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史？艺术史？走向思想史！｜BAU学社“重访包豪斯”研究计划纲要
编者按｜
BAU学社是一个师生协同的研习团队，以包豪斯的组织方式与理念来研究包豪斯，对这一专项研究感兴趣的个体通过相互推进的翻译、写作、研讨与讲演，试图呈现一个内部蕴含着很多矛盾的复数的包豪斯，并将其中的张力与矛盾放回当下的社会生产条件中加以考察。让我们回到这一组织方式的构想发端，一份研究计划的纲要，而且在推动BAU学社的进程中，也应当不断地回到这一起点：对包豪斯的研究不只是为了打通建筑与艺术，更是为了重新激活那些被阉割的计划和被分化的学科。由此作者指出历史的包豪斯不能仅仅作为设计史、艺术史的对象，而是要走出这种同义反复，走向思想史，才能将它看作是一场以崇高的感性能量为支撑的促进社会更新的激进演练，一种闪现着全人类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体信仰的喻示，并作为人类现代性的发生以及对社会更新具有远见的总体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条件，给当代的社会更新注入更为紧迫的问题意识。从全球资本与媒介时代的共通焦虑中，寻找到从特殊性通往新的普遍性的更为敏感的出发点。面对当前的任务，作者给出了一系列与包豪斯研究相关的方法与路径，展开“事件-实践-时间”的现场。
以崇高的感性能量为支撑的促进社会更新的激进演练，闪现着全人类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体信仰的喻示。
精编｜更为具体的历史研究策略与方法的转换框架，将围绕着汉语中的三组同音词“事件-实践-时间”一一展开。
设计史？艺术史？走向思想史！｜2011
本文6500字以内
包豪斯（Bauhaus），这所由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格罗皮乌斯在1919年德国魏玛创办的学校，曾经在现代性的发生中，在上世纪那个“沸腾的20年代”中，扮演过如此重要的、甚至是颇具神话色彩的角色。
包豪斯不仅是一所由艺术研究所和工艺美术学校组成的教育机构，也是“欧洲发挥创造才能的最高中心”（佩夫斯纳，1936），更是“整个现代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注：作为一种“肯定”的批判］（塔夫里，1976）。然而自五六十年代始，诸多专业领域逐渐兴起了对现代化实践成果的全面反思，可想而知，包豪斯也相应地会招致更多的检验和批判。
包豪斯除了是“以令人钦佩的集体精神……为整个时代共同工作”， “是一个新型的艺术阵营，代表一种完美的形式”，它还能是什么？包豪斯除了是艺术与设计的紧密结合、现代设计实验的起点、结合了新材料运用的形式探索、有待批判的意识形态性的社会计划，它还能是什么？
如果将包豪斯作为历史研究的主题，那么我们仍可以从魏玛时期包豪斯宣言的一段引用中，感受到某种振聋发聩的强烈的乌托邦情怀：
让我们建立一个崭新的行会，其中工匠与艺术家互不相轻，亦无等级隔阂。让我们共同创立新的未来大厦，它将融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体。有朝一日它将从成百万工人手中矗立起来，犹如一个新的信仰的晶莹的象征物升向天国。”
这种溢于言表的情怀犹然在耳。它超越了仅仅对一个特定时代的材料、形式、设计、艺术、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愿望，勒·柯布西耶虽不属于包豪斯，但同为现代主义运动伟大的行动者，诚如他的那一更为人熟知的警句——“要么建筑，要么革命”，以包豪斯为典范的现代思潮正是要掀起此等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运动：一场以崇高的感性能量为支撑的促进社会更新的激进演练，一种闪现着全人类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体信仰的喻示。
如果那段充盈着“当代”激情与理想的包豪斯宣言，如果那场被某些后现代思潮指责为不近人情的，以断裂历史之名的形式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意义危机的现代主义运动，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它还能怎样？当那个作为现代历史上无法回避的扭结点的包豪斯，又重新被摆放到我们的面前，它还能怎样？
这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包豪斯究竟是什么”更为紧要，同时也是更为紧凑的提问。包豪斯作为在历史中曾经涌动过的现象？还是作为一种不限于客体形式的超现世的精神？在这样的抉择面前，我们对包豪斯的历史研究在观念与路径上需要新的转换。
“此时”，重新回溯包豪斯及其成果，并非让包豪斯再给现实以更多的内容，而是取决于从包豪斯的历史中我们自身想要获得什么？
“此地”，在中国重新主导对包豪斯的研究，并非让包豪斯再给现实以更多的许诺，而是取决于借助包豪斯的历史我们自身想要从现实中看到什么？
因此，包豪斯不止于作为历史中的客体，一份是否被背叛了的遗产，它更是作为展开历史，或更准确的说，展开思想史研究的可能性条件，而此研究中的客体与主体应当，也必然是此时此地的，包含了研究者在内的“我们”自身。
这是对通常的历史研究，对与现实情境遭遇的历史研究的持续追问。包豪斯究竟“是作为设计史？还是作为艺术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给出事先的区分，因为，包豪斯，它是人类现代性的发生以及对社会更新具有远见的总体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只有建立在这样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基础之上，才能将包豪斯的研究，才能将此时此地的“我们”自身卷入既面向着未来的社会反思与实践，又能从现实情境出发的历史研究计划，尤其对于包豪斯这样一个案例而言，切中要害。
“此时”，我们自身想要从包豪斯的历史中获得什么？回到包豪斯的历史，就是回到包豪斯的发生与阐释的双重，乃至多重的时间。
首先，它包含了包豪斯本身的历史，可以以塔夫里对现代主义运动整体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终结。正如他所例举的那样，达达主义是一种城市的艺术，所以没有反向地在建筑中得到运用，由此我们必须将建筑放置在城市及社会制度的视野之中。
其次，按照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元评论的观念与操作方法，我们应当强调回到历史的主体路线，针对再阐释与接受的范畴，而非作品的客体形式的研究。因此，其中还包含了对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运动提出质疑与挑战的历史，从现象学引发的对场所性的关注，到结构主义的文本化的对照解读，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到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地志与延异等等。
如果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更侧重于生产方式叙述开始，那么包豪斯的历史研究还应当上溯到前现代与技术萌生时期，从思想与理论出发的对新社会以及新建筑的需要（柯林斯，1965），其中至少包含了与包豪斯直接相关的从莫里斯的“红屋“到德意志制造联盟的余音回响。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包豪斯的历史还将包含着它作为被压抑者的回返的历史，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它将以何种面貌，在这个被称作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全球化的媒介时代中再次出现，至少作为一种超现世的总体系统的幽灵，它将给当代的社会更新注入更为紧迫的问题意识。
基于上述内在于包豪斯历史中的多重时间的理解，不妨将其称为涵盖了正-负、前-后、实-虚的比照，我们提出几组更为具体的历史研究的策略与方法的转换框架，它们将围绕着汉语中的三组同音词“事件-实践-时间”一一展开。
第一组，事件。现代主义以来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话语，经由“事件”的组织与斜切，转换为“分期化”与“地图绘制”的方法。
新的分期化方法并非对包豪斯本身历史线性发展的梳理，而是要扩展到我们上述关于包豪斯历史的多重时间之中，给出包豪斯历史与相关阶段的比照与重组。
新的地图绘制方法并非对包豪斯历史上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追踪，而是将资本生产在全球地理定位中的策略转移，作为包豪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的参照系。其中有包豪斯自身的移植，例如美国，也有后继者的援引或误认，例如日本、南美等等。
第二组，实践。作为总系统的社会与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学科，经由“实践”中的矛盾与对抗的揭示，转换为“信息图解”与“生成模拟”的方法。
新的信息图解方法将采集并组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位的信息，在整体的内部进行图像拼叠，在概念与物质生产、全球总体蓝图与地方性建设、媒介传播与资本控制等诸多冲突之中寻找意义上模糊的中间地带。
新的生成模拟方法，将解读并推演专业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文本，在与包豪斯同期被压抑的实践中寻求相应而蕴生的共相与反相，在与包豪斯不同时期的实践中寻求相近而历时性的余影与迭影。
由这两组框架引发的是对艺术与设计进行区分的否定，以及包豪斯现象作为全球资本与媒介时代中的幽灵的专项研究。
第三组，时间。作为人物与学院的包豪斯，经由个人与公共“时间”中的运动与在场，转换为“个体的包豪斯”与“集体的包豪斯”，即主体与共同体的研究。
新的个体包豪斯专项，将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研究的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例如早期格罗皮乌斯与伊顿，之后的格罗皮乌斯与汉斯梅耶等等，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
新的集体包豪斯专项，将以包豪斯在社会生存中，例如几次迁址，与专业探索中，例如与其他现代主义思潮的论辩与交错，这些经历与命运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其中包含着超现世的体验与新的集体意识、教和学的组织模式与理论发生和批评实践的关系、社会政治的前景与包豪斯在全球转移中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危机等等相互对应的话题。
“此地”，我们自身借助包豪斯的历史想要从现实中看到什么？当全球思想界在（后）现代理论逐渐失去了针对现实的潜能，而亟需重新寻求一种开端之时［可详见伊格尔顿的最新论述《理论之后》］，被（后）现代所描绘过的图景才以一种同时性的方式来到中国，全面地渗入并包围着人们整个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此时”的中国是（后）现代理论的当代发生，它是一种政治与市场、全球经济与景观文化、理论与实践奇特综合的“正在发生”。
因此中国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共时系统中的正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特定的区域版本，而应当依据上述判断，这种奇特综合的正在发生的中国将剧烈地感受到全球资本与媒介时代的共通焦虑。由此，“中国“作为我们观察的客体，同时也作为我们自身，是反思从特殊性通往新的普遍性的更为敏感的出发点。
由全球的共通焦虑所显现的具体危机，例如生态、媒介技术以及金融资本等等，就像是包豪斯的年代理想幻灭后的多重化身，撬动着我们对艺术或设计及其之间区分的根基。贡布里希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发生时期的艺术已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更为广义的设计技法与思路，而按照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论述，继续坚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并不是这个时代的重点问题，因为它们之间的界线已经难以分辨，除非只是为了一种狭义的艺术机制。在总体的社会系统中，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了经济与市场的某种表现，艺术生产变得更加的商业化，而商业却更多地吸收了艺术化的表达手段与形式，（艺术）作品与（设计）产品的明确区分逐渐弱化。
然而在这一混合的表像之下，作为超级意识形态的资本提供了未来幻象，以社会分工和商品需求为根本的现实支撑，借助专业职能的技术培训和市场运作，以近乎相反的运行方向控制着看起来更为精准却脱离关联的碎片化的专业领域，一种安身于社会内部的狭义的设计机制。
借助包豪斯的历史意味着让我们回到已经被遮蔽了的原点，让我们回到被包豪斯究竟“是设计史？还是艺术史？”这个通常意义上的提问，以及导致之后两者相互渗透和分离的现实所遮蔽了的原点。如果我们不能对包豪斯那个年代的资本、商品形式的发展以及之后的设计职业化进行综合性的反思，也就无法真正彻底地摆脱以设计产品的客体分析与实践运用为目的的实操性批评，也就无法将我们总还愿意相信的在包豪斯的宣言中，在整个现代主义运动中曾经蕴含着的总体能量，回到我们的时代，释放出更为绚烂的光芒。
尽管设计必不可免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再生产，但同时设计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回溯原点中的那段未被大写了的“历史”，回溯那段未被大写了的“设计”的历史，超越仅仅为现状服务，而进一步地展开基于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演练，此时此地的设计才有可能重新被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艺术。“设计”作为一种促成社会更新的艺术行动，以其基于从个体到集体的想象的能量与效应，去拉开它自身与“情境-决断”以及“律令-欲望”两种死循环之间相应的绝对距离。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正是这两种死循环对应了此时此地的设计和艺术领域中绝大部分的实际操作中的困境，深深陷入而又难以摆脱。
从社会思想研究的视角看来，这个时代的“亚洲”，这个奇特综合的正在发生，能否成为某种应对全球共通焦虑的新的可能的方法？如何将“亚洲思想”转换为“亚洲能量”，也意味着如何重新建立起新的主体性与物质实践中的客体之间再组织的关系。
这是一个持续的在思想与实践之间相互检验的过程，但同时也要求我们能够给这个过程以强有力的判断并及时地提供应对的策略。因此在从制造向创意的现实转换中，在从创意产业化到创意事业化的观念转换中，不仅是对内容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这需要我们自身从历史的现实中，从历史的经验与智慧中，寻求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源泉。
我们借用建筑批评家维德勒在他2008年著作中的主要观点，现代建筑的历史就是一部直接到场的历史，那么在现代主义的总体运动中，批判与实践是互为奠基的。塔夫里提供了一个更显夸张的统计资料，90%的建筑理论的书写都来自于实践中的建筑师。由此，在筹划一个将自身与包豪斯的历史卷入既面向着未来的社会反思与实践，又能从现实情境出发的历史研究计划时，回到“究竟是作为设计史？还是作为艺术史？”的问题便不再是一种困扰。因为，包豪斯在我们的研究中将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客体。我们将从思想史的研究出发，超越设计与艺术的实际应用，回到我们自身这个时代的思想所主导的与社会更新模式的紧密结合。
根据“现代性的发生”研讨课2010-2011发言以及“包豪斯藏品”论坛宣讲整理，并刊载于《建筑与文化》建筑批评专栏2011。
文｜王家浩
责编｜BAU学社
附：包豪斯研究计划宣讲概述
对包豪斯的历史评价｜
欧洲发挥创造才能的最高中心，以令人钦佩的集体精神……为整个时代共同工作，一个新型的艺术阵营，代表一种完美的形式。
（佩夫斯纳. 1936）
整个现代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象征
（塔夫里. 1976）
我们认为包豪斯｜
一场以崇高的感性能量为支撑的促进社会更新的激进演练，一种闪现着全人类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体信仰的喻示，人类现代性的发生以及对社会更新具有远见的总体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包豪斯研究｜
将此时此地的“我们”自身，卷入既面向着未来的社会反思与实践，又能从现实情境出发的历史研究计划。
01 此时：重新回溯包豪斯及其成果，并非让包豪斯再给现实以更多的内容，而是取决于从包豪斯的历史中我们自身想要获得什么？
02 此地：在中国重新主导对包豪斯的研究，并非让包豪斯再给现实以更多的许诺，而是取决于借助包豪斯的历史我们自身想要从现实中看到什么？
03 设计史？艺术史？思想史！：包豪斯研究是展开思想史研究的可能性的条件，而此研究中的客体与主体应当，也必然是此时此地的，包含了研究者在内的“我们”自身。
此时的研究：问题意识｜
01 包豪斯本身的历史，以及
02（正-负）对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运动提出质疑与挑战的历史
03（前-后）前现代与技术萌生时期从理论出发的对新社会以及新建筑的需要
04（实-虚）它作为被压抑者的回返的历史，作为一种超现世的总体系统的幽灵
它将为当代的社会更新注入更为紧迫的问题意识。
此地的研究：共通焦虑｜
中国是后／现代理论的当代性的发生，它是一种政治与市场、全球经济与景观文化、理论与实践奇特综合的正在发生，将剧烈地感受到全球资本与媒介时代的共通焦虑。“中国”是反思从特殊性通往新的普遍性的更为敏感的出发点。
此时的研究方法｜
01 分期：在包豪斯历史的多重时间之中，给出包豪斯历史与相关阶段的比照与重组。
02 绘制：将资本生产在全球地理定位中的策略性转移，作为包豪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的参照系。
03 讯息图解：采集并组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位的信息，在概念与物质生产、全球蓝图与地方建设、媒介传播与资本控制等诸多冲突之中，寻找意义上模糊的中间地带。
04 生成模拟：解读并推演专业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文本，寻求相应而蕴生的共相与反相，寻求相近而历时性的余影与迭影。
05 个体包豪斯：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
06 集体包豪斯：以包豪斯在社会生存中与专业探索中的经历与命运为研究的主要线索，考察超现世的经验与新的集体意识、教学的组织模式与理论发生和批评实践的关系、社会政治的前景与包豪斯在全球转移中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危机。
此地的研究方法｜
艺术中广义的设计：贡布里希指出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已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更为广义的设计技法与思路。
当代社会中狭义的艺术机制和狭义的设计机制：詹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艺术生产变得更加的商业化，而商业却更多地吸收了艺术化的表达手段与形式。
社会分工和商品需求，专业职能的技术培训和市场运作，导致了碎片化的专业领域。
当代设计中广义的艺术：对包豪斯那个年代的资本、商品形式以及之后的设计职业化进行综合性的反思，让当代设计超越仅仅为现状服务，而进一步地展开基于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演练，“此时此地的设计”才有可能重新被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艺术。
小结：“事件-实践-时间”的现场｜
01 在从制造向创意的现实转换中，在从创意产业化到创意事业化的观念转换中，不仅是对内容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
02 从思想史的研究出发，超越设计与艺术的实践运用，回到我们自身这个时代的思想所主导的与社会更新模式的紧密结合。
03 “当代设计”作为一种促成社会更新的艺术行动，以其基于从个体到集体的想象的能量与效应，去拉开它自身与“情境-决断”以及“律令-欲望”两种死循环之间相应的绝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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