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市民社会｜批评·家170526活动记录

Original 批评·家｜院外

编者按｜

批评·家是一个时刻准备着的后勤策源地。自2014年上线以来，“批评”（criticize/critical）这个与危机（crisis）有共同词根的词，一直是小站不言而喻的基底。“批评·家”不定期地召集批评家与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组织线下活动。本次推送的是170526活动“经济人与市民社会”讲座的录音整理。这次活动是由星丛读书会的发起人从经济人与市民社会角度剖析新自由主义治理术，阐述福柯微观权力学的、局部斗争的抵抗策略。当今社会的实质是什么？现代人是受什么控制的？为了回答这些命题，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讲演录中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对准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原本政治主权、法律意义上的人民，现在成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成为了生命政治治理的对象。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生命政治的起点，也是福柯提出人应当如何生存的生命美学策略的大环境所在。

这就是生命政治，更具体地说就是治理，对活人的治理，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

经济人与市民社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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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为什么在他的晚年开始研究生命政治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法国的背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现在是第8个总统马克龙，往前数是奥朗德、萨科齐、希拉克、密特朗、德斯坦，第3位总统叫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年到1981年的总统，也就是福柯那时候的。福柯针对的背景是德斯坦。在法国，1945年到1975年被称为“辉煌三十年”。德斯坦上台以后，辉煌不再了，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就搞了一些政策，被福柯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这是法国的一个语境，福柯就是对这个东西进行研讨。所以这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这就是生命政治，更具体地说就是治理，对活人的治理，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

福柯把当时法国德斯坦实行的政策和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之后阿登纳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作了一个比较。德国当时很被动，因为德国刚经历了军国主义的失败，在法西斯主义失败的这样一个语境下，加上当时有苏联、有冷战的背景，德国的经济建设就处于一个悖论之中，国家又要发挥建设的作用（德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又不太敢去发挥作用。福柯在这里用了很多篇幅去讨论德国人的国家恐惧症。国家恐惧症是福柯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批判。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里强调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反对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只要国家不要管，让资本自己搞，资本自己玩，经济就会搞得好。哈耶克的背景就是国家恐惧症。他把德国1870年起的俾斯麦时代的政策，和再往前、在德国统一之前、跟亚当·斯密差不多同时代（稍后一点）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联系起来。李斯特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鼻祖，他提出德国不能搞自由贸易，而要搞贸易保护。如果搞自由贸易，工业品竞争不过英国，德国的民族工业就垮了。到俾斯麦时期和后来的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就更不爽了。我们德国的产品（汽车等等）多好，比英国法国都好，但是他们仗着有海军，有殖民地，我们德国的货都卖不掉，所以我们要抢地盘，抢人，抢钱。国家恐惧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李斯特，俾斯麦到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然后扩军备战，一直到一战（1914-18年），魏玛是个小插曲，更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德国。这是德国的国家恐惧症所所恐惧的对象。哈耶克把李斯特、俾斯麦、希特勒看作是一丘之貉，对它们进行了批判。但是福柯对哈耶克又进行了批判，认为他是国家恐惧症，或者说，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译本第194页上面，福柯在讲德国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提到了哈耶克。福柯引用哈耶克：“在几年前他说过，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作为鲜活思想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直留给社会主义者们去用心建造乌托邦，社会主义很多的活力以及历史生机都归功于这种乌托邦的活动或者乌托邦化的活动，而自由主义也同样需要乌托邦，我们要建造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我们要思考自由主义的模式，而不只是把自由主义当作另外一种治理技术的选择。自由主义要作为一般的思想风格、分析风格和想象风格。”这个是福柯的话，是他在重新概括哈耶克的话。

我先介绍一下背景，福柯从法国谈到了德国战后阿登纳的政策。如果不了解德国新自由主义，你是没有办法进入我们今天要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福柯在 1979年 3月 14号这一天的课（全书第 9节）的一开始就讲到，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背景与德国新自由主义以及法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背景没什么不同。他说，美国新自由主义有三个背景：首先是二战之前新政的出现，对新政的批评——对 1933到 1934年起由罗斯福展开的那种大致是凯恩斯政策的批评；第二个背景是战时的经济干预计划和社会干预计划；第三个背景是战后，从杜鲁门政府开始一直到约翰逊政府在美国所展开的反对贫困、教育以及种族隔离的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也出现了国家干预主义以及联邦政府的发展壮大的等等。他用这三个背景来说明德国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没什么不同。

这是第一点，当然重要的是第二点。在欧洲式新自由主义与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某些重要差异。那么差异是什么呢？他说，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国家并不是通过自由主义来限制自身的，而是要求自由主义成为国家的奠基者。美国是以自由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不会因为要搞自由主义而缩手缩脚，以自由主义为旗号，国家反而就可以大干特干了，打着自由的旗号就师出有名了。美国和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差异是，在欧洲，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或者法治国家是十九世纪政治生活中不断呈现的要素，而在美国则是自由主义。美国和欧洲的第三个区别，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国家的根基，所以那些非自由主义（也就是那些干预政策，类似凯恩斯的政策、类似计划经济的东西）是作为额外添加的东西、一个威胁要素出现的，美国并不去实行这样一些政策。对这种非自由主义的批判有两边，不仅有左边的批判，就是左派批判资本主义侵略别国，还有右边的批判，有人要问美国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这就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右边来批判美国的政策。

福柯总结说，美国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由执法者、执政者在政界做出的政治经济选择（简单说，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和思考方式。更多的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而不是对被治理者实施的一种技术。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而是一种合谋，就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下面就是刚刚提到的哈耶克的那段话。福柯引用哈耶克的这段话是为了说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当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他用了一些相似的词（思想风格、分析风格、想象风格、存在方式、历史与社会的解密构架）试图把捉这些很难把捉的东西，很模糊的、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东西。

福柯举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实例，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以前叫人力资源，现在叫人力资本。叫人力资源的时候人已经降格了，人力资源实际上是和矿产资源一个等级的。叫人力资本的时候，人已经不是人了，只是资本的一种了，就跟古罗马说的一样，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在现代社会，在座的各位都是资本。你们来上学就是投资，给自己投资，因为你自己是个资本，要增值，所以你现在所有的教育都是投资，你以后是要收回成本的。

福柯从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中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经济人的概念。但是这个经济人又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有所区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你以为面包师是好心怕你挨饿才烤面包给你吃的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斯密讲的经济人是一个商品交换关系，作为交换伙伴的人就是经济人。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没有考虑我要追求社会利益。看不见的手，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的活动中，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然后公共利益就提高了，国家不用去管。所以是乌托邦，自由主义有这样一个幻想。但是福柯的经济人概念和斯密有着本质区别，经济人不是交换伙伴了，而是企业家。他从人力资本理论中读出了一个要点，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企业了，这跟你是不是开店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读书就是一个风投。比如说考研。我们以前考研只考虑这个学校好不好，现在考研都是在做风投，讨论浪费三年还是浪费两年，各种考虑完全是纯经济上的考虑。我第一次给硕士生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说，我是为了找工作才来读研的，我不准备上课了。

第10节，1979年3月21号的课上，福柯又回过头来讲德国新自由主义。德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国家层面上的社会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这种社会政策要在社会肌体或是组织内部使企业形式普遍化，要在社会层面上重建企业。但另一方面，社会政策要使企业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模式，支撑一切道德和文化价值的重建。市场竞争是冰冷的，冷酷无情的，没有人情味儿，所以德国新自由主义要弄点暖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要防止被异化，企业要建立企业文化，要带感情地搞经济。所以形成了鲁斯图所说的生命政策，生命政策就是要对竞争游戏的冰冷的、理性的、考量的、机械的东西进行补偿。福柯给德国自由主义者取了个绰号，叫做“秩序自由主义”，当然是跟美国的非秩序自由主义进行对比才提出的，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者梦想的既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社会，也是一种背向市场的社会。是一种朝市场转向的社会，也是这样一种社会，对市场带来的价值影响和生活影响进行补偿。福柯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德国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词被翻译成了“歧义性”，我把它翻译成“模棱两可”，就是说又要自由主义，国家又要出来干预。国家不是要破坏自由，是要给你们自由。它要普及市场经济，又不好意思这么说，就说我们是为了要一些价值。德国人给自己命名为“社会市场经济”。

福柯讲德国主要是为了和美国进行比较。如果说德国自由主义是羞羞答答的、半截子的、不好意思的，那美国新自由主义就好意思了。福柯的原话是“严密的彻底性”。他说，美国新自由主义总是普及市场形式。所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福柯下面一句话我觉得是文眼。前面说，德国是要把企业普及到社会里，然后国家去给市场做一种补充，给冷的市场做一种暖的价值补充。而美国完全不一样，它是要把市场这个冷的东西普及到暖的东西去。一个是往冷水里加热水，一个是要把所有的热水里都加冰，把后者普及到整个社会集体中。“普及到所有在起源上并非贯穿着货币交换或者并非受货币交换裁决的那些社会系统之中”。原来跟钱没关系的事情，现在全部要用货币裁决，什么事情都用钱来解决。

福柯又找到一个例子来分析，犯罪经济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叫做《窃听》（The Wire），一共有5季，背景是在巴尔的摩。世界上犯罪率很高的城市，大部分都集中在拉美，美国有两个，一个底特律，一个巴尔的摩，马里兰州。那个地方就表现了犯罪经济学。美剧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警察说，你们这些毒贩天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居民区交易，这样影响多不好，居民天天投诉，所以我们对你们实行双规，你们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交易。你们去犄角旮旯的地方贩毒，警察不管，到居民区卖毒品，警察就抓。这是什么？警察和毒贩做交易。这样一来，犯罪率的统计数字下降了，警察局长立功了，也荣升了。当然，毒品交易照常进行。所以说美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思考方式、生存方式、存在方式、生活方式，lifestyle。什么style？就是什么事情都用钱来想，没有什么正义、道德的问题。既然我的指标是控制犯罪率，这里面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我只要把犯罪率控制下来。

总之，刑罚，教育，这些都是福柯刚才所说的“在起源上并非贯穿着货币交换或者并非受货币交换裁决的那些社会系统”，这些系统现在统统跟钱挂钩了。这样一来，人就成为了“可被治理的”，也就是成了经济人。法国、德国、美国，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思考方式，到了经济人这个概念这儿才是根本。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尝试着把经济学分析应用于婚姻、子女教育和犯罪活动，那么这样一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经济人”。这个经济人框架、范式和模型不仅仅应用于所有经济行为人，而且应用于所有社会行为人之上。比如，结婚之人、犯罪之人、抚养子女之人，为孩子付出情感和时间之人，这些是社会行为人。这些行为本来并不是经济行为。因此，这是关于经济人的框架之应用的有效性问题，有没有一些领域是不能用经济人这个框架去分析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也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领域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框架来分析，所有的社会行为人都是经济行为人。本来，所有经济行为人都是社会行为人。经济行为人虽然有价值追求，要赚钱，要找工作，但是他也有社会行为，他会结婚，会抚养子女，会犯罪，他一定要做社会行为。这个命题的逆命题本身是不成立的，但是新自由主义就把它强行搞成立了，说社会行为人也是经济行为人。

然后福柯做了一些话语分析的工作。也就是引用了一些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论述。经济学家贝克尔说“所有行为方式都接受现实，所以经济人就是接受现实之人”。福柯说，18世纪就出现了经济人的概念，从治理的角度来说，经济人是不应该被触碰的，应该自由放任。所以经济人就是自由放任的对象，就是国家不能管的对象。为什么不能管？因为经济人他是接受现实之人，他会自己对环境的变量作出敏感的变化，你干嘛要管他。中国有个词叫“掣肘”，一个人在那里写字，他字写得再不好，你抓着他的手也不会写好。还有一个词叫做“越俎代庖”，他的事情你去干，这是搞不好的。自由放任，就是说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干，他能搞得好。

在第11节，我今天所读的4次讲演中的第3讲中，福柯给出了经济人的一个定义。关于“经济人和治理的关系”，他说经济人是作为治理的合作方、对立方以及新的治理理由形成之基础要素。第一，合作方，因为经济人接受现实嘛，我接受你的治理，所以会合作。第二，对立方。当然要对立了，治理就是治你。更重要的是第三，国家存在的根据是什么，我对你的治理的根据是什么，是因为你们是经济人，所以我来治理你们。你是经济人，所以我画个圈，给你个政策，你自己去搞，大胆闯。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经济人出现了。党不管你了，国家不管你了，你们自己搞吧，你们自己闯吧，你们创新吧，你们创业吧，你们自己成为企业吧。那时候冯巩同学在春晚上念了两句诗，“命苦不能怪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为什么？原来都是国家包管，那有事可以找厂长、找市长。现在，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第三点很重要，作为新的治理理由形成之基础要素的经济人。前面说过，美国新自由主义“不是治理者对被治理者的一种政策或者政治经济选择”，不是说国家要实行什么政策要来管你，而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不是说国家让你生一胎还是生二胎，是国家让你生二胎，你就生二胎，是一种合作、共谋、博弈。博弈，就是竞争而合作，这是国家治理的理由。

那么经济人到底是什么？原子式的个人。比如说投票，就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他的思想是不会被别人摆布的。这个假设显然是假的。但是投票就是承认这个假设，有一个独立的、知道自己利益的主体，这就是原子式的个人。福柯指出，利益主体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我们今天可能觉得人就是一个利益主体，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去看《东周列国志》，可以看那些人是怎么自杀的。屈原自杀完全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一点都不经济学。人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把人当做利益主体来看，人自己也把自己看作利益主体，确实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我不是来上学的，我是来找工作的”，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第一天，就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真是可喜可贺。经济人已经完全无师自通，不需要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经济人的特征说出来大家都懂，就觉得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天经地义，但是福柯加入了一种反思意识。用鲁迅的话说，向来如此，便对么？何况还不是向来如此，是人为强加的。经济人明明是一个人为（artificial）的东西，却打着自然（natural）的旗号，貌似天经地义的。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自然是伪自然。本来，生孩子是自然的。上帝的安排嘛，用中国的话说，老天爷给的，老天爷的安排最大，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的，是不需要讨论的。现在就不行了，全部都是经济行为了，得想养得起么？养不起，就不生了吧。而真正的自然是什么？有什么养不起的，死了拉倒，再生一个。

经济人的自然性，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手。福柯把它拿出来，让你去想，为什么斯密会提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学说：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这些经济人来追求并实现一个并非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公共利益。每个人都不追求公共利益，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最后在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GDP就增长了，公共利益就增进了。我觉得这里面简直是玄学，不是经济学，不是科学，是玄学。看不见的手，这是一个解释，但是它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国富论，就是说国家不要干预。你不去想，不觉得他奇怪，一去想，觉得看不见的手这个假设好奇怪啊。福柯说，重点不是手。不是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然后你去想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哪儿来的，你给它一个定位，是市场还是国家权力，或是垄断资本主义，想方设法要把这个看不见的手给看得见。关键不是手，而是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必须看不见。不可见性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所以每个经济人的第一条定律就是，不应该追求公共幸福。你只要一追求公共幸福，你就违反了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了。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注意，如果有人说这是福柯在跪舔新自由主义，我觉得他是完全没读懂。他完全不是在夸，他只是呈现出来。

最后，第12节，1979年4月4日的课。福柯从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找到了它的一个原型，就是理想的被治理者——经济人。在治理者心目中的理想对象是什么样的？是经济人。要是经济人他就好治理了。假如大家不是经济人，他就很惨了。他搞个淘宝平台，结果没人来开店。反正经济人就是不可替代、不可化约的原子（atom）。利益原子，利益的最小单位，利益主体。这个利益主体跟权利主体就有一个治理再平衡的问题了。原来的权利主体，周末有法定的节假日，是你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现在有治理再平衡了，老板问你加个班好不好啦？我给你三倍工资。都有得谈，有钱都可以谈的。原来这些都是不能谈的。现在因为你是经济人，都有得谈了。现在的治理要跟你商量，要让你自愿。我给你一个权利，你看看你能让多少权利给我，然后我再给你点儿什么，这个良性的互动就形成了。治理再平衡这个东西就是放权，分权，赋权。大卫·哈维讲“去管制”，de-regulation嘛。福柯认为治理再平衡是自由主义治理的一个特征，就是权利主体和经济参与者这种身份的再平衡。不是说经济人就完全排斥权利主体了，还是以权利主体为主，但是这两者要进行反复的平衡和再平衡。

好了，那么经济人讲完了，最后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什么呢？治理再平衡之后，人是分裂的，既是权利主体，又是利益主体。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复合体来进行治理。不能用过去那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那种治理方式来治理，而要用市民社会来治理。所以福柯已经找到根儿了。他对法国新自由主义的审理，先追到德国，又跨过了大西洋来到美利坚，然后找到了美国的起源是英国（经济人）。于是他说了这句话，市民社会，经济人，属于同一个集合体——即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技术学，我们一般都翻译为工艺学。治理技艺，技艺是艺术（art）的一个翻译。治大国如烹小鲜。现在的小鲜就是先搞个新政，看看效果怎么样。效果不好再加紧，效果好再松一松。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工艺学的、技术的复合体。我的加工对象、工件是什么？我要治理，我的操作对象是什么？是市民社会，是经济人。而在过去的计划经济里面，不需要市民社会。国家只需要通过行政系统，就把全部人口纳入他的管理。

福柯在这里主要解读了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这本书，论市民社会的历史。1783年出版的一本书，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的时间（1776年）很近。弗格森这本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书里认为市民社会有4个特征：

第一，它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和自然的恒量。市民社会是常量，不是变量，市民社会是永恒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经常说，资产阶级以前是有历史的。所以历史的终结绝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后就没有历史了。因为资产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就跟我们以前的老大帝国一样了，人类将永远生活在市场经济之中了。历史消失了，永远是市民社会了，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且是历史的常量，自然的常量。

第二，市民社会作为自发，综合的原则。一切的自发性，一切的主体性都是从市民社会来。为有源头活水来。你的经济要有活力，社会要有活力，就是靠经济人。就像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这是列宁在准备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写的一个东西）里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靠着热情就能搞好经济，实践证明我们错了，光靠热情不行，还得跟经济核算相结合。靠着革命热情，靠着政治动员，是搞不了经济的。必须要结合自发性，主体性必须在那里，必须要靠利益来刺激。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光讲我们要有理想，要奉献，不行的，经济搞不好的。

第三，市民社会作为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母体就是子宫，就是基质，matrix。不是 mechanism的机制，而是基本物质。市民社会是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后者的合法基础是什么，国家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有个市民社会。

第四，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动力要素。我们会说，到 2030年GDP要超过美国了，到2050年我们又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对历史的想象就是这样的。当然人口的老龄化也是很吓人的，我们养老基金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就让生两个孩子。所以最后就是治理的再平衡和再分配。这里有两个法文词，叫做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去管控后的再管控。就像奥巴马说的亚太再平衡。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就叫治理术，治理技艺，就是 art了。艺术，不是科学了。松一松，紧一紧，反复地调节。这就是治理技艺，就是执政能力。

文｜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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