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服务者？或领导者？｜格罗皮乌斯｜包豪斯人
格罗皮乌斯与妻子在自宅玻璃景廊里用餐
编者按｜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送译介的是格罗皮乌斯《总体建筑观》中的一篇小章节（粗体与斜体遵循原文）。原题为”八步走向坚实的建筑学”，后更名为“建筑师：服务者？或领导者”编入此文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文章中看出，格罗皮乌斯仍是以建筑师的社会角色为主旨，对现代、风格、公共、客户、生活、地域等议题，简短地一一做出回应。格罗皮乌斯认为现代建筑不是老树新枝，而是移根换叶，他既承认风格的必然性，是可以用来举一反三的表达，又指出风格应当成为一整个时代的公分母，而不是评论家手中的标签用以盖棺定论，所以对创造性的活动更需要的是激励，并以毅然决然的态度，竭其所能，远离个人中心主义，去除撩人的噱头。更需要坚定的信念与领导力，不遗余力地从建筑师这一职业的位置出发，让客户能够真正信服更为全面的出路。因此，所谓的职业应当全面地涵盖社会的概念，不能忽视自身的潜力，回避自身的责任，否则的话，就是把自己降格成了次要的技术员。服务于时代并领导客户，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伦理的自律，这种职业的自律不困囿于学科，而是社会性的理念，恰恰与当下的明星建筑师体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在一系列朴素的辨证之后，格罗皮乌斯更是借谆谆叮嘱自己的学生之机，建议未来的建筑师们如何在社会上一步一步地生存发展。尽管现代建筑运动的发生已离我们近一百年了，这些策略对人们当下锲而不舍地从根子上重新恢复建筑的活力仍颇有裨益。BAU学社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院外之后还将陆续推送相关译文。
文｜格罗皮乌斯 译｜王家浩 责编｜BAU
Walter GROPIUS｜1883年5月18日-1969年7月5日
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建筑师：服务者？或领导者？｜1954
本文5000字以内
现代建筑，它不是从老树上发出的新枝，而是先移根、再换叶——换言之，它得是从根子上重新生长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起见证某种从天而降的“新风格”。实际上，我们耳濡目染、亲身经历的是一场激变中的运动，它已经为建筑造就了迥异的前景。这一前景之下所秉持的哲学观，必须与当前的科学与艺术中的大势紧密交织，坚定不移地去克服那些试图限制它茁壮生长、根深叶茂的艰难险阻。
所谓的风格由什么构成？评论家们总按捺不住强烈的欲望，想将这些仍处于激变之中的当代运动分门别类，把它们井井有条地放进棺材板里，接着一个个地贴上风格的标签。人们原本还可以试着去理解这场建筑与城市的新运动中所蕴含的动力，让评论家们那么一来，反倒是助长了广为流传的混乱。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是新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新风格。风格是什么？它是那种可以用来举一反三的表达，已经是一整个时代的公分母，如果只是为了分类而分类，就把活生生的、尚未成形的艺术与建筑，盖棺定论作某某“风格”或者啥啥“主义”，那么这不是在激励创造性的活动，而是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改天换地；旧有的社会在机器的冲击下，已分崩离析，新的呢，还草创未就。甦生之流，表达之变，与生活休戚与共，所有这一切更关乎我们的设计工作，而不是要人们跟在形式范的“风格”后面兜兜转转。
着急忙慌地扣上个术语，会带来多大的误导！就拿所谓的“国际主义风格”来说吧，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再倒霉不过的命名。它是风格吗？不是，因为它还在变，那它是国际的吗？也不是，而且恰恰相反，它的走势是为了从环境、气候、地景、还有人们生活习惯的种种之中，找到地域的、本土的表达。
风格，在我看来，只是历史学者们为过往的时代命的名、勾的勒。目前我们还做不到平心静气地，对还在发生的事情下一个不那么个人的判定。只要是人，总会自负，也会嫉妒，那么客观的视野就免不了会被扭曲。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暂且放一放，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去处理这些在当前建筑中仍在生长的“历史”。而我们自己还是去工作，让它继续生长吧。在这个阶段，人类引领的精神归根结底想将人们的诸多问题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同一个世界的，就此我的建议是，由现代建筑发展而来的理应拿来共享，所以不要带着任何沙文主义的偏见去看待这些断言，否则势必造成某种狭隘的界限。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何必在这种事情上斤斤计较，却全然不顾已经取得的成就能否真正推动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从当前每个人的身上所受到的影响，要远比几个世纪前的建筑师们多得多，潜移默化、此呼彼应，正高歌猛进。我们不妨乐观其成，让这股势头充实我们自己，推进更能理解人们迫切需求的公分母。（我就是这样鼓励我的学生们的。我希望他们能见多识广，接受其他理念的影响，直到觉得自己已经消化吸收，可以与新的生活融会贯通，并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设计出路之中。）
格罗皮乌斯与瓦克斯曼
寻找公分母vs自我崇拜。让我们回头看看，过去这三、四十年里取得的成就，不难发现，那些艺术范的绅士-建筑师几乎消失怠尽，他们还想用全部的现代设备去做迷人的都铎式宅邸，诸如此类的应用考古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熔化，在我们信念的熊熊烈火中：建筑师不能再像构想纪念碑那样去构想房子。房子，是生活之流的载体，建筑师不做他想，必须为此服务。由此，他的概念必须足够的灵动，去创造某种背景，汲取属于我们现代生活的活力。当然我们也知道，单靠建筑某一阶段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满足如此的需求，但是整件事情也不会像脱下都铎衣换上现代紧身服那么简单——尤其一个建筑师仍把自己的任务仅仅看作是创作出显示自己天分的纪念碑，那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如此狂妄自大的谬误，像这类“好建筑师”就应当是这样的看法，即便在革命已然战胜了折衷主义之后，还时不时地占据着上风。挖空心思地标新立异，弄些稀罕的、前所未闻的噱头，以此在设计中寻求新的表现，这种设计师比起此前的折衷主义者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建筑革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无论去到哪儿，都要在人们的心中落地生根，再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试错与实验，终将生产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的形式表达。然而，自我崇拜已然拖垮了人们的能力，去更为普遍地接受现代建筑中出现的良好趋势。因此，必须先消除这一心智上的残余。前提是，新的建筑师要以毅然决然的态度，竭其所能地走向最好的公分母，去掉那些撩人的噱头。无论出自个人的奇思怪想，还是取自当下的时髦风，这类事先构想好的形式理念都会将房子中的生命之流强迫地归入僵化的渠沟之中，妨碍其中人们自然而然的活动。
建筑新运动中的那些先锋们，从方法上发展出了新的出路，走向“为生活而设计“这一完整的命题。他们更关注将自己的工作联系到人们的生活，所以把一个单体看作是更宏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而那种个人中心主义的、爱慕虚荣的建筑师在做什么呢？为创作出能表现其个人美学的，茕茕孑立的纪念碑，把个人的想象力强加在那些战战兢兢的客户身上。我们更需要的是与此相左的社会性理念。
客户。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并不是要让建筑师乖乖地服从客户的意见。必须引导他接受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最终给出的形一定可以顺着他提出来的需求。只不过如果他的那些欲望与想象实在讲不通的话，那么我们会挖掘出掩藏在含混梦想下真正的需要之所在，试着带着他走向可以一以贯之的更为全面的出路。我们不能狂妄自大，而是要不遗余力地从我们的那部分出发，让他最终能够信服。必须以我们自己足以胜任之力，去确诊客户的需求。要知道一个人真病了的话，他当然不会一再坚持地告诉他的医生如何治愈自己的病理，当然我们也知道建筑师很少能得到过类似于医学专业那样的尊重，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此抱有期望。如果现在做不到，那还是应该确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工作可以包含设计、建造、经济这三种组成部分，换言之，涵盖社会的概念。如果我们忽视了自己的潜力去胜任所有这些领域，或者，如果我们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去引领这些方向，那么无疑就是把自己的角色降格成了次要的技术员。
建筑更需要坚定的信念与领导力，不为客户或者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左右，通常那些只不过是为了摆明某种存亡续绝的愿望，想把谁都知道的美事延续下去而已。
机器与科学为人们的生活服务。另有一种观点，仍曲解着现代建筑的目标，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人们说“现代之重在于生活，而非机器”，这让柯布西耶的口号“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成了老套的看法。由此，现代运动早期的先锋派人物留给人们某种刻板的印象。那是些只知道沉迷于机器的荣光，而对亲密的人类价值漠不关心的“怪物”，也包括我在内。我不明白的是，我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留给人们的难道就这些些贫瘠不堪的养分？事实上，只是在我们早期的讨论中，如何将机器人性化这个问题，曾占据过非常显要的位置，而新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的所思所想真正聚焦的重点。
谋划新的方式，最终服务于人，就像包豪斯所宣扬的那样，保持某种张力，在为实用、美学以及心理的需要而展开的斗争中寻求平衡。功能主义，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理性的过程，它同样也包括了心理的问题。这一理念要求我们的设计同时满足于物理上的与心理上的功能。对我们而言，情感的需求与实用的需求是不可偏废的，尽管机器还有科学的新潜能曾让我们心潮澎湃，但重点并不落在机器本身，而是怎样善用机器与科学为人们的生活服务。反观我们那时候，在机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恰恰相反，并不是过多了，而是太不够了。
格罗皮乌斯自宅｜1938年建成
什么是地域的表达？在现代建筑的发展中，另一种疑虑不安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不少人背离我们的事业而去，返回19世纪的折衷主义，就此半途而废，不能锲而不舍地从根子上重新恢复自身的活力。设计师转向往昔的特征和想象，把它们混合到现代设计中来，还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让现代建筑变得更广受欢迎。即使从手段上来看是正当的，但在实现目的时却过于迫不及待了，所以说，他们的新只是魔法般灵光乍现成所谓新“主义”，并不是新的对地域的真诚表达。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特征从何而来？无论是把那些旧有的象征，还是把最新的来得快也去得快的本地时尚，搅和在一起，这类多愁善感，或者照葫芦画瓢，不是什么出路。但是，如果我们能抓住建筑设计中最基础的差别，那又会怎样？就拿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条件来说吧，它与马塞诸塞州的不尽相同，仅凭这一事实便可以在表达中实现多样性。建筑师不妨将这两个地域室内外关系的鲜明反差，当做设计概念中的焦点。
说到这儿，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个问题，所有建筑学校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教学围绕着不切实际的绘图板为中心，那么长此以往，我们也就一直处在某种危险之中，那就是培养出所谓“早熟的设计师”。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对工地也好，对建造从手工艺到工业化的进程也好，缺乏实际的经验。所以只能眼瞅着他们，至少会有一些学生，被带到沟里去，全盘接受时下的风格理念，还有其中的浮夸和陈词滥调。这就是过分囿于学院训练导致的后果。因此，只要一有去工地和参与整个或者阶段建造的机会，年轻的设计师就应该牢牢地抓住，这才能掌握到本质之规，确保知识与经验之间的平衡。
服务与领导。你或许会问了，“刚才说的这些，与文章的标题‘建筑师，服务者？或领导者？’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其实早就在当中了，非常简单，就是将“或“换成“与“。服务与领导看来是相辅相成的。一位好的建筑师必须服务于人，同时必须基于真的信念，体现他真正的领导力：就像领导做这份职业的工作团队那样，去领导他的客户。领导力不仅有赖于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且更取决于信念的强度以及服务的意愿。那么，他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我的学生们经常会来请教我，想让我给他们提点建议。离开学校之后，便要成为独立的建筑师走向社会，兜售自己的信念，但是如果社会上对建筑与规划中新的理念还毫无所知，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
年轻人，如果你想要实现自己创造性的理念，那么解决眼前的生计就不是你唯一的目的。因此，你真正要解决的是，怎样让自己的信念完好无损，怎样言出必行，还要找到为此付钱的人。你不一定能够马上找到一个建筑师，他既能在设计上分享你的出路，又能给你更为长远的引导，那么我建议你，不妨先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只要用得上你的技能就可以了，但是在空闲时间，你一定要坚持不懈地让自己的兴趣保持下去。可以先试着在你身边的人里，找一两个朋友，组一个工作团队，再设定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试着一步一步地一起去解决。如此这般，不断投注精力，直到你与你的团队一起，能对外公布可靠的解决方案，这样你就成了这方面的能手。期间还要出版，还要展示，这样，对你所处的共同体的权威而言，你也许能成为顾问。接着创建战略中心，在那里人们会遭遇新的现状，还要经得住猛烈的批判，这都是必经的阶段。直到人们学会重新发展出他们已经萎缩衰退的身心能力，恰如其分地运用全新的建树。我们必须分清楚，什么是更为首要的真实需求，什么只是惯性与习俗的模式，人们经常美其名曰“人民的意志”。
我们的现实世界已经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令人担惊受怕，仅仅拿一些“新模样”把它们乔装打扮一番，是不可能缓和的。再者，以为给我们的家园添置些多愁善感却无关紧要的玩意，就能把我们的机械文明人性化了，同样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人的因素越来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建筑，不能只是从花里胡哨，还得从房子的骨子里透露出设计师的情感品质。想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既做好服务，又做好领导。
格罗皮乌斯与哈佛的学生｜1946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Gropius, Scope of Total Architecture, Part Tw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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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与空间斗争
建筑，作为某种构成性策略与视域的回归，这一历史激情可以返还当下，与新涌现的矛盾与社会发展模式结合在一起，由此震动作为建筑历史与建筑客体投射而成的“建筑师”这一职业因领域囿困的“界限”。具体地来看，我们周遭现实中的这类案例尽管并不多见，但仍可以发现这样两种路径。以我这几年在工作中持续关注的研讨对象为例，其一，由建造的技术出发统合生产关系的技术，尽可能地提供最大化的社会想象，例如谢英俊及其团队；其二，将建筑学科已有的技术力，结合并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例如东湖计划之后将会转向的工作坊等等。还有一处可能的斗争场域——建筑的社会性展示的辩证运用。展示或许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的退却，但同时它也获得了比塔夫里所处时代更为实质性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仅如此，展示作为媒介的“潜能”事实上已经蕴含在塔夫里所研究的对象与启示之中，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在“崇高的无用”（对新先锋的批判）与“否定-批判的历史”（塔夫里的理论实践）这两相对立之下，建筑的展示之有用性同样可以回溯到这一学科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城市中的共同“展示”。
与新涌现的矛盾与社会发展模式结合在一起，由此震动作为建筑历史和建筑客体投射而成的“建筑师”这一职业领域囿困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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