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下）｜卡西尔

编者按｜

这次推送的文章摘自卡西尔生前最后出版的著作《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1944），《人论》历来被视为《象征形式的哲学》三卷本的英文精华版，凝练地阐述了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总问题与核心理念。BAU学社成员此次根据英文原版对甘阳的译本进行了校对，修改部分尤其集中在涉及重要观念的关键词句上，比如symbol 和sign这一对概念，校对版统一译为“象征”和“符号”（分别替代甘阳译本中的“符号”和“信号”）。所有修改部分均用红色标出。文章所引出的这对核心概念，标示出象征的智慧是为人所独有的能力，即便是在今天，对我们理解人与动物、人与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等问题也不无启发。

刚刚就任汉堡大学哲学主席的恩斯特·卡西尔于1920年秋天参观了阿比·瓦尔堡家中的“文化科学图书馆”，图书馆接近神秘的巨大吸引力让卡西尔感叹道，他要么即刻逃走，要么在接下来的岁月甘为它的囚徒。之后数年间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这期间，他写就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象征形式的哲学》三卷本（1923-1925）。相异的智性资源借助象征形式的概念在卡西尔思想中汇合——康德的理性批判传统与歌德的文化批判、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发展，连同瓦尔堡这位独一无二的思想伙伴，还有瓦尔堡图书馆的宝藏，共同帮助卡西尔在战后废墟中重新寻求人文主义的奠基位置。熟悉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瓦尔堡关于象征的极性理论的人都不难看出，他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获益良多。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拓展到可以涵盖其他非理性的象征形式，而瓦尔堡在那时正努力把非理性的原始认同和宗教式狂热结合进智性力量中。两者处理的都是理性与迷狂之间的张力，且反思这种张力对人类生命的深刻影响。

卡西尔｜Ernst CASSIRER

《人论》第三章 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下）｜1944

本文6000字以内

此外，在个体心智的心理发展中，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亦即从单纯的实践模式到象征化的态度的转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这里，这一步乃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进程之最终结果，用通常的心理学的观察方法是不容易识别这个复杂进程的个别阶段的。然而，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对这种转变的一般特性和最高重要性进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说，自然本身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实验，从而给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启示：我们有劳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和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典型事例——两个盲、聋、哑儿童以特殊的方法学会说话的事例。虽然这两个事例是极其著名的，并且在心理学文献中常常被论及，但我仍然必须再次使读者回想起它们来，因为这两个事例或许是对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普遍问题的最好说明。海伦·凯勒的教师沙莉文小姐记下了这个孩子真正开始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和作用的确切日期。下面让我引用她的话：

今天早晨我必须给你写几句，因为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在她的教育中迈出了第二大步——她已经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而且手语字母就是她想要知道的每一件东西的秘诀。

“……今天早晨，当她正在梳洗时，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她就指着它并且拍拍我的手。我拼了‘w－a－t－e－r’水，直到早饭以后我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让海伦拿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然后由我来压水。当凉水喷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上拼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涌到她手上的感觉是如此紧密相联，看来使她大吃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开始显出一种新的生气。她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她跌坐在地上问地板的名称，又指着问水泵和井房棚架，突然她转过脸来问我的名字，我拼了‘teacher’(教师)一词。在回家时她一路上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并且学着她碰到的每样东西的名称，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她的词汇量增加到三十个。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她象个快乐的小仙女，轻快地一会儿走到这件东西旁，一会儿走到那件东西旁，问着每件东西的名称，并且高兴得连连吻我。……现在，每件东西都必需有一个名称了。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她都热切地问着她在家里还没学到的东西的名称。她焦急地教她的朋友们拼写，并且热心地把字母教给她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一当她有了语词来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号和哑语手势，她马上就丢弃了后者，而新语词的获得则给她以新生般的喜悦。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脸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富于表情了。”

这一步决定性的跨越，从运用符号和手势到运用语言，或者说象征，十分戏剧性地被描述出来。儿童们在这一刻的真正发现是什么呢？海伦·凯勒在此前已经学会了把某事物与手语字母的某符号一一对应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事物与某些触感之间的一种固定联结是在此以前就被建立起来了的。但是一系列这样的联结，即使被重复和扩大，仍然不是对人类言语及其意义的理解。要达到这种程度的理解，儿童需要作出一个新的、远为重要的发现。孩子们必须理解到每件事物都有一个名字——象征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情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系统，这个系统覆盖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在海伦·凯勒那里，这个发现是突如其来的。她是一个七岁的女孩，除了某些感觉器官的缺陷以外，有着极为良好的身体状况和高度发达的智力。但是由于疏忽了对她的教育，她在智力上一直极为迟钝。后来，突然出现了决定性的发展，就象产生了智力的进化——这个孩子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了。她懂得了，语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符号或者信号，它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从今以后这个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在这无比宽广而自由的土地上了。

这同样也可以在劳拉·布里奇曼的例子中得到证明。虽然她的故事较不引人注意。在脑力以及智力的发展两方面，她都大大地低于海伦·凯勒。她的生活和教育没有我们在海伦·凯勒那里看到的那种戏剧性成分。然而在她们两人那里，存在着同样的典型因素。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会了手势字母的用法以后，她也突然领悟了这一点，她开始理解到人类言语的象征系统。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例子的惊人相似性。劳拉·布里奇曼的第一个教师德鲁小姐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懂得了手势字母用处后的第一次进餐的情形。她所摸到的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我不得不招呼某个人来帮我伺候别的孩子进餐，因为她使我忙于拼写新词。”

象征系统的原理，以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为进入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并不会由于任何感性材料的缺乏而被阻碍或成为不可能。海伦·凯勒达到了极其高度的智力发展和理智文化这一例子，就清楚而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人这种存在物在建造人的世界时是不依赖于他的感性材料的性质的。如果感觉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每个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原始感官印象的暗淡摹本，那么聋哑盲儿童的状况就一定是绝望的了，因为他们不具备人类知识的这个源泉，仿佛就象被从现实界中放逐了出去一般。但是如果我们研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那么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不真实的，并且我们还同时知道它为什么是不真实的。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而且这种形式可以用任何感性材料来表达。有声语言(Vocal language)比摸触语言(tactile language)有着更大的技能上的进步，但是后者在技能上的这种缺陷并没有抹杀它的基本效用。象征思维和象征表达会自由发展，并不会由于触觉符号(tactile signs)取代了声音符号(vocal signs)就停滞不前。如果这个孩子成功地领会了人类语言的意义，那么在什么样的特殊表达材料中这个意义更容易被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海伦·凯勒的事例所证明的，人能以最贫乏最稀少的材料建造他的符号世界。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个别的砖瓦而在于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在言语的领域中，正是言语普遍的象征功能使得物质性的符号富有生气，并“说起了话来”。没有这个赋予生气的原则，人类世界就一定会是又聋又哑。有了这个原则，甚至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变得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

每物都有一个名称，因而普遍适用性是人类象征系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但象征系统并不只有这一个特点。除了普遍性之外，还有极端的多变性，与之相伴相随，互补共生。我们可以用多种语言来表达一个意思。即使限用一门语言，某个意思也能以天差地别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符号或信号与它指称的事物永远是一一对应的，任一具体、个别的符号指向了其对应的个别事物。在巴甫洛夫的试验中，狗很容易被训练的只有在被给予某个信号时才会进食。在没有听到实验员任意选择的特定声音以前，狗是不会进食的。然而，这个例子并不像通常解读的那样，类似于人类的象征系统。而是相反，是象征系统的对立面。真正的人类象征的标志，并不在于其单一性，而是多变性。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诚然，对这种易变性的充分认识看来是在人类智慧文化发展很久以后才达到的。原始人的智力就几乎从未达到过这种认识。在原始人眼中，象征还被看成事物的某种属性，就像其他物理属性一样。在神话思想中，神的名字乃是神的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用神的真正名字来称呼它，那么符咒与祈祷就都是无效的了。这也同样适用于象征的活动。宗教的典礼、献祭，如果要有效力的话，总是必须以同一不变的方式和同样的程序来实行。儿童们在第一次知道并不是一物的每一名称都是一个“专有名称”，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名称时，常常会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往往认为：一个事物“就是”它所被称呼的。但这仅仅是最初的一步。每个正常的儿童都会很快懂得，可以用不同的象征去表达同样的愿望和思想。而这种多样性和易变性，显然是动物世界所没有的。早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会说话以前，她就已逐步形成了一套非常古怪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她自己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由音节分明的语音所构成，而是由各种可称为“情感叫嚷”(emotional noise)的叫声所构成的。她在某些人面前习惯于吐出这些声音。这样，这种声音就变得完全个别化了，对于周围的每一个人她都用一种特殊的叫声来致意。利伯博士写道：“每当她不期而遇地碰到一个熟人时，我发现她在开始说话以前总是反复地对那人嚷着一个词，这是表示高兴地打招呼”。但是当这个孩子利用手势语懂得了人类语言的意义时，情况就变了。这时这种声音真正成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的人，而是只要环境需要就能改变的。例如有一天劳拉·布里奇曼收到了她以前的教师德鲁小姐的一封信，这时德鲁小姐因为结了婚已经成为莫顿夫人了。信中邀请劳拉·布里奇曼去作客，这使她非常高兴。但是她挑剔地找德鲁小姐的岔子，因为后者在信上的签名是用她出嫁前的姓而没有用她丈夫的姓。她甚至还说，现在她必须为她这位教师创造另一种叫声：因为对德鲁的叫声一定是不同于对莫顿的叫声的。十分清楚，原先那种“叫声”在这里已经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和十分有趣的意义上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与某一特殊的具体场景联在一起的特殊音调了，而是成了抽象名词。因为被这个儿童想象出来的新名字不是指称一个新的个人，而是指称在一个新的关系中的同一个人。

现在，我们这个一般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展露了：关系思维依赖于象征思维。没有一个复杂的象征系统，关系思维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完善发展。把对关系的单纯意识看成是预先假定了一种理智的活动、一种逻辑的或抽象的思想活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甚至在最初的知觉活动中就已是必要的了。感觉主义理论惯于把知觉看成是简单感觉材料的精细加工成果。持这种信念的思想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感觉本身决不仅仅只是许多孤立印象的集合和堆积。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修正了这种观点并且证明，即使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也已经暗含了基本的结构要素以及某种样式或形相(configurations)。这个原理既适用于人类世界，也适用于动物世界。甚至在相当低级的动物生命阶段，这些结构要素——尤其是空间的和视力的结构——也已经被实验所证实。因此，单纯的关系意识不能被看成是人类意识的特性。然而，我们在人那里确实发现了一种在动物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类型的关系思维。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即在其抽象意义上考虑那些关系的能力。要把握这种〔抽象〕意义，人不能再依赖于具体的感觉材料，即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及动觉的材料，而要考虑这些关系“本身”——如柏拉图所说，就其本身(αúτóκαθ’αúτó)来考察它。几何学就是人类理智生活中这种转折点的典型例子。即便在初等几何学中，我们已不再局限于对具体的个别事物的理解了，我们不再关心物理或知觉对象，而是开始研究普遍的空间关系。因为初等几何学已经有了一套适当的象征系统来表现这些关系。没有人类语言这一准备性的步骤，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在所有那些培养动物抽象化或普遍化过程的实验中，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苛伊勒成功地证明了，黑猩猩具有对两个或更多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一个特殊的物体）作出反应的能力——在两个装有食物的盒子面前，黑猩猩由于先前的一般训练总是挑选较大的盒子——即使被选中的这个盒子在先前的实验中可能是作为一对中较小的一个而被抛弃的。与此相似，它们也具有不是对某一特殊的盒子而是对较近的东西、或较亮的、较蓝的东西作出反应的能力，这都是实验所证实了的。苛伊勒的研究成果被更大的一些实验所确认和引伸。这表明，高级动物具有历来所谓的“对知觉成分加以分离”的能力，它们具有从实验场景中挑选出特殊的知觉特性并随而对之作出反应的潜能。就这种意义而言，动物是能够从大小和形状中抽象出颜色，或从大小和颜色中抽象出形状来的。在柯茨(Kohts)小姐所作的一些实验中，一只黑猩猩能够从一大堆在视觉性质上极端不同的东西中挑选出那些有某一共同性质的东西来；例如它能够挑出所有那些具有某一特定颜色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一只试箱中。这些例子似乎证明了，高级动物具有休谟在其知识论中称之为能进行“理性的区分”这样一种过程的能力。但是所有从事这些研究的试验者也都强调这种过程的罕见性、粗糙性和不完善性。动物即使在学会了挑选出某一特殊的特质并且竭力想得到它时，也仍然会犯各种形式的稀奇古怪的错误。即使在动物世界中有某种理性区分（distinctio rationis）的痕迹的话，那么也仿佛已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它们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它们不具有人类言语和符号的体系这种无价的和确实不可缺少的帮助。

第一个认清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赫尔德。作为一个研究人性的哲学家，赫尔德希望完全用“人的”话语来提出问题。为了反对语言有超自然的或神赐的起源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论点，赫尔德以对问题本身作批判的修正为出发点：言语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寻出自然的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一种过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一般功能。从心理学上讲，我们不可能用十八世纪的一切心理学派所用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过程。在赫尔德看来，言语并不是理性的人为创造物，也不应当被解释为是一种特殊的联结机制。赫尔德在试图阐明语言的本性时，把他的全部重点都放在他所谓的“反思”上。反思或反省的思想是人的这样一种能力，即人能够从混沌未分、漂浮不定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并着重进行研究。

 “当人的心智力量行使得如此自如，以致他仿佛能从他所有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洪流的整个海洋中分离出一股波浪，而且能够暂时止住这股波浪而仔细注视它，并且还意识到这种注视——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当他从涌向他诸感官的全部游离恍惚的意象梦景中，能够集中于醒着的一瞬，自动地细想一个意象，清晰地并更加宁静地观察它，并且抽象出能够向他指明对象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的特征时——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由此，当人不仅能逼真地或清晰地察觉所有的性质，而且当他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性质中的一个或几个性质是与众不同的性质时——这时人才显示出了反思。……那么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种清楚的认识发生呢？通过人必须加以抽象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作为意识的一个分子，清晰地呈现出自身。好了，让我们大声说：我们找到了！意识的这个最初字母(initial character)就是灵魂的语言。人的语言由此而创生。”

这里更多地表现为诗意的生动描写，而不是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仍然是完全思辨式的。它既不是从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论着手，也不是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着手，而是把论据建立在他对人性的理想以及他对人类文化的特征及发展的深刻直观之上。但尽管如此，这个理论仍然包含着最有价值的逻辑和心理学因素。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研究并精确地描述的那种在动物中存在的一切普遍化或抽象化的过程，明显地缺乏赫尔德所强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标记。然而晚近以来，赫尔德的观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颇为意想不到的澄清和支持。在语言的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新近研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的言语〔能力〕的丧失或严重损害，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样一种缺陷改变了人的行为的全部特性。患有失语症或其它同源病症的病人不仅丧失了对语词的运用能力，而且整个的人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他们的外部行为中是几乎观察不到的，因为在外部行为中他们总是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来行事。他们能够胜任日常生活的各种工作，有些人甚至在所有这一类的实验中都发挥出相当高的技能。但是一当问题的解决需要某些特殊的理论活动或反思活动时，他们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他们不再能用一般的概念或范畴来思考，由于丧失了对普遍物的把握能力，他们只得纠缠于直接的事实和具体的情景。这样的病人是不能完成任何只有依靠对抽象物的把握才能完成的任务的。所有这些都极为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被赫尔德称之为反思的那种思维是何等地依赖于象征思维。倘若没有象征系统，人的生命将如同柏拉图著名比喻中的洞穴囚徒。人的生命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

文｜恩斯特·卡西尔  

校译｜BAU学社

责编｜莲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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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象征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拓展到可以涵盖其他非理性的象征形式，而瓦尔堡在那时正努力把非理性的原始认同和宗教式狂热结合进智性力量中。两者处理的都是理性与神秘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对人类生命的深刻影响。卡西尔和瓦尔堡之间强烈的智识共鸣和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929年，那年十月瓦尔堡因心脏病突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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