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城市做设计｜包豪斯人
Halle-Neustadt｜哈勒新城
编者按｜
在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与城市建设成为人们共同声讨的对象之时，列斐伏尔与塔夫里可以被看作是其中一组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分别从社会批判与学科批判出发，各自提出了外与内互为呼应的视角。至于之后的斗争路径两者曾有过正面的交锋但仍存分歧。前者认为应当去考虑怎样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空间，而后者则坚信只有将阶级斗争引入对作为机制的建筑学的批判之中，而不可能预示专属于某一阶级的建筑。另一方面，回到当下各种对城市建设的批评条目，无论是原先行列式的功能配置，还是为设计引入多样性的语言及手段创新，在去除了那些夸张的地标建筑之后，似乎都逃不过“千城一面”这一听上去永远正确的指责。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了一句很多人经常会拿来说的既廉价又省力也过时的套话，却很少能将这一基于形象的判词放置在建筑与城市的生成机制、意愿以及特定的社会条件中去深入考量的。
本次推送的文章借助一份包豪斯学生在1931年创作的“社会主义城市”的设计方案，将人们的视线引回这些现象的开端之一，勾连出那个特定的年代蕴藏在包豪斯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关联。涉及到的看似只是对希贝尔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和罗西希［Reinhold Rossig］两个方案不同倾向的比照而已，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汉斯·梅耶，这位包豪斯第二任校长。他在包豪斯的短暂经历因为政治上的争议给很多人留下了某种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文论及的正是在他任期内的建筑与城市规划课程中才有可能发生的案例。文末对三人在短暂交集之后各自在时代大背景中的命运做了简要交待，而对所谓“做设计意在何为？”的不同理解，正如课程之名CONSTRUTION在翻译时可以小到建筑的构造，大到城市的建设，甚至是某种社会的理念构成。时值汉斯·梅耶的诞辰纪念，本篇编译在原文基础上稍作了语意的衔接、强调、备注。文章中提到的相关历史背景，例如人物、媒体、机构、活动等等，以及其他的对汉斯·梅耶、希贝尔塞默的解读与研讨文章，院外之后还将陆续编辑推送。
真正集体的生活方式应当由从事工业的劳动者共同去形成……休闲娱乐的时间也要放在居住综合体里。
为社会主义城市做设计｜包豪斯的城市规划教学｜2009
本文3500字以内
社会主义城市｜学位创作图板一｜Reinhold ROSSIG｜1931
尺寸｜74.9 x 99.8 cm 比例尺｜1 : 10000
我们面前的这张大幅图纸上绘制的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城市创作的设计方案。这事儿别说是放在当下，即使是回到1931年的包豪斯也是非同寻常的。图纸的比例尺非常大，展示了由铁路连接起来的一些线性排列的城市细节。这是从图纸左下角的小地图放大出来的模块。小地图上的铁路主线从布雷斯劳［BRESLAU］绵延数百公里一直连到柏林。以这种超大尺度去构想一个工业化的世界，在早先的包豪斯那里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之前的包豪斯并没有直接关于城市的课题，即使1923年的包豪斯大展上的确展示过一些城市建筑的设计，比如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在柏林和芝加哥的办公塔楼设计等等，但大多也不能算到包豪斯的头上。而那时的柯布西耶已经发布了他更“激进”的设计方案：为三百万人设计的现代城市。包豪斯得到1925年德绍的校舍建成之后，才逐渐明确地提出了城市模型上的理念以及日后努力的方向。
1927年，包豪斯的课程中第一次出现了“城市规划”，一起的还有构造理论的入门课，是由汉斯·梅耶［Hannes Meyer］主持的。整个课程总共分四个学期，在建造实践教学的这一设计工作室名下设置了一系列的专门课程，其中就包括城市建设。1929年年中，在Hans Wittwer和Mart Stam两位离开之后，梅耶聘请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路德维希·希贝尔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希贝尔塞默之前已经出版了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比如1927年的大城镇建筑（Grosstadtarchitektur），尤其是他创作于1924年的摩天楼城市模型，让他为世人所知。此外在1929年包豪斯杂志的第3期上，我们还可以看到Anton Brenner、Edvard Heiberg以及Paul Artaria这些建筑师作为构造理论课的主持分别在包豪斯教过一段时间。到了1931年，包豪斯总课表在“构造”的名下，开设了房屋构造、居住区以及城市规划等课程。
希贝尔塞默接手之后的教学特点是围绕着居住区的总平面展开（原型）创作，分析房屋形式与建设密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将不同的居住类型混合在一起，其中也包括通常是L型的独户住宅。这是课程一直以来的共同命题，贯彻在标准的行列式住宅组成的总平面布置中。希贝尔塞默也会根据学生们的建议，找一些现实中他作为评审主管的竞标基地，当作课程中的计划任务书，比如德绍-特尔滕社区的扩建开发以及容克厂区的开发计划等等。
混合建筑区模型｜基于Ludwig HILBERSEIMER的总平面设计｜1931
1929年，Reinhold Rossig［莱因霍尔德·罗西希］这位受过建造工程培训的年轻人去到包豪斯，那时他26岁。在完成初步课程以及其他相关的教学之后，他开始学习构造以及建设开发，同时也上康定斯基与克利的绘画公开课。他的学位记录上是这样写的，1930年的夏季学期由“梅耶和希贝尔塞默”共同指导。但是到了秋天，在他继续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构造理论课研究的时候，校长就已经换成了密斯，所以记录上改作“密斯和希贝尔塞默”。最后在学位记录的列表上一共完成了五个建筑方案（作业），排在“住宅设计”后面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图纸——社会主义城市。
那么他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如何为社会主义城市做设计，作为自己的学位创作的呢？这就必须提回汉斯·梅耶。梅耶原本是属于依靠ABC建筑杂志联在一起的那个建筑师圈的，后来才成为教师。而左翼，或者更准确的说，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包豪斯是很难成为主导方向的。1930年，在学校正式的构造课程中，包豪斯的学生Philip Tolziner和Tibor Weiner受到苏维埃模式的鼓舞，设计了公社住区的方案并在校内展示，还得到过希贝尔塞默的首肯。尽管希贝尔塞默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不像Rossig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掩藏过自己的社会信念。比如在1929年的包豪斯杂志上，他就呼吁一种尽可能全面规划的经济方式，其中生产（供给）应当反映所有人的需求，而不是以个体的利润为动力。正是因为这一相近的大方向，希贝尔塞默才可能在建筑师群体中与Mart Stam、汉斯·梅耶等人联合在一起。当然希贝尔塞默同时也维护着与密斯的友善关系，尽管密斯并不持有这类视野，但是显然还算是能迁就他们的。因此希贝尔塞默在包豪斯能够在这两个方向上起到一定程度的调合作用。
Rossig的学位创作是以线性城市为模型的。这一模型源出于十九世纪后期的西班牙和英国。之后到了1920年代的晚些时候，线性城市是很多在苏联的建筑群体大力倡导的，比如OSA（当代建筑师联合会，Un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s）以及Nikolai A. Milyutin［米柳京］等等。这个命题也在CIAM的“功能城市”中讨论过。出版于1930年的Milyutin的著作Sozgorod（新社会主义城市的缩写）是主张线性城市模型的。可以肯定包豪斯的人是知道这本书的。因为1931年6月密斯与Lilly Reich［莉莉·莱施］代表包豪斯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建设展，展出期间CIAM为之后“功能城市”主题会议召集过筹备活动，参与的苏联代表把Milyutin的概念当作他们的主打模型做了介绍。此外，包豪斯自1920年代中期之后就与苏联的建筑师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络，而Milyutin的书中也从包豪斯的几个建筑项目提取出某种具有积极面向的亮点。但不同的是，在Milyutin那里，线性城市的构想可能只是被看作传统城市的延伸以及对乡村方式生活的消解。而希贝尔塞默发展出一种线性城市的特别版本，后来被人称为“珍珠项链模型”。他以德绍作为自己的案例底本，建议将一座城市转化成沿铁路线布置的多个住区单元的集合。这个探索方向的雏形很明显是来自于包豪斯的一位学生Wils Ebert在1931年做的德绍城市研究。在这份作业的图纸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着从北到南连接Rosslau、Dessau、Wolfen、Bitterfeld等工业城市的铁路线边上，直接插入了一些新的居住区，构成了某种线性布置的城市组织方式。
德绍城市设计｜草图｜Wils EBERT｜1931
Rossig的那份学位创作显然没有在设计中参照具体的基地状况，而是将居住区与工业区做了互为直角的布置。他在图纸标注说，这些片区既可以连接到周边城市，同样也可以作为新的城市孵化区连接到集体农场。居住综合体、工业区以及其他房子可以通过地铁连接，而长距离的则由高架铁路连接。（更为重要的是）方案没有遵循之前常规的将学校、剧场、电影院、体育场等机构安排在中心的配置方式，而是放在了居住综合体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主厨房和集体空间。所以方案提供的文化模型的潜台词是，真正集体的生活方式应当由从事工业的劳动者共同去形成，即使是休闲娱乐的时间也要放在居住综合体里。
Rossig的创作显示了自1926年之后包豪斯展开的城市规划实验的深化（社会制度的）拓展。尽管这和希贝尔塞默自己构想的理念，如何将独栋住宅放置到混合住区结构中去去，并不一致，但他还是默许了这一探索路径。或许我们可以说，希贝尔塞默关于线性城市的特别版本也正是在这些具有生产性冲突的实验方案之间逐步发展而来的。
1930年秋天，汉斯·梅耶被解职之后就带着一批包豪斯的毕业生去了苏联，在那里他们合作了不少大尺度的城市规划方案。（梅耶40年代移居墨西哥，1949年回到瑞士，1954年去世）之后的1960年代，希贝尔塞默已经远离了他自己在20年代发展出来的城市规划愿景。那时候只有Rossig还活跃在东德的建筑业界直到1968年，推广传播当年（包豪斯时期）提出的城市规划理念，在1963年之后算是在哈勒新城（Halle-Neustadt），社会主义的工业城中实现了。1973年在意大利米兰阿尔多·罗西的那个新现实主义的圈子里获得过赞誉，不过里克沃特把这一“成果”斥为“希贝尔塞默式的城市聚合体”。
社会主义城市｜学位创作图板二｜Reinhold ROSSIG｜1931
尺寸｜74.9 x 99.8 cm 比例尺｜1 : 500
文｜Wolfgang THÖNER
译注｜PLUS
责编｜BAU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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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这项研究中的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在这篇全书的结论中提到的“实践的政治”，也与通常人们对梅耶的左翼政治立场的理解不尽相同，作者结合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与后结构主义的诸多思想家的成果，并且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反人文主义反历史主体观乃至多元决定论超决定论等等以及此后的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序言中为历史研究区分出的客体与主体两条路线的影响，这在作者1990年提交的论文摘要中可以得到佐证。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在论文中将建筑看作是存在于两个面向中的一个变动的体系，由此，异时代的不同的理论来源构成了针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而标题中的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并非某种并列或包含的关系，作者非常谨慎地处理着两者之间的界线，否定辩证地认同了从现代主义案例中发现的潜能与历史踪迹，并警惕就此得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先驱”的草率判定，以及人云亦云地展开对人文主义的征讨。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将通常的包豪斯历史中的暗面引向当下的学科政治议题的第一篇重要的论文。
对主体的后结构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析，就好像是两条不同的却又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针对着……完全被物化的、后个体世界中的建筑。
始于误解
费宁格的《大教堂》与《包豪斯宣言》
本文追溯包豪斯创建之初，费宁格与格罗皮乌斯关于“建筑”各自所持的立场，以及“大教堂”的意象在双方语境下的象征意义。从图-文无法兼容的断裂处，作者悬置了有关包豪斯更为均质化的历史叙述，从多方张力中开启了包豪斯星丛的新序列。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格罗皮乌斯，费宁格写道，他不再合我的胃口。
精编｜在艺术中，格罗皮乌斯看到的是手工艺，而我看到的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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