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超越异化的生活｜从景观到节日｜下
编者按｜
本次推送节选自《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语部分“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革命”。此书是马克·波斯特的早期著作，以萨特走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程为轴心，论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黑格尔的复兴和马克思的再发现为标志，构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以存在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理论交锋为特征，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开启阶段；第三个阶段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主题，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阶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呈现为一个发现、争论、融合的历史进程，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结语的章节中，作者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1968年5月-7月的事件，它预示着新的激进主义在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必须理解构成1968年五月事件的语境的社会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评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这些事件中的价值。必须承认作为整体的劳动力是一个新工人阶级；如果它能联合起来，其斗争的首要焦点将是自我管理和异化；劳工运动的传统领导阶层在理论上和组织结构上都不完善。运用新工人阶级概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发现了，至少是潜在地发现了一个符合他们的分析和理论的新无产阶级。既然不可能存在没有某种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新工人阶级概念满足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需要。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从景观到节日｜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1975
本文5500字以内｜接上期
各主要联合会与政府之间的会谈于5月25日举行，并达成了格勒奈尔（Grenelle）协议，它给予工人实质的、甚至是空前的、物质上的收益。当总工会的领导人塞吉（Seguy）到雷诺（Renault）向工人介绍这一协议时，他碰到的是坚定的不！令他完全困惑的是，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复工。根本不可能下结论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待遇如此丰厚以致于漠视物质利益。可能发生的是，在罢工期间，总工会在工厂中的纪律已经失效，而工人相互之间以及在某些场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交谈。很多人开始表达对他们的创造性在工作过程中被窒息的深深的不满。在很多工厂工人们证实了他们对控制生产过程，对责任和工作中变化的愿望[1]。在布雷斯特（Brest）的无线电公司（CSF）的工厂，工人们恢复生产，制造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对讲机，以帮助罢工。在鲁昂（Rouen）的海军造船厂，工人们帮助学生散发革命文献，在挑战总工会的斗争中表示对学生想法的同情。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的大西洋船厂，工人们拒绝遵守来自总工会本身的要求。在所有这些和其他场合，工人们——比他们的领导阶层有更大的分歧——都在沿着异化的线索重新定义他们自己的处境。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这一在南方航空公司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公司内，通过投票实现罢工不是为了实现传统的利益，而是为了涉及工人自己的企业管理的利益……这里的工人们与学生们接触……邀请他们前来向工人们解释学生运动。讨论是活跃的并很快确认了由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在企业层面就是包含着自我管理的权力问题[2]。
尽管并非全体工人拥抱了全体学生，但确实发生了的部分接触和理解已经是一种新的激进同盟的证据。
总罢工的第四个新方面在于参与者的构成。不仅青年工人与总工会决裂，而且“白领们”——技术人员、知识工人——在罢工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正如图海纳指出的：
五月运动有意义的方面之一是，它表明了对社会冲突的新主题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感受力的，并不是那些组织化最高的工人阶级群体。铁道工人、码头工人和矿工并不是最清楚地把握这一运动的最激进的目标的人。最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运动出现在经济上拥有优势的群体——研究机构，拥有技术但没有权威的技术人员之中，当然，也出现在大学团体之中[3]。
在很多总工会比较软弱的工厂里，工人们忽略了他们地位上的不同，而在罢工和商讨中联合起来。在一些发达的公司，“干部”——中层管理者加入了罢工。物理学家和非熟练工人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压迫。在布雷斯特无线电公司（Compagnie de Telegraphie Sans Fils de Brest）,通用电力公司（Compagnie Generale d’Electricite）和原子能委员会（Commissionde l’Energie Atomique），技术知识分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4]。在蓝领工人占少数的部门——如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Officede Radio diffusion-Télévision Française），这是政府控制的广播和电视台——工人们提出了自我管理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技术知识分子的劳动将被整合进工厂的预见已经发生了，也意味着脱离了总工会的工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反映了当前的条件。确实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蓝领工人满足于收复失地（revendications），而且很多甚至大多数技术工人更多地把自身看成专业人员，而非无产阶级。然而五月事件清楚地表明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新工人阶级，也表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必须反映这一事实。法国民主工联（CFDT——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原来是天主教联盟——深受这些事件的影响，并开始为自我管理而战斗。它仍旧是在没有彻底反对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赞同自我管理。工人自治可以被歪曲成一个改良主义立场，正如总工会已经使剥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纲领。
[1] E. Mandel. “The Lessons of May”, New Left Review, 52 (Nov.-Dec., 1968) 23-24.
[2] Zegel, op. cit., 52.
[3] Tourain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op. cit., 18.
[4] Geismar, op. cit., 83.
认为法国在五月非常接近革命的人未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5月24日，戴高乐上电视提出一项所有机构的“分享（participation）”计划以图挽救局势。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暴乱和抗议的夜晚。局势只是变得更紧张。左派联盟的领导人密特朗在28日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提议组间一个将由他自己或孟戴斯-法朗士领导的临时政府，他的口气好像第五共和国已经寿终正寝了一样。前一天，一个孟戴斯-法朗士出席的大型集会在夏勒蒂（Charléty）体育场举行，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然而，不幸的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局势。29日，曾被驱逐出法国的龚本第秘密回国了。随着这一明显的权力真空局面的出现，戴高乐的坚定支持者开始动摇了，戴高乐再也坐不住了。这位老人可曾决定隐退？1830年查理十世曾在局势还没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这样做过。实际上，戴高乐曾到德国去评估其军队的忠诚度——这也是局势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的一个说明。更严重的是，马苏（Massu）将军不能保证士兵会向工人开枪。为了巩固军队的支持，戴高乐似乎做了一个交易，借此，作为支持的回报，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起义军领导——萨朗（Salan）和其他人——将被从监狱中释放：在七月中旬他们确实被释放了。当下，五月快结束的时候，革命、内战，或一场武力政变似乎是必然的。法国如此接近工业化社会中的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密特朗断然拒绝了与共产党的联合，而在夏勒蒂体育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的索瓦若（Sauvageot）、统一社会党（PSU：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的盖斯马以及大学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都被弄糊涂了。左派束手无策。因此戴高乐，在考虑过退休之后，回到电视上用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够恢复局势。
正如那些参与了五月节日的团体的成分和形式是崭新的，观念、意识以及组织社会的原理也都是崭新的。有人警告说：即使只是面对像1968年5-7月事件那样的相对有限的事件，要了解每一个团体的观念和抱负是不可能的，要了解每一个个体就更不可能。社会学家已经开展并将继续开展研究[5]，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却依旧艰辛。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证物：学生行动委员会在事件中的作品；艺术专业的学生制作的海报（affiches）；例如情境主义国际——它以影响了一些参与者而闻名——等各个团体的言论；记者们的专栏；各种政治力量发表在它们的杂志上的观点；由参与者所举行的访谈。面对这些杂乱无章的混合物，难怪结构主义者们想要把意识从人文科学中排除出去。尽管如此，还是涌现了某些在其新奇形式中包含着重大意义的类型。
很清楚，学生中的思想先锋们认为学生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学徒，不是注定服从社会要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分析集中于和资本主义利益相协调的大学结构的那些特征。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需要技术知识分子，大学成为资本主义的装备（arm），转动它的齿轮以便服从经济的指令。学生成为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劳动力商品。大学的批判和文化功能丧失在训练有素的工人们的大规模生产的压力之下。因此学生，和工人一样，在压抑的、等级制的组织中被异化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具有和生产过程一样的去人化的属性，忽视了学生群体的具体欲望和需要。
运用来自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安德烈·布雷东、威廉·赖希、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列斐伏尔、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格瓦拉（Che Guevara）以及结构主义者的观点的大杂烩，学生们将社会设想为一个威胁着其臣民之人性的景观。五月期间，墙壁变成了理论家：
Imagination au pouvoir.
让想象夺权。
Le gaullisme est l’inversion de la vie.
戴高乐主义是生活的倒置。
La revolution qui commence remette en cause non seulement la societe capitaliste mais la civilixation industrielle.
已然启动之革命不仅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质疑工业文明。
La societe de consummation doit perir de mort violente. La societe de l’alienation doit perir de mort violente. Nous voulons un monde nouveau et original. Nous refusons un monde ou la certitude de ne pas mourir de faim s’echange contre le risqué de perir d’ennui. (Cohn-Bendit)
消费社会必须死于非命。异化社会必须死于非命。我们想要一个新颖别致的世界。我们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龚本第）
Nous menons ici [the Sorbonne] une vie merveilleuse, nous y dormons, nous y mangeons, nous ne touchons pas d’ argent, personne n’y pense ici. C’est déjà la societe que nous voulons creer.
我们正过着一种令人赞叹的生活。我们睡觉；我们吃喝；我们不接触金钱；没有人想起它。这已经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社会。
Je prends mes desires pour des realites, car je crois a la realite de mes desires.
我将我的欲望接受为现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现实性。
Il est strictement interdit d’interdire.
禁止是被禁止的。
L’humanite ne pourra vivre libre que lorsque le dernier bureaucrate aura ete pedu avec les tripes du dernier capitaliste.
直到最后一个官僚被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所绞死之前，人类不可能是自由的。
L’action ne doit pas etre une reaction mais une creation.
行动不应该是反应，而是创造。
Ne changeons pas d’employeurs, changeouns l’emploi de la vie.
不要改变雇主；改变雇佣的生活。
Les reserves imposes au plaisir excite le plaisir de vivre sans reserve.
强加于快乐之上的谨慎使我们对无需谨慎的生活的快乐更感兴奋。
Un flic dort en chancun de nous, il faut le tuer.
总有个警察生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必须杀死他。
La revolution doit cesser d’etre pour exister.
革命不再是为了生存。
Ne travaillez jamais! [6]
永不工作！
这个不可思议的涂鸦表达了反抗者的意图：在与当代异化（而非19世纪的形式）的关联中同时改变结构与文化、客体与主体、社会与个体。呼唤直接的、总体性革命的乌托邦与争论（contestation）策略具有同样的震撼价值。写在墙上的东西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5] E.g., Willener, op. cit.
[6] 关于布告（affiches）的更完整的目录见：Julien Besançon, Les Murs ontla parole (Paris, 1968) and A. Ayache, Les Citation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Paris, 1968).
在过去，对戴高乐主义资本主义的显性反抗来自于共产党，它在1968年对法国的理解与1936年在人民阵线的时候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争论消失了，垄断取代了竞争，而将国家改造成了“法西斯主义”。左派的斗争不得不赞同受到威胁的议会民主。所有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不成熟的。受共产党的官僚制度所抑制，工人的真正不满没有出现。五月运动反对“邪恶的斯大林主义者”（龚本第语），渴望社会组织质上的改变，像渴望经济和政治革命一样也渴望文化革命。尽管学生们拒绝了旧知识分子的权威，但他们的基本概念被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所预示。用龚本第的话来说，
有些人曾试图强迫马尔库塞作为我们的导师：那是一个笑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读过马尔库塞。当然，有些人读过马克思，也许巴枯宁，还有现代作家——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列斐伏尔。几乎所有“3月22日运动”的激进分子都曾读过萨特。但这次运动的灵感并非来自于任何一个作者[7]。
然而，存在一些必须得到注意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海报中我们可以发现情境主义团体的观点，他们位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文学院（Faculte des Lettres）。我已经揭示了列斐伏尔——他1960年代中期在那任教——在他们的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情境主义者在1966年发动了一场迷你版的五月运动，扰乱了大学并出版了一本非常流行的小册子《关于学生生活的贫困》（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ant），它是《争鸣》集团的理论对学生生活的一次应用。1968年巴黎的情境主义者在巴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行动委员会。《社会主义或野蛮》也影响了五月事件。龚本第出席了一个包括克劳迪·勒福尔在内的研究团体的会议，且一般而言，在南泰尔，《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68年之前已经被广泛阅读。龚本第的《过时的共产主义》（Obsolete Communism）一书中的大部分观点都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或野蛮》。甚至，在南泰尔，学院已经介绍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列斐伏尔在那里教授社会学。还有，哲学系被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利科、杜夫海纳、列维纳斯）所控制且坚定地反结构主义。然而，总体说来，我们不能说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地被学生们所吸收，也不能说他们在以它的名义活动。
五月风暴的思想文献提示我们要重点强调关系和意识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便实现欲望和积极创造性的繁荣。萨特的自由概念与列斐伏尔的非异化的节日观念的结合最好地抓住了学生们的眼球。在五月运动的思想中完全缺乏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个体是社会上的原子、自由，社会是一个客观的他者，情感与理性相矛盾。对学生们来说，物化的意识形态和机构将通过“共享经验”的相互性（reciprocity）而被避免。当然学生们没有仔细地阐发这些观念；话语本身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恶。但他们的论点或格言（epigraph）是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它的“个人在集体活动中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的观念被学生们称为“自治（autogestion）”，并且是他们的中心要求。也许他们从尼采那儿引用的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状态：“人应该从灵魂的混乱中产生舞动的星星”——用萨特的术语，人们必须真正自由地活着，以避免自欺。
我最愿意关注的五月事件的特征是它的节日基调，在意识和关系中物化的不在场，个人遭遇的令人惊讶的开放性。（拉丁区的汽车都消失了。）口头语言的直接交流——即使是对完全陌生的人——改造了资产阶级交际的装腔作势的文雅。人们之间的所有墙壁似乎都瞬间崩溃，将旧的压抑、防卫和恐惧一扫而光。很多人，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年人和青年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专家和体力劳动者，都简单地谈论着世界将采取何种形态，他们将做什么以及成为什么，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交谈因此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性质：现实似乎是可能被改变的。
[社会的]金字塔在五月的阳光下已经像一块塔糖（sugar loaf）一样融化了。人们相互交谈，立即相互理解。不再有知识分子，不再有工人，只有到处讨论着的革命者，在普及一种交往——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其他想要成为组织者的人才会感到被这种交往排除在外。在这一语境中，“同志”一词再次发现了它的真正涵义：他真实地标志着人们之间所有分离的终结[8]。
就在那一刹那，法国领略了超越异化的生活。
[7] Cohn-Bendit, The French Student Revolt, trans. B. Brewster (N.Y., 1968) 58.
[8] R. Vienet, Enragés etsituationnistes dans le movement des occupations (Paris, 1968). 同样的印象参见Seale, op. cit., 93 and Ardagh, op.cit., 471.
书名｜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著｜马克·波斯特
译｜张金鹏／陈硕
责编｜星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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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历史的否定者”？
福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采用了传统的主体概念，他们的问题（比如马尔库塞那些与弗洛伊德某些概念相关的讨论）指向解放被囚禁的天性，或发现最深处的真理；而对于福柯来说，问题恰恰是朝向某种完全不同的他者的运动，即在于“破坏我们之所是”。在此，福柯解释了在《词与物》中所提出的“人之死”概念，其中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人文科学中，另一个是在人的历史中，简单来说，我们无法到达人的本质，经验的人是在定义对象域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变形、转变、转化为一个主体。而面对 “历史使用者”们对他的“历史否定者”这一描述，他认为分歧在于，哲学家头脑里的东西，是不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判断。福柯选择自己来做第一手历史分析的理由是，主张一种科学话语，并不是历史之上的事情，而是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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