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布料的声音|包豪斯人
编者按|
在包豪斯的初创时期,许多学员进入包豪斯以前就已经接受过一定的艺术教育,并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当他们回顾自己的包豪斯岁月时,常常有种脱胎换骨之感,这恰好回应了包豪斯“造新人”的教育理念。本期的包豪斯人奥缇·贝尔格[Otti Berger]也有着类似的转变,在包豪斯,她的创作主要受益于莫霍利-纳吉的材料训练和克利的色彩训练;灵敏的感知又使她在二者中生出了多声部的听觉想象。贝尔格的悲惨遭遇难免令人唏嘘,但这也是包豪斯历史情境中无法回避的灰暗面,无论是外部的政治压力还是内部的政治斗争。
Otti BERGER|1898年10月4日-1944年4月27日
触摸布料的声音|包豪斯人|2009
本文4000字以内
“To become an artist,one has to be an artist and to become one when one already is an artist,then one comes to the Bauhaus,and the task of the Bauhaus is to make a human being of this‘artist’again”.
为了成为艺术家,一个人必须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当他已经是艺术家的时候再去成为,于是乎他来到包豪斯,而包豪斯的任务则是把这样的“艺术家”再造为新人。
——奥缇·贝尔格[Otti Berger]
当奥蒂利娅·埃斯特尔·贝尔格[Otilija Ester Berger]在1926年12月到德绍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包豪斯新校舍刚刚落成。像许多包豪斯学员一样,在此之前她也已经完成了艺术训练课程。1898年,贝尔格生于Zmajevac(一战前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1919年,她成为南斯拉夫公民,并在1921至1926年就读于萨格勒布(克罗地亚首都)美术学院。贝尔格后来形容这里是“没有传统之魂”的地方。1927年1月1日,她以奥缇·贝尔格的名字在德绍包豪斯注册,成为第131位学员,随后开始跟从拉兹洛·莫霍利-纳吉学习初步课程。自1923年负责初步课程以来,为适合于工业生产,莫霍利-纳吉将其课程导向实用性工坊活动。他的教学重点之一是对触觉的训练,通过触摸板[ touching-boards ]让学生们进行练习。莫霍利-纳吉在其《从材料到建筑》[ Von Material zur Architektur ]一书中出版了贝尔格设计的触摸板。许多造型各异的毛线三角平织在一块斜纹金属网格布条上,不同颜色的方形纸镶嵌其中。这块板面创建了一张材料字母表,如同一本书中的线索那样供人感知与阅读,它同时也展现了贝尔格对面料的高度敏感。
1927年10月,她开始参加根塔·斯图尔策的纺织课程。同年四月,身为青年大师的根塔全面接管了纺织工坊。此后,纺织工坊的创作焦点不再是强化艺术表现与个人化、一次性的作品,而是更加侧重工业模型的研发。在工坊的训练中,贝尔格尝试了各类织机系统,并且她的设计时常直接在织布机上进行。
技术类实验作品是学习计划的一方面,也是保罗·克利形式课程的补充。1927年秋,贝尔格在课上创作了多幅素描和色彩习作。她发现克利的色彩与形式法则很容易被直接转换到布料上而不失功能设计与技术精准度。名为Carré的织物(1928-1929)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在1973年由卡希纳[Cassina]公司重新制作,时至今日仍散发着作为经典布艺家具的优雅。
奥缇·贝尔格设计的纺织品,仍遵照着克利对节约资源和限制少量设计元素的呼吁。贝尔格用水彩习作进行着克利有关色彩梯度与色彩混合的练习,这对她的创作影响颇深。1930年的窗帘材料清晰地展现了她对色阶的敏感运用。这件复杂的纺织品以渐变的黄色色调由不同的毛线细条纹纺制而成。
贝尔格设计的钢琴封套实现了克利所说的“复调”,即由多种视觉元素之间的协调而形成的一个复杂、明晰的构图。在她那篇写于1930年的开创性文章“房间中的物料”[Stoffe im Raum]里,贝尔格这样写道:“例如,一件钢琴封套的设计,可以像音乐本身那样流畅,充满和谐的旋律与波动。”
自由的艺术训练有助于摒弃陈旧的观看方式和处理所有知觉问题,这对曾经病到近乎失聪的贝尔格来说更加重要。因此,她的触觉格外清晰分明。正如斯坦尼斯拉夫·维纳尔[Stanislav Vinaver]在1931年拜访德绍时注意到的,贝尔格能够将自身放置于布料之中,以此体会它们的特征。
1930年,她援引克利的观点,这样写道:“直觉仍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必须要偷听织物的秘密,感受布料的声音。不仅要在脑海中掌握其结构,也要在潜意识中感受到它。然后,人们就会知道丝绸的特性是温暖的,而人造丝的特性是冰冷的”。“因为织物颜色的声音比其他任何颜色的声音都更丰富”,所以听觉和视觉的经验范围都被扩大了。贝尔格的敏感,与她的完美技艺一起,迅速让她在创作上取得了佳绩。此外,她也具备口头表述理论的能力。
1929年11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的纺织学校积累了六个月的工作经验之后,奥缇·贝尔格成为纺织工坊的一名雇员,尽管(工资)在以50马克的速率减少。与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一起,她接替十月份去生小孩的根塔。除了要开发新面料以外,贝尔格还要确保在全国工会学校的工坊中,生产自己设计的新面料,其中包括120张人造丝床罩。1930年暑假,在汉斯·梅耶未经通知被解雇的8月1号那天,奥缇·贝尔格接管纺织工坊。同年,在包豪斯的特刊《红》(red)中,她发表了那篇名为“房间中的物料”[Stoffe im Raum]的文章。文中,贝尔格巧妙又精细的审视着纤维织物功能的变换,并界定了其在家居装饰中的作用。与建筑师汉斯·梅耶对现代建筑的要求相似,贝尔格看到了纺织品的实际意义,即排除任何多余物的功能性用途。然而,此类纺织品必须经过非常灵敏与精心的设计:一定要在材料、结构和色彩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织物成为了表现本身。那么,为何我们还需要鲜花、蔓藤植物和装饰品?织物本身就活生生的存在着。”
那几年,个体手工编织在德绍顺利地转变为今日所谓的纺织设计,这期间并非没有矛盾。在工坊的学员中,安妮·阿尔伯斯与奥缇·贝尔格是早期工业设计师的代表类型。
仅比奥缇·贝尔格年长一岁的根塔·斯图尔策,十分重视贝尔格的天赋,并提议让贝尔格与安妮·阿尔伯斯做自己的接班人。1930年9月9日,在一封推荐信中,根塔肯定了贝尔格身为雇员,所具备的艺术能力和作为教育者的天赋。据斯图尔策所说:“她对工作总是充满热情,是所属部门最出色的员工……我认为她的作品是对其能力的最具说服力的体现”。
1930年10月5日,奥缇·贝尔格在萨克森州的格劳豪通过了她的熟练工入行考试。是年11月22日,她收到了编号为31的包豪斯毕业证书。截止至1930年11月,贝尔格已在东德的各类纺织工厂工作过。起初,作为该领域的新手,她努力让自己的设计适应于公司客户的需求。尽管如此,仍能够激发客户对包豪斯纺织品的兴趣,其结果是在1932年与一家公司签订了授权合同。奥缇·贝尔格同时也是包豪斯评审委员会(Bauhaus jury)的一员,由该委员会选择哪些面料进行工业生产。她十分自信的将自己的部分设计命名为“奥缇·贝尔格布”[Otti Berger Stoff]。
包豪斯工坊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部分始于主管职位的变动和各式各样的阴谋。1931年9月,根塔·斯图尔策辞职。同年10月,奥缇·贝尔格接到了可赚取200马克的任务,即为组织与生产机械织布机的公司教授四周介绍性课程。与此同时,她接任纺织工坊的艺术与技术主管一职。
包豪斯新校长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与其同事兼女友莉莉·瑞希到来后,密斯将工坊主管的职位授予给了莉莉。其时,奥缇·贝尔格还有半周的雇佣期,她的合同也被延期至1932年8月。拥有设计师般名字的莉莉·瑞希,现在决定着工坊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不过,由于莉莉本身对纺织技术并不了解,她仍要依赖于贝尔格的支持。在规定的几个月内,贝尔格和她的部分学生一起完成了许多纺织设计,并时常以包豪斯为名出现。有些共同完成的作品则被命名为瑞希或贝尔格。出版的样本册展现了织物那简约的优雅和良好的品质,这无疑符合了两个女人的风格。根据一位私人客户所述,她们的合作似乎也经常发生冲突,就像贝尔格谈到“彻底依赖”那样。
1932年10月,随着包豪斯被当地政府勒令解散,奥缇·贝尔格从工坊买下织布机和布料,在柏林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室。一方面,她把为设计师和纺织公司开发新面料视作一种实验;另一方面,她获得了自己开发混合面料的专利。这些布料样品大多都可以在哈佛大学的莱辛格博物馆看到。1933年,她为某工厂主的房子设计纺织品,这座房子由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设计建造。与此同时,贝尔格开始与瑞士的Wohn-bedarf AG公司,以及荷兰的德普勒格[De Ploeg]家饰公司合作。这些纺织系列具备高品质的技艺,并以其精湛的风格影响着1930年代的纺织设计。
在纳粹夺取权力之后,奥缇·贝尔格的境况变得越发艰难。身为犹太人,她被宣称是“非雅利安人的外国人”,被迫每年重新申请居留证。1934年,当她获准进入德国手工艺人协会[Union of German Craft Workers]时,她向帝国理事会视觉艺术部[Imperial Council for the Visual Arts]递交的申请于1936年被断然回绝。这相当于取消其专业资格,因此贝尔格的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包豪斯仍欠她800马克的设计费。为了获得居留证,她被迫一次又一次的提供收入证明。
1937年2月,在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建议下,贝尔格与英国的纺织工厂取得联系,并于9月移居英格兰。尽管倾尽全力,例如无偿为纺织工厂工作十周,但成功却无处可寻。直到1938年6月,当她以后补身份工作了五周后,贝尔格在英国的赫利俄斯公司找到了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工作。她鲜少与人接触,不仅仅是因为听力问题。1938年,在一封给熟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无法接触人群,日复一日,不分昼夜的独自坐着,悲伤且毫无魄力。只有西尔(Hilb)来信安慰。”“西尔”是建筑师路德因·西尔贝斯爱蒙[Ludwig Hilberseimer],与奥缇·贝尔格在德绍相识,并且贝尔格计划与他去美国展开新的生活。她最期待的是莫霍利-纳吉,他在芝加哥的新包豪斯为贝尔格提供了纺织工坊的领导职位。可是,她的出发前往那里的行程被耽搁了,而西尔贝斯爱蒙已经追随密斯-凡·德·罗于8月前往芝加哥。
在他离开之前,他与奥缇·贝尔格在伦敦见过面。她已经计划去南斯拉夫探望她的家人。基于政治局势,西尔贝斯爱蒙曾劝阻过她取消这次行程。但贝尔格的母亲病重,所以,无论如何她仍动身前往。
当她母亲在一年后恢复的时候,战争爆发了,贝尔格无法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她向一位友人讲述自己的约束,与家人孤立的生活,她关于地毯的工作,以及希望能够逃离。在此之后,便几乎没有进一步的生存迹象。1947年,瓦尔德玛·安德尔[ Waldemar Adler ]在给汉斯·梅耶的信中写道:“除了西尔贝斯爱蒙有关她是被纳粹用毒气所害的假设,我们对奥缇·贝尔格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无法相信。”
2005年12月,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信息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公开发布。除了她家人信息的细节外,她在战争时期所待的地方被指为Vorosmart。她的死亡地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日期为1944年4月27日。
文|英格丽·拉德瓦尔德 试译|李丁/BAU学社
文献来源|Bauhaus Women:Art·Handicraft·Design,Flammario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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