐含着“成长”的动作，它描述了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某个地点上扎根，（最终）绽放。而且绽放还可以定义为：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里的那些试图超越现有政治秩序的方法。

这个概念我们是根据当前的局势，从后情境主义者的一些观点中引介过来的。不妨可以简化地理解为，此前的情境主义（国际）强调的更偏向于个体或者小群体的抵抗行动，而我们在使用BLOOM这个概念时，更强调的怎样与特定的地点结合并改变我们现行的方法。

BLOOM绽并不是一机构，它是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参与者组成的，以展示、策动作为支撑，联结起建筑、艺术、社会运动这几个面向的集体工作团队，而且随着不同的研究、计划与项目的推进，团队成员会继续扩大与重新组合。最早发起时的成员有：建筑批评人、建筑实验者王家浩，艺术杂志的资深编辑以及策展人宋轶等，还邀请了一些艺术家、策划人以及社会运动者作为观察员加入。

BLOOM绽工作的核心议题是“都市状况”。具体的说，就是将都市状况看作是建筑、艺术与社会运动相互转化的中介，而且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在空间与地理结构中的显现。都市状况，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情境。作为中介的“都市状况”，是我们在进行研究、展示、策动时的一种预先假定，BLOOM绽工作组想透过它，在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案例之间找寻一种社会性的关联，让投入其中的实践者可以共同地去感受与面对各自实践的可能性条件。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去寻找一种新的展示社会实践的方式，而且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也应该成为策展工作的内容——既不完全是直接的社会行动，也不完全是研究，我们更多的是在考虑如何展示“研究”，由此打开新的工作领域与联结的可能。

Q：
那你们是怎样展开研究的？你们最近在做关于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评论展”，如果你们是从艺术策展和研究出发，是怎么样想到要做一个建筑师的展览？

A：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展出之所以叫“评论展”，正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建筑师的个展，而且我们一直以来，在研究和论述时使用的是“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谢英俊及其团队从1999年到2013年，从台湾到大陆的工作实践，在这个“评论展”中，仅仅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或者说一个引子。我们以这一实践过程中引发的讨论、争议、赞许、质疑等等，作为我们研究和展示的对象。这个“评论展”是一次去除作者、去除作品的展示。在展示中，观众并不会看到如通常的建筑师的展览那样的个人化、作品化的痕迹。

2011年在大陆就有过谢英俊的展出，而且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多个城市的巡回展。但是，那种展出方式并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这次策划的是1999年到2013年相关于谢英俊各方面的讨论、评论，不同且充分的观点，形成一个由评论（话语）形成的主题展出。因为我们觉得更有意义的，并不是在通过建筑模型或者某种物品来证明一个个体实践的成功与否，而是由此引出大陆、台湾两岸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对谢英俊建造的不同看法，并且反射出建筑、当代艺术和其他社会维度视角自身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为称之为“评论展”，展现的是不同学科的人在观察和讨论谢英俊实践的过程中，是如何重新看待和论述自己已有工作的。让不同的学科面对同一个对象——谢英俊工作路径：从某一个特定学科的“技术”出发，去推演出一个更为总体的社会想象。

在重庆和西安两站的活动中，参与评论的艺术家李一凡、人类学家张原、新工人组织“工友之家”的王德志、空间研究与实践者杨宇振以及田园、哲学研究者赵文、组织了东湖艺术计划的建筑实验者李巨川、研究新工人运动的学者潘毅，包括艺行者和前《破报》总编的黄孙权等，他们成为了实质意义上“评论展”的展示展。我们的展示只是把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当作观察对象，而他本人是回应这些讨论的一员。

在现场的展示里，我们更多的是用图片、文本和视频在展示大家各自具有针对性的观点。这里面除了谢英俊实践工法的基本说明和建筑构件的实物展示，能看到黄孙权组织学生对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四川雅安建设现场的回访资料，能看到当年高金素梅回访台湾原住民部落以及反对“永久屋”的影像资料，能看到夏铸九对谢英俊以及黄声远项目提出“回访式批判“的文章，还有展现中国社会中真正应该进行建造实践的城乡结合部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社会环境的调查，以及从1999年-2013年，不同媒体，包括公共、跨领域以及建筑专业界的对谢英俊的关注倾向的变化。

展示中讨论部分的设置也完全不同于通常展出后的研讨会。首先在重庆LP空间的开幕现场，在让谢英俊不到场的情况下，“评论人”们进行了9小时的马拉松对话；在一个月后的展出闭幕阶段，将拍摄马拉松对话的内容精选剪辑，播放给来到展场的谢英俊看，进行回应和再讨论；一个星期后，在评论展的西安站，又在谢英俊不到场的情况下，将前两场的讨论总结，播放给新邀请的参与讨论的人，引发又一轮的评论和对话……不但是要积累、沉淀出一些可以观察的对象，而且要一轮一轮地不断卷入式的观察。

这个意图是和当代艺术在超越作品审美标准判断的基础上，转向关注观看方式，关注展示制度的相关思考和实践分不开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然会不断地遭遇到不同的学科知识，以及一些尚无法归类的方法，包括建筑、社会学等，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运用，又不断地抽离出来重新调整任务，不断地适应当前的实践条件。

经过这样一个不断滚动和在不同空间反复对话的过程，我们就不会再停留在对一个建筑师实践的优点和缺点的评价上，而是既能沉淀出一些共同的基础，又能让大家看到那些残留下来，尚未被话语论述和实践探索的领域，也就是自身知识和经验未曾注意到、未曾被展示出来的剩余，我们称之为“不可展示之剩余”——或者进一步说，无法展示之剩余——这些都是可能激发更多实践与行动的起点。

所以我们的策展策略、研究策略就是不断将人卷入、不断的策动，建立在这样的讨论、编辑呈现、观察、反馈的不断滚动的基础之上。更为准确的说，我们其实是以各种形式的策动为核心的。某种程度上，我们把策展看作是策动过程中阶段性的呈现，或者说某种传播的媒介。

之所以选择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作为切入口，是因为建筑和艺术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它应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所以只要不是太过专业学科化的议题，那么邀请不同领域的人参与进来面对同一个对象，共同展开与之相关的探讨，相对而言是容易的。建筑，这个学科本身在其社会的客观条件上更具有开放性。

谢英俊的建筑实践，是进入到灾后地区进行民居重建，用自己的技术创新简化建筑构造，来增强抗震性能的一个技术工作。他对建筑轻钢体系的构造工法的简化，降低了建造的技术门槛。使得普通人在经过短时间的培训之后都可以学会盖房，而且不但成本相对较低，对施工设备、地理条件和施工时间的要求都产生了非常大的自我调节的弹性——每个人都可以在盖房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上拥有多重选择的可能。所以他的实践并不只是适合在建筑学科的理念上进行研究，因为其社会维度上的倾向与立场更鲜明。

这个展出标题 “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中的“1919-2013”其实还暗含了一条历史线索，1919年包豪斯成立，1933年被纳粹关闭，两者实践的理想都不是指向具体学科，而是指向社会工程的。

和很多建筑师对于建筑的理解不同，谢英俊认为现在的建筑师一次只为一栋房子来做设计，而他要考虑的是一次设计就可以建造10000户，而且又能保持各自的多样性。因此，他的团队在两岸实际进行建造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中能够挤压出的话语讨论空间是巨大的。这也是以谢英俊的工作作为一面镜子、一种折射点的意义所在。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原有建筑学科的思考早已扩展至城市空间的维度，需要从更宏观的城市系统角度，才能处理原有的学科问题；今天的城市规划也必须将各种社会运动作为变量纳入其思考范畴，而当前的社会运动，如果只停留在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争取权力的层面，而不针对结构性的问题和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依然会陷入瓶颈；当代艺术原本可最大限度地提供调动身体感知的手段，让人体会现象背后隐藏起来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其发生和发展也受到展厅的限制——而且不能忽略的是，艺术体制中各种形态的展示空间，尤其是美术馆，是城市机制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日益成熟的产物。

评论展重庆站｜开展

Q：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关注谢英俊老师的实践。又是如何从自身的认识出发，将之延展到更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层面的？

A：
我们从2013年开始发起了一组名为“在地-运动”的系列论坛。这个系列活动的起因是我们团队当中的一位成员在艺术媒体工作，做了一期杂志的专题叫“皮村早晚见”，关注了在北京郊区的打工者自组织社区，在当前通常的论述中，像“皮村”这样的社会实践是很难直接跟艺术联系起来的，但当我们决定以“在地-运动”论坛的方式第一次在上海进行讨论的时候，就把它和1999年一群年轻艺术家在上海的策展实验（比如“超市”展、“快递”展），通过上面所说的“都市状况”这样的中介来解读，联结在一起论述。我们认为那个时期同样被城市化过程所压抑的艺术活动，和现在皮村的自组织活动有着非常类似的关联性。

当时在上海的论坛活动的第一场，在同济大学召集了做上海城市文化与历史研究的学者汤惟杰，参与制定政府建筑与旧城保护政策的专家张松，以及研究大众媒体传播对城市空间意向塑造的学者复旦新闻学院的孙玮；而第二场，去到桃浦艺术区，让艺术家徐震和杨振中讲述了他们当时以城市空间为框架所做的策展实验；还在外滩美术馆邀请了黄孙权讲述了与台北都市更新密切相关的三场社会运动。之后又在深圳大学的论坛上，邀请了香港浸会大学的社区规划师陈允中讲述了新界菜园村重建的案例，以及台大城乡所的老师康旻杰讲述他们运营宝藏岩社区过程经历的各种事件。当时叫做“在地-运动”对对碰，通过不同案例的并置来面对“都市状况”这一主题。

“在地-运动”此后一共在上海、深圳、成都、西安做了4站。第三站是今年去到成都，想寻找与在地实践相关的案例，但又同时具有相对广泛的实践经验。一方面我们邀请艺术家陈界仁来总结他作为艺术家的田野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也邀请谢英俊就他自己在四川的建筑实践做分享和讨论。我们BLOOM绽工作组的成员王家浩2011年就在杭州策划过一个非常详尽的论坛，对其案例进行过深度的推进，所以从那时起，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本身就是BLOOM绽储备好的用以展开长期研究的对象。只是这次在重庆LP的艺术空间的全程策划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个“评论展”的方式。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第四站西安做“在地-运动”的活动时，就有意地将这场论坛作为重庆LP艺术空间“评论展”以及之后还会在西安A01空间做的完全不同的“评论展”的“策展会议”，将重庆的艺术家李一凡和西安建筑产业相关的建筑师、企业家以及一些政府官员都拉入到对谢英俊实践案例的观察和讨论之中。

评论展重庆站｜闭幕

Q： 

在研究过程当中，你最初的想法会有改变么？比如说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A：
变化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时机与新的视角。最初我们打算主要针对谢英俊实践对建造生产体系产生的影响，比如，如何把他这套建造的生产体系放到网络商业的平台中去看。在他的那个“1次设计：10000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1：10000”：1种设计体系是否能够应对10000个地点？从第一个“1：10000”跨越到第二个“1：10000”之间有非常大的难度和挑战，所以就需要通过研究与田野调查，整合从1999年到2013年社会各方面不同视角的观点。

然而，随着不同领域的人卷入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发现这个方向本身仍然存在着问题，或者说我们本身去推进这个话题的操作广度是不足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命题的设置，其实是把我们的思考范围限定在了对一个个体实践或者某一个学科实践进行成功与否的论证上，远离了广泛参与、保持开放性的初衷。所以不断地，我们的策划转向了：去展现不同学科的人在观察和讨论谢英俊实践的过程中是如何重新看待和论述自己已有工作的。我们的策展工作仍旧是把谢英俊作为观察对象，但彻底转向了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观点展示，这就是策动、讨论沉淀之后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视角成为了新的可供观察的对象。我们的策动又可以进一步地往下推进。

我们可以举一个这个过程中的例子：重庆的艺术家李一凡在参加了“在地-运动”系列论坛西安站的讨论之后，结合自己此前的思考方向，道出了谢英俊工作带给他的启发：一方面需要重新考察现代主义发端的社会背景和最初的精神诉求，以便提出为什么要从社会的维度来看待艺术实践，另一方面他认为谢英俊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抑制现代主义向消费主义、独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方向异化的方法。这一参与过程中提出的观点，让我们确定了可以尝试把重庆的LP艺术空间设定为一场主要倾向于话语讨论和问题提出的展示活动，特意让艺术工作者去关注话题的提出和新的讨论的发生；而在西安由建筑师主导运营的A01空间里，将会更多地针对来到这里的建筑师、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将来会邀请谢英俊及其团队来到展厅进行指导搭建、拆卸、再搭建的实地演练和现场讲解等等。

评论展重庆站｜展墙资料之一

Q：

你们怎样看待项目的生命周期？以研究为基础的项目如何演化、是否存在结束的时候？

A：
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这个项目可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结，目前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完成，因为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在某个阶段它转化为新的研究方向，那么最初那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种认识能力的储备。

至于项目的发展和演化，我们想借用“在地-运动”系列论坛成都场里，艺术家陈界仁对田野工作的看法来回答，他认为艺术家个体创作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之后才能开始：1、对研究对象饱有兴趣地了解；2、对研究对象思维和行为的充分理解；3、跳出研究对象的思维和行为逻辑，跳出自己的感动，去作出新的判断。那么，我们把这三个阶段类比为可以开展行动的三个基本条件。目前我们准备把今年第一阶段的工作以编辑出一个读本的方式作为阶段性的总结。已有的几个话题方向的讨论，其实是已经为这个出版理清了目录框架，接下来就是具体的约稿和资料搜集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在能力范围做很多相对可执行的事情，而那些由过程中的活动带来的一些结果，在我们看来，是可以任由它们生长的。所以，在实践者把这些经历了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周期后，BLOOM绽的实践才刚刚开始。

评论展重庆站｜实物资料之一

邮件访谈｜
Q：陆思培（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生、教学助理）

A：BLOOM绽

责编｜PLUS

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院外将陆续推出评论展以及相关活动的整理内容。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
文｜王家浩

512之于大陆的建筑师群体的意义，或许与921之于谢英俊及其团队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不止于两者间社会脉络的差异，不止于灾后重建的乡村，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落于这两个日期之下的所谓灾难？又应当如何在比此前更为诡异的处境中，从濒临灭绝中站起？以下是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写于2003年的批评。
文｜夏铸九

“协力造屋推动的绿建筑，在地生产自给自足的用材，以及因应地方（如原住民文化／地方材质）特色的呈现，就像屋顶上的石斛兰和居民和大自然间的关系，故名之”。以下是2003年初版的阮庆岳与谢英俊书信对话集（共12封书信往来）的最后一篇。信中建筑评论人观察到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对望与回应，建筑师投身的切近经验，都将人们的思索引向了更为悠远的残响。规划理念、建筑专业作为，应当去往何处？是超超玄著？还是百日筑基？抑或作为消失中的中介？
文｜阮庆岳×谢英俊

“谢英俊先生工作的此时呈现，对国内建筑师和年轻一代有着重要启示：从社会理想出发，发展新认识，探索更可持续建筑的可能性，去服务更广大的、有迫切需要的民众”……本文作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建筑师同行，之后也从事着相关领域的研发，因此“自然地更新”所涉及的并不止于对谢英俊及其团队工作态度上的认同，更是希望以维护系统的技术分析，提出以进一步的标准化去适应更大范围的应用目标，从而“将‘可能持续’带向‘可以持续’的境地”……无论各自工作的取径或有不同，无论未来的成果又会怎样，一个人也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文｜朱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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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家、BLOOM，可分别了解各版块汇编的更新与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