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人文主义主体｜导论｜上

Original 星丛共通体｜院外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译文选自Michael Hays截稿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著作——现代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主体：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建筑。书的前半部分涉及汉斯·梅耶，尽管是格罗皮乌斯的继任者，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但他在包豪斯星丛中却是一位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可以说是被有意识压制的重要人物。书的后半部分写到的希贝尔塞默也曾经在包豪斯执教过，不过他最闻名于世的是他理性城市规划的基进方案，以及与密斯·凡·德·罗的往来。不管怎样，这两位都是现代主义建筑史上容易被忽视被简化的建筑师。而在这项研究计划中的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正如我们可以从这篇全书的导论中看到的那样，其实所谓的“后人文主义”之意并不完全在“建筑”，更在于借助着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筑实践的变迁，如何将相继而起的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析展开一种充分而有复杂的融合。尽管这两者各自的批判方式初看起来差异非常之大，但是他们共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人文主义的主体观，以及理念论、形而上学、逻辑中心主义等等。为此作者在导论中的开篇返回到了人文主义之发端，并区分了现代主义文化姿态中的两面性，其一是某种延续与扩展，其二是某种对主流的叛离。作者进一步地指出这种叛离不仅在其他的艺术甚或是思想领域非常明显，而且在建筑中同样也可以考察到类似的知觉转向。由此，这项研究计划更像是为了突破现有解释概念的某种理论操练，试图去勾画出可能超越人文主义传统视野的新的结构与新的主体性的版图。以此再反观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作品，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只不过是二流建筑师之所作，而是在这样的解释计划中成为了更具潜力的对象。在其结论的章节中更多地展望了写作当年建筑界仍在持续发生的一些现象，理论性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借助该项研究计划“创建一些可能用来进行类似讨论的术语”。因此本文也可以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建筑的诸多后学交织在一起参照阅读，例如艾森曼的后功能主义，韦德勒的后历史，乃至后现代-批判的现代主义等等。

现代性与后人文主义主体｜导论｜上｜1992

本文5500字以内

我们可以明确人文主义的地位，在拒斥它的理论主张的同时，认识到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际功能。

——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

现代主义，不管这一术语还可以有其他怎样的含义，它都关乎客体和事件新的种类的出现，同时也关乎它们的表象和转换之后的事件结构的新的概念化，以及客体、它的生产者、它的受众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那么现代主义的历史就不仅包括客体，也必然包括生产、使用和感知的主体。这一主体是一种有意味的复合体，在意识形态空间与各种可能的经验中构成的，正是经由它组织并解释的客体世界而成形的。由此，现代主义击溃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艺术作品之外，存在着已然形成的所谓的意义与主体性，而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去找到它们。此外，现代主义还推动了一种认识，现代的审美实践旨在产生新的意义和新的主体性，不只为了描绘出它们是什么，更是为了描绘出它们还能是什么。

汉斯·梅耶和路德维希·希贝尔塞默在建筑、方案和写作中显出了某种特定的主客体辩证，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面了现代化向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以及由人文主义主宰的艺术的生产与接受方式提出的诸多难题。人们将主体的问题式定义为自我创造的良知和意志，而由现代化相伴而生的理性化与此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人文主义密不可分。

在近来的理论中，现代人文主义常常遭到某种双重的批判：其一认为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把“人”之价值限定为如此这般，而掩盖了诸如阶级和历史性的差别之学说；其二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这也从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因此，人文主义常常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正在进行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建筑学中，这种人文主义的概念还与另一种概念重叠在一起，那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以及相关的人体知识、透视与和谐，视觉同源性等等，即使在当前的建筑学中，也还有各种由此而来的推论。这种扩展的人文主义模型包含了我在下面将要指出的概念。

在人文主义的思想中，与客体相对的主体一直扮演着一个意义生成者的角色，它是独一无二的，中心化的，权威的。个体主体是作为世界的源点、对客体有预计的操控者，以及意义和行动有意识的创造者，进入到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之中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建筑，比如查尔斯·加尼叶的歌剧院，或者奥托·瓦格纳的邮政储蓄银行，又或路易·沙利文的商业建筑等等，都隐含着市场经济中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标准，给出了一套再现的系统，符合这一阶级的自我意识、美学偏好、社会习惯以及娱乐形式。但是在现代主义中，以及在其他不同的领域中，还形成了另一种文化态度，它叛离主流的人文主义。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作品中看到这一姿态非常明显的证明，比如从塞缪尔·贝克特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文学著作，到阿诺尔德·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和序列音乐作曲，从汉斯·里希特和维京·埃格琳的非叙事电影，到俄国先锋派的生产主义和构成主义作品，以及兰波诗作中的空间化历史，甚或还有库尔特·哥德尔关于数理逻辑中“不完全性”的论文。对我的论述而言，重要的是其中的序列性，对叙事时间的放弃、对纯粹视觉特权的废除，以及将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主题化，这都是审美上的推论，是对自主个体祛魅而成的。主体不再被看作是意义的生成者，而是一个变化的、消散的实体，它的身份和地位正是在社会实践中构成的。由此来看，客体和过程拥有某种物质性存在，并不完全依赖于个体自我的整一性，甚至有时还会反过来威胁到它。在这一语境中，“人”就成了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身处复杂的已然形成的意义系统中的“话语功能”，他只见证，而非构成。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论述过的现代主义的主体处境，同样可以用在建筑师的身上：

世界被分成了存在物的多样性，以及面对它们的人类主体的多样性。人类主体，此前还能投身于由世界充盈的形式之舞，现如今只不过是精神上的独行者，孤独地面对一片混乱，面对那漫无边际的实在王国。［主体］堕入虚无空间和虚无时间的冰冷与无垠。[1]

1. 参见克拉考尔的《作品集1》

我将论证的是人们也可以从现代建筑中发现这种类似的，我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的知觉转向，尤其是在汉斯·梅耶和路德维希·希贝尔塞默的建筑那里。后人文主义，不管伴随着欢呼还是哀叹，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回应，针对科技现代化带来的心理自主和个体主义的消散；这是某种美学实践的动员，旨在放弃人文主义的主体性概念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关于独创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的种种推论。尽管人们通常会从批判-历史性建制的角度把这两位建筑师的实验简化为功能主义或者新客观派，但我相信，如果不顺着现代主义式的主客体辩证去考察它们，会更有收获；在这些实验中暗含了某些立场，比如在当前的世界中，主体是如何与客体相关联的，而在可能的未来世界中，主体又是如何与客体相关联的，就像在建筑学限定的实验性范畴中所期盼的那样。由此我关注的是去分析主体的地位，去分析主体是如何经由不同的建筑“构成”、“建造”或“铭刻”的各种方式。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相关的历史和文化是复杂而多义的，对于由建筑所建构的主体性而言，具体的个体总是过量的。事实上，另有一种研究就声称，正是这种“过量”才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实的批判性抵抗之所在[2]。然而，在此我仍要申明的是，某种有意义的行动的潜能所在，得以形成并为人们所用，即使只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在文化表征的层面上，那也是从建筑客体与它们的主体-生产力中来的。

“主体”这个术语，既意味着个体意识，也意味着由意识形态化而成的一般意识，这是它所固有的多义性与模棱两可。当人们谈到个体自我以及它与意识形态的、制度化的、规训的机置之间的关系时，必然会涉及一种超越特定个人的主体观念。但是，任何压制着个体差异的全然一般化的主体观念，对于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客体而言，怎么说都是不够充分的。那些差异是现实世界中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的方面[3]。关于主体存在着一对互为冲突的含义，一是作为行动者的积极主体，能掌控自身命运之由来，另一是作为受统治的被动主体，屈从于某个他者的工具。如果就此而言，那么这一术语在语义上将会变得更为暧昧[4]。类似地，“客体”这个术语也包括了一系列的含义，世界原始的真实、文化的造物、它们内在的形式组织，以及生产出那些物的力量等等，而这里的力量反过来是由主体操弄的。因此，只有对主体-客体的框架进行辩证地理解，我们的认识论才足以完成我们解释的任务。简单的实证主义是无法认识到主体在创造这个世界，至少是我们称之为历史、文化和社会的那一部分世界时，所具备的积极的、构成性的能动作用，因此它就与某些消极而沉思式的政治成为了同谋，将世界看作是一个业已完成的现实。另一方面，理念论虽然保留并发展了主体积极的、实践性的一面，但又仅仅局限在绝对的、不变的、超验的主体的抽象层面。而在人文主义思想中，两者兼而有之。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应当对此提出质疑，不仅针对实证主义的消极主体，还要针对理念论的自主、超个体、建构性的主体；它应当预见到某种方式，去勾画出可能超越人文主义传统视野的新的结构与新的主体性的版图。

为了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筑实践的变迁，本次研究在一系列领域和立场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基础。在探讨系统化美学和批判理论中变化了的客体观念以及变化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诸多尝试中，最为重要且具有持久力的，也许可以在以下这些理论家的著作那里找到，乔治·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恩斯特·布洛赫以及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等等，还有乔治·齐美尔的早期著作也与此相关。他们的研究对工业资本主义下主体的物化给出了清晰的诊断[5]。通过辩证地将对立的观念并置，展现了他们想要描述的主体性观念与客体性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这些作者将他们的工作引向了一项双重的任务，不仅要穿透现代性的表象，还要揭示出已有的用以定义它的概念，诸如经验论、人文主义，或理念论等等的不足之处。之后，路易·阿尔都塞通过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整顿了主体这一范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定义了它的构造。

意识形态以如此的方式“行动”或“运作”，它从个体中“征召”主体（它将它们完全征召），或将个体“转化”为主体（它将它们完全转化），我将这种操作称为“质询”或招唤，日常生活中就有这种司空见惯的场景，警察（或者其他人）招呼道：“嘿，那边的！”，我们沿着这个就可以想象出来。[6]

2. 关于主体性以及抵抗策略的最为透彻的研究之一可参见保罗·史密斯《辨认主体》，1988

3. 主体……可以指特定个体，同样可以指一般属性，一般意义上的意识……人们很难轻易地将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从术语的说明中去除掉，因为这两种意义都在相互起作用，缺一不可。个体的人文主义因素……不能脱离开任何主体的概念；“主体”如果不念及个体，也会失去其全部的意义。恰恰相反，当我们按照一般概念的形式把人类个体完全当作某一个个体时——我们也就不只是指某一特定个人当下的存在——很明显我们已经将其转成了一种普遍性，这与主体的唯心主义概念是非常接近的。可参见阿多诺“论主体与客体”。

4. 个体被当作一个“自由的”主体受到质询，为的是他可以自由地去服从大主体给出的律令，也就是为了他自由地去接受自己的臣服，也就是为了他可以将他的臣服当作完全靠自己做出的姿态与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臣服的话，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靠他们自己去做”。可参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5. 术语小记：异化源自劳动分工，生命被分开来派到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中去，其中每个个体工作者原本一体的自足的经验遭到了破坏。商品化是一种组织过程，其中艺术就像其他的物品一样，与作为使用价值和审美经验的客体的原初的传统状态疏离，而成为了一种交换价值的客体。它的特性首要的是由它与市场的关系来决定。物化是指商品化的渗透，已经到了个体经验的核心所在。原人与人的关系，还原成了另一种幻觉，物与物的关系。异化的概念是关于活动的，特别是指工作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及工作同伴之间的分离，最终导致他们与自己整体经验的分离。与此不同对的是，物化的概念是影响着我们与社会之总体性的认知关系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物化这一概念性的范畴解释艺术作品的某种转变。

6. 可参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批判理论更晚近的一些研究中，（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着上述那些作者所开创的计划。与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物化的主体和阿尔都塞将主体转化为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构相应的是，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雅克·德理达将主体转化为语言和文本，米歇尔·福柯将主体转化为权力的历史和谱系学，吉尔·德勒兹则将“精神分裂”的主体与资本主义的推进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两项计划之间着实有所不同，晚近的后结构主义的计划，是为了动摇、拆除、解构客体与主体，通过对文本意义的无止尽的差异化和不断延迟，而唯物主义的计划，则是要给出清晰的表述，基于符号生产的概念、意义的特定历史体系中的斗争概念等等，这足以让我们怀疑他们能否合流到一起，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交集以及相互的挑战[7]。它们共同地对理念论、形而上学、逻辑中心主义（作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人文主义主体展开批判，表明了两种思想体系之间尖锐而严肃的交锋，而这恰恰正是当下的建筑理论所需要的。根据这一建议，我们可以避免两种简化。一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化，特别是将社会构造简化成某种经济基础，认为这比符号和关系更牢靠；还有同样也不够充分的批判观点，仅仅谈论符号本身，只在自己的地盘里兜圈子的、形式化的解构主义。然而在我的这个研究文本中还是会沿着不少后结构主义作者的观念展开，那是对中介和物化概念的转化与延伸，还有其中的乌托邦使命，这是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指出的——在近来所有批评家的研究当中，他对于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融合，也许是最富成果的——对我的计划而言特有启发。[8]

汉斯·梅耶和路德维希·希贝尔塞默的作品都勾勒了精确的社会方案和美学偏好；各自提供了他们所构想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建筑。为了能够更详细地分析这一话题的各种从属[9]问题——一方面是观念与形式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力、艺术传统与体制、知识群体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如果我们仅仅谈论单纯的形式客体，以及他们的各部分之间是如何平衡，并整合进某个体系，而且无须外部的相关条件就可以理解，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将那些不可化约的艺术范畴与概念归结成外部的社会政治世界的局部与碎片。不管用什么方法去详细分析这些相关问题，都必须要引入在两种互不类同而且并不对等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切换：一种是由特定的艺术实践传统所规定的形式，另一种是与之不同的（也是更大的）社会和物质现实的形式。而艺术的形式自身的结构之中包含了与这个世界明显的互动。正是从这种根据主体与客体各种可能的关系而来的颇具差异的实践中，本次研究中的主人公的各种立场变得越发的明确。

汉斯·梅耶和路德维希·希贝尔塞默，这两位即使不能说被人们完全忽视，通常也只是被看作二线的建筑师。在现代主义已有的视角中，对梅耶的认可大体基于他与包豪斯的关联，1927年4月至1930年8月担任校长，还有他与汉斯·威特沃一起向国际联盟总部大楼竞赛提交的非比寻常的方案，而希贝尔塞默则是因为他与密斯·凡·德·罗的往来，从德国到美国，以及他激进的理性城市规划而闻名的。对希贝尔塞默作品的解读仍然参差不齐，比如芝加哥艺术学院出版的《在密斯的阴影下》，——其中Richard Pommer的论文特别突出，也许还可以包括Marco De Michelis带领的团队所写的，发表在Rassegna杂志一次特辑中的几篇文章——在这些解读中，希贝尔塞默总是与现代主义准则联系在一起，无论好坏，它们都很少触及密斯以及其他影响者所持的学说和信条[10]。关于汉斯·梅耶，Francesco Dal Go颇具煽动性的论文《汉斯·梅耶与可敬的德绍学派》，考察了梅耶在欧洲先锋派和包豪斯语境中所处的位置。它与25年前Claude Schnaid所著的《汉斯·梅耶》[11]，实际上直到最近还是仅有的对其写作和方案的详细研究。除此之外，多是些简略且通常贬抑性地提到这所谓的“另一位”包豪斯校长的文字。梅耶的百年诞辰纪念带来了有关他作品的新的文献资料[12]。然而对于他的以及希贝尔塞默的作品的解读仍有很大的空间。

7. 更细致出色的讨论可以参见彼特·杜斯，瓦解的逻辑，后结构主义思想与批判理论的主张

8. 详见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1981

9. 从属这一概念来自萨义德，萨义德用它来替代由生物性或嫡属关系而来的延续、社群、正当等等（天经地义）。嫡属关系是通过自然的纽带以及权威的自然的形式把握的，包括了顺从，恐惧，爱，尊敬，以及本能的冲突，而这种新的从属关系将这些纽带改变成某种看来是超个人的形式，诸如行会意识、共识、共治、专业尊重、阶级，以及主导文化的领导权等等。嫡属制可以归究到自然的与生命的，而从属制则特定地归结于文化的与社会的，可参见萨义德的《世界. 文本. 批评家》，1983

10. 《在密斯的阴影下》，1988；Rassegna 27，1986年9月

11. Francesco Dal Go，1973；Claude Schnaid，1965

12. 汉斯·梅耶1889-1954：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师，1989，以及Martin Kieren的，汉斯·梅耶1919-1927，早期的建筑与设计实验，1990

文｜Michael Hays
译｜姜山

校订责编｜PLUS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