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廊及其变体｜瞬时的公共性与大众的现代建筑史｜上

Original 批评·家｜院外

图1｜法国皇家宫殿中的奥尔良廊｜Galerie d'Orléans｜1840
早期民间的拱廊多模仿官方建筑中的有盖柱廊形式。

编者按｜

本次推送选自2014年《新建筑》的“在地建造”专题，这一期主题是由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作为出发点的。重申在地，并非对地域的历史文化符号、本地材料与工艺运用，量化测算以及日常生活感知等等的再次肯定。地域意识并非历史地理的遗产，观看的对象，而是人类活动建构的产物，尤其是当前，它与摆脱了位置邻近性的全球化现象紧密相关，用以创造和建构进行政治思考以及知识生产的新语境。社会性的潜能，从封建领主附加在土地私有之上的浪漫主义式的自然关系以及原初认同中去神秘化后，却又被限制在由财产兼并土地成为新的神话基底内，因此建筑学与建筑师的任务将特定地点为条件，将在地建造转化为而是对探讨社会发展模式如何更新的政治计划，对受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部的地方认同提出更多的要求。它是全球、市场、商品、品牌、媒介诸情境集合中的行动议题，而不是在贫民窟的星球上寻求最后的避难所。建筑师的要务不再是设计建筑，而是在各种运动中，展开新的连接方案，并将自己移出“建筑世界”这一幻象，换而言之，这正是不断位移的建造观，去重新把握全球流通的“现场”中的“在地”，不是简单的向特殊性与局内人的颠倒，而是从建筑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涡旋中释放出新的时空组织方案，而一切遵循着已有的对建筑的展示方式，都是在不断维护这一幻象机制本身，如此，所谓的在地建筑，既非解药，也非美梦，而只会再度成为建筑师的噩梦的开始。本文通过《拱廊计划》，这一本雅明通过消费空间研究现代性的未竞尝试，与其他一些建筑学学科内文本的交叉阅读，试图还原拱廊及其变体在现代主义建筑史中被模糊的面目与地位，尤其重构并试图厘清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拱廊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与现代性讨论的关系。社会机制的拱廊商业模式与作为建筑类型，群体的构成与历史进程，总在已建成的环境中发生，建基在经济行为上的公共性。院外还将陆续推送此专辑之中的相关文章。

拱廊及其变体｜瞬时的公共性与大众的现代建筑史｜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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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致力于重构一段关于拱廊的历史，并试图厘清拱廊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与现代性讨论的关系。自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拱廊计划》的英文版正式面世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19世纪的繁盛的建造文明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在1980年代的对于本雅明之《拱廊计划》的再发现激发了当代建筑学对于拱廊及对现代主义的再思考的热情，但是从建筑师的视角回顾此一思想源流的文本依然稀缺。笔者并不希望过度评价本雅明在当代建筑学与文化研究联姻中的作用，而是希望通过《拱廊计划》与其他一些建筑学学科内文本的交叉阅读，还原拱廊及其变体在现代主义建筑史中被模糊的面目与地位。拱廊应该首先还原为一种具有自身历史的、与零售模式的发展相关的公共空间类型，它与主流现代主义建筑史的关系是并行的。近十年内所谓“商业综合体”、“豪布斯卡”、“体验式商业街区”等建筑类型的巨量涌现尤其为这种交叉阅读提供了一个契机。笔者试图回答以下几项问题：究竟拱廊的空间与城市学特征是什么？作为社会机制的拱廊商业模式与作为建筑类型的拱廊结构的关系是什么？拱廊所要服务的对象——人群（crowds），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史中的地位如何？1960年代以后的当代商业建筑实践同19世纪的拱廊的关系又是什么？

1800-1850年的拱廊与其消亡

在本雅明的晚期笔记汇编——《拱廊计划》中，拱廊是作为诸多19世纪新涌现的建筑与空间类型之一种被描述的。除了拱廊，百货公司、林荫大道、玻璃展览大厅、全景舞台（panorama）等建筑或空间类型均被细致的审视。但是拱廊汇聚了这些空间类型的各自特征，是19世纪建筑学成就的集大成者。拱廊本身是室内化的城市后街，是百货公司的前身，是玻璃展览大厅应用于零售商业模式的典范，拱廊的连续环绕的店铺更能引起全景舞台的想象。拱廊在第一帝国与波旁王朝复辟时出现，最初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机构或空间类型。拱廊是一些小店主以投机的方式集资建造的建筑物，其目的是为了让面对面的两排临时性的店铺（boutique）呈现出只有官式建筑（宫殿，图书馆等等）才能拥有的华贵立面，比如柱廊、壁柱与线脚。最初它们仅占据一层，二三层为楼上的公寓，公寓之上再覆盖铸铁玻璃顶棚。随后某些拱廊商业部分延伸到了二楼夹层，每个店铺单元都会有独立的小楼梯通到二楼夹层。[1] 拱廊的服务的对象是日渐勃兴的资产阶级消费群体。拱廊使得临时店铺变成了时尚精品店（magasins de nouveautes），店主可以培养稳定的客源与现金流，并长时间的、有组织的持有货物而不必担心滞销。

[1] Geist, Johann 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3.

图2｜各种拱廊的纵剖与横剖类型表
图片来自Geist, Johann 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 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在拱廊之前，连续的拱券或半室外柱廊在欧洲城市已经出现了几百年了，但是那些场所往往是贵胄所建，如圣彼得教堂广场上的柱廊、法国皇家宫殿的柱廊等，它们代表的是贵族与市政方的审美品位，但却是一种有效的美化空间的手段。而拱廊是一个服务“人群”（crowds）的社会机构（虽然是在法律管制边缘的）。【注1】零售交易在中世纪与启蒙时代之前是个不入流的社会活动，零售行为的发生地往往是更简陋的木质售货摊位，进不了永久性建筑内部（Geist，p.36）。【注2】由于还没有大玻璃橱窗，临时摊位也比较小，购买者很难直接观看或触摸货品，必须通过问询，阅读商品广告等了解货物，所以就不存在逛街这种行为。19世纪初期，有收入的闲逛人（flaneur）开始出现，由于有固定收入的人增多，社会生产力提升，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逛街变成了一种对空间本身进行消费的活动，原本徒有交易功能的沿店面空间日趋精致化、室内化，变成了可供把玩畅游的景观（landscape），而百无聊赖的逛街人自身也成为了他人消费的对象，淹没于形形色色的人潮中（Benjamin）。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塞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提及，在工业革命前的15-18世纪（即所谓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主要指18世纪中叶前）所设立的公共领域理想已经在大生产下消费主义的急剧发展中徒剩躯壳。[2] 在旧制度时期，作为公共领域代表的广场是试图排斥大众的商业行为的。密集城市中心区的广场常常被想象为世俗世界中的净土。而塞内特所言的公共空间的衰落其实是一个启蒙时代的绝对的、博物馆化的公共领域不断被大生产与消费行为庸俗化的过程。（图1,2）

奥斯曼改造前的19世纪初的巴黎是一个零乱、泥泞、马车横行，街道拥塞的中世纪城市。贵胄们必须跳过污水塘并闪躲来自檐口的滴水。擦鞋匠随处可见因为鞋袜随时会被弄脏。人行道只在少数的高规格道路才有配置，马车根本不避让行人。在很多情况下，路上会有一些界石，类似于隔离带，行人在过街时可以临时依靠这些界石避让马车。街道只设浅浅的中央排水明沟，没有下水道，直到1838年中央排水的街道才被全部改造为像现在的道路一样的两侧排水模式，并加建人行道。同时，城市中的独立住宅已经完全不见，多层的紧贴的公寓式住宅成为主流，在城市资产阶级的私人居室不断缩小并挤压的同时，客厅与环廊式庭院却越来越多的出现。这其实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形态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将真正的私人空间压缩到最小，另一方面又倾注巨资来装点那些外露的公共半公共功能的空间；一方面新的社会机制与相应的空间形态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大众又冀望借助前一个世代的“合法”（legitimate）外衣掩饰“不合法”的新空间。对拱廊而言，这种合法性来自教堂的中殿的隐喻与公共广场柱廊的借用。而不合法性则来自于这种空间组织本身是没有市政当局许可的。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现代建筑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并且被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压制。在这个过程中，昙花一现的拱廊成为了自发的公共生活的面相丰富的载体。拱廊将内街变成了市民阶层可以以消费逛街为名优雅地社交的场所。

[2]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 [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4.
注1｜本雅明在笔记中强调了“人群”（crowds）与“大众”（masses）的区别。人群主要意指大量密集的人，而“民众”包含了广泛的阶层，尤其是劳动阶层。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习用的一个概念。本雅明认为拱廊服务的还仅仅是密集与大量的“人群”，而“大众”更是后来资本与商业更集中后人群自我构建身份的结果。
注2｜这里的零售货品指dry goods，即除食品以外的衣物、银器与餐厨具等贵重物品。

图3｜美国第一个拱廊普罗维登斯拱廊｜建于1828年

拱廊的出现还得益于几种19世纪的发明与材料革新——边缘平直的玻璃，燃气灯与铸铁结构。平直的玻璃边缘与天棚的铸铁结构更好的搭接，拱廊内便免受漏雨之苦；燃气灯使得一个街区的内部不再受制于自然的采光条件；铸铁使得结构与装饰的自由度大大提升。直到19世纪中期拉布鲁斯特与帕克斯顿才将这些技术大规模的用于大型的建筑物中（巴黎圣日内维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水晶宫等）。由于地处干燥明亮的半室内环境，那种在泥泞道路上的种种失态行为都见不到了。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都可以在一个玻璃顶棚下以一个共同的逛街人的面目出现。在一个公共的环境下，这种瞬时获得的社会身份——逛街人又可以将私人身份置于安全的经济身份的庇护下。这时，拱廊的社会机制与空间形态到达了短暂的统一。拱廊也是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谓的大都会的密集视觉刺激的集中体现。[3] 它表现一种廉价工业制品的华贵，并容纳来自商品的刺激，但也并不排除近乎宗教性的体验，同时又是密集的当代技术的炫耀式呈现。拱廊是在现代工业密集涌现当中的产物，因为量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的经验需求。质的差异渐渐取代量的生产，变成愉悦人群的主要方式。

巴黎的第一个拱廊（Passage des Panorams）出现在1800年前，其余大部分拱廊出现在1826-1834年之间。法国之外的西方拱廊式建筑多数在1850到1900年之间建成。在1850年前后的巴黎，19世纪前五十年时代兴盛一时的拱廊式商业模式渐渐被第二帝国时代的空间更宏阔敞亮、营销方式更先进、资本实力更雄厚的百货公司（department store）所取代。百货公司大多是独立的建筑体，这和嵌在城市街区之内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拱廊有着根本的区别。今人所建的大多数欧美国家的拱廊其实已经是大资本营建的百货公司之一部分，如巴黎的Le 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类早期购物中心可以让拱廊的商业部分延伸到二层以上，形成V字剖面的室内谷地，二层乃至三层的两侧环廊在某些部位通过天桥连接。尺度比1830年左右的拱廊要大许多，比如克利夫兰大拱廊，莫斯科的国家百货公司（Glavnyi Universalnyi Magazin），米兰伊曼纽尔二世拱廊等。位于香港上环的西港城（Western Market）建于1906年，也是一个以拱廊形式组织内部空间的商业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建筑防火规范日趋严苛，相邻建筑之间已经不能再建造这种边缘空间，同时城市对卫生、通风与日照的需求日益迫切，花园城市、城市美化、进步主义等社会运动之后，拱廊几乎绝迹。作为一种社会机制（institution）的拱廊的历史在百货公司大量出现后就已经终结了。但是，作为一种建筑空间类型的拱廊依然延续到了20世纪初，一直渗透进柯布西耶的“住宅单位”的概念（Unité d'Habitation），但是柯布西耶完全剥离了拱廊的世俗交易功能，其实这种剥离从傅里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法郎吉的时代就开始了。在1960年代，在经典现代主义遭遇巨大危机的时刻， “拱廊化”的都市改造方案又大量出现，比如英国的第二代新城坎伯诺尔德的市镇中心，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培根（Edmund Bacon）所主持的费城的东市场街改造等。（图3,4）

[3] Simmel,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N. Levin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图4｜美国的克里夫兰大拱廊｜建于1890年｜19世纪末的购物中心

原载于《新建筑》杂志2014年“在地建造”专题

文｜谭峥

责编｜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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