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丛书1925-30｜格罗皮乌斯与莫霍利-纳吉
编者按｜
长期被忽视乃至被任意拆解的“包豪斯丛书”，可谓包豪斯的一次“总体出版行动”。尽管丛书题为包豪斯，它的作者却不限于包豪斯师生，甚至包括那些与包豪斯理念、实践相异但仍属同道中人的创作者。而丛书最初拟定的总目录也随着包豪斯的转变历经调整，这意味着，当我们再次提及这套丛书，不应只着眼于已经出版的书目（实物），而是将丛书的整体构划视为包豪斯“大计划”的缩影，尤其是从那些彼时尚待完成，至今仍被悬置的计划中找到这一“出版行动”的潜在能量。院外本次推送的两篇短文并非关于这套丛书的普及性介绍，而是以莫霍利-纳吉主导的形式语言（封面设计/版式布局）为讨论基点，引出与丛书相关的包豪斯语境：如何在总体框架中保持个体的差异？如何构建一种国际性的联合？如何以机器语汇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元素，并娴熟地操作、改变他们？
包豪斯丛书1925-30｜格罗皮乌斯与莫霍利-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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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对前卫艺术作品进行记录、分类和历史化处理的冲动，是随着其生产出现的，这往往关系到实践者本身。1925至1930年间出版的14本包豪斯丛书（Bauhausbücher）并非对当时主要的运动首次总结性的尝试——例如，拉霍斯·卡萨科（Lajos Kassák）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的”新艺术家之书”（“BuchneuerKünstler”，1922年）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而汉斯·阿普（Hans Arp）和厄尔·利西斯基（El Lissitzky）的“艺术主义”（Die Kunstismen，1925年）大致也是同时代的——但包豪斯丛书是第一个以专门的系列丛书形式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序列化的当代艺术生产百科全书，在其中，包豪斯自身亦承担了主要角色。
该系列丛书分别以纸面平装和布面精装两种方式出版。前八本均于1925年内出版，之后于1926年出版了两本，并保持着一年一本直到1930年。这些书采用9×7英寸（23×18厘米）的统一开本。平装和精装版的封面是相同的，而且都用黑色加另一颜色印刷；除了特奥·凡·杜斯堡的《新艺术的原则》，即丛书第六本是个例外，它的封面和书套都以三原色印刷。但凡莫霍利设计的作品，其书封设计都各不相同，除了每本都会包含丛书的总标题“Bauhausbücher”，以及印在封面和书脊上的书目编号。在书套之下，布面书籍的封面遵循莫霍利设计的统一格式：每册都以黄色的亚麻布装订，并用红色墨水印有系列书名和辑号，而标题则印于书脊上。丛书的版式与外观设计传达出一种微妙的平衡感，既能体现整个系列的特质，又兼顾其多样性，反映了每一本书所要表达的主题、对象和理论立场。
该丛书出版的目的，在编者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和莫霍利-纳吉于1924年发布的创刊计划书中业已宣告。根据这个声明，这一丛书将会扩展学校的教学范围，一方面能将校内的教学内容传播给广大公众，一方面能通过发表志同道合的思想者的作品来有效吸引和扩充教员队伍。编辑们使用了一种科学研究的语言和模式，宣布这套丛书包含了“调查”与通过包豪斯人和其他“相关专家”发展起来的“研究结果” （Arbeitsergebnisse）。虽然方法和结果各不相同，但在系统分析、表现和服务现代世界进行的专注而普遍的努力方向，这些探索仍然是共通的讯息。计划书列出了三十一个预拟的题目，旨在包豪斯的研究和教学、调研结果和产品、以及非包豪斯的贡献之间保持平衡。根据这一提议，未来六年实际出版的辑丛书将包括关于包豪斯大师的理论和教学方法的4本（第2,8,9和14）、专门研究包豪斯产品的4本（第3,4,7和12），以及作者或研究对象超出学校范围的6本（第1,5,6,10,11和13）。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些书的目标与效果实际上是通过其外观形式的某种呈现而达到的。然而除了一本之外，其余丛书的内部版式设计和整体布局都是由莫霍利完成的，每本书的主题都很明确得兼具了研究的合理性与实际应用的成效。与传统的书籍设计中使用无衬线字体、笨拙的行距以及加粗的数字等主流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丛书的内页外观干净、宽敞、富有动态表现力。对于莫霍利来说，这套现代的、由机器印刷的丛书不仅仅是一个内容的载体，而是一个重要的、通过设计展现自身的方式。“我们现代的印刷产品”，他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将与最新机器相匹配，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建立在清晰，简洁和精确的基础之上。”
当减少到基本元素时，一本由机器制造出的书籍只包含印刷图形——字母（不保留任何笔迹）、数字和图形符号（例如圆形、正方形和箭头）、行距和页边距（正负标记和空白）; 以及通过摄像技术复制的图像。莫霍利把这些基本元素视为他的语言，娴熟地操纵、变换它们，并通过材料和技术层面的手段赋予其魅力。他创造了着重机制，例如使用粗体字，或增加字体间的缩进; 他用不同长度、粗细和方向的版式来划分文本区块或其他内容，使得原本在印刷机的操作中不显眼的版面划分呈现某种主动的意味。莫霍利对于机械印刷术的材料及技术的自省式的强调，集中表现在他1928年的一本宣传该丛书的八页小册子的封面上，一块金属印版上刻有“Bauhausbücher”一词，反映了对照相术的模拟。
包豪斯丛书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某些观点在相应的书中被提出时——例如莫霍利-纳吉的《绘画、摄影、电影》（Malerei, Photographie, Film，第8）和《从材料到建筑》（Von Material zu Architektur，第14）——这些观念不久就被证明是极具影响力的。而其他书中提及的建筑和对象会通过频繁的复制而成为标志，整套丛书最终会以其内容和形式的组合产生巨大影响。经由德国慕尼黑的艾伯特根出版社（Albert Langen Verlag），这家拥有专业分销渠道的老牌公司的出版，包豪斯丛书的印量大约为2000到3000册。机器制造的薄纸上几乎没有彩色图版，这些书籍都是非限定的、可批量生产的，就如同杂志或报纸一样，这些书（尤其是低价平装版本）最终是可流通的，甚至是一次性的，这种可无限复制的观念似乎根植于其形式，如果印数不够，那么这些书还可以重印。作为一种通过版式设计规定其制作程式的、机器制造的产品，这些丛书表现和推动了一种经济模式，一种偏重无限可复制的生产性，而非独创型的模式。它们本身就是更为客观化的典范：并非独创的包豪斯丛书，就像并非独创的朱克-瓦根菲尔德玻璃灯（Jucker-Wagenfeld glass lamp）或哈特维格国际象棋一样，这些书就是包豪斯在生产领域的典型展现。
拥有广泛的国际读者群的包豪斯丛书系列有效地提升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产品为导向的学院立场。它们展示了前莫霍利时期的精品，而将这些对象明确定位为批量生产经济条件下的原型。与之相比，早先魏玛时期以工艺为导向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显得黯然失色。同样，包豪斯丛书中后期的两本——第12本，格罗皮乌斯的《德绍的包豪斯建筑》和第14本，莫霍利的《从材料到建筑》，都是在主编集体离职之后的1928年出版的，并不能代表下一任校长汉斯·梅耶（Hannes Meyer）领导下的学院发展理念。这些颇具影响力的丛书所体现的是在格罗皮乌斯领导之下、莫霍利任职后，即1923年至1928年间的学院形象; 而正是这样的包豪斯才是存于人们想象中的最为鲜活的那个形象。
文｜Adrian Sudhalter
试译｜顾子稞 校｜BAU
责编｜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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