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保存｜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 ｜兼论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上

编者按｜

在《启蒙辩证法》这部经典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阐述启蒙走向自身反面的逻辑展开中，反复加以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就是“自我保存”（Selbsterhaltung）原则。这一范畴源自于斯宾诺莎，作为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关键范畴，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行了颠覆性的解读。可以说，启蒙将神话的世界祛魅，并重新成为新的神话的辩证法，如果离开了对自我保存原则的阐述便会失去力量，自我保存范畴因此是启蒙的辩证法的重要逻辑环节。[1]如果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重要且有趣的思想史关联，那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自我保存原则所展开的批判，恰恰与此后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这一关联在两者的文本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自我保存正是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而这两者，共同标志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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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乾坤    责编｜星丛

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

自我保存｜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 ｜兼论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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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保存：启蒙政治哲学的奠定与自反

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指出的，对自我保存原则的讨论，源自于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中，给予了自我保存原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斯宾诺莎自然神论的哲学体系之中，合乎自然原则即是自然最高的律法与权利，而每个个体按照自然原则，就是要保存自身：“每个个体应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顾一切，只有自己，这是自然的最高的律法与权利，每个个体都有这样的最高的律法与权利，那就是，按照其天然的条件以生存与活动。”[2]斯宾诺莎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个体的自我保存是合乎自然的。换句话说，每个人维护其个体生命的活动本身是合乎自然理性的。在封建等级制和神学体系下，个体的生命是一种恩赐，生命本身和维持生存的活动都带有一种原罪，而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下，生命成为完全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存在。这其实是启蒙对个体生命的祛魅。世俗的生命活动本身获得了荣光，因为它本身就是神、自然力量的结果：“个体事物（人当然也在内）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就是神或自然的力量，不是就此力量是无限的而言，而是就此力量可以通过人的现实本质而言。”[3]

斯宾诺莎进一步将自我保存原则作为伦理的基础。理性即合乎自然的要求，即每个人都爱自己，寻求自己的利益，而自我保存就是合乎自然的、理性的，因而也是符合德性的“德性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存在。”[4]自我保存，因此是善的。斯宾诺莎一再强调了自我保存原则的德性意义：“保存自我的努力即是事物自身的本质……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先的唯一的基础。”[5]这句话，正是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作为“蕴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格言”[6]。遵循德性的行为，在斯宾诺莎这里，因此就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7]”斯宾诺莎对自我保存的强调，其蕴含着对个体利益的承认，内涵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主义政治诉求。也正因此，与斯宾诺莎处于同一时代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与斯宾诺莎遥相呼应，恰恰也强调了自我保存的原则。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首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8]，每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活动，人与人之间就会处于战争状态，但同样恰恰出自于一种自我保存的原则，对死的畏惧以及对幸福的欲望，使人们达成了自然律。[9]这一过程中，人们始终都是处于自然的驱使下，而所谓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0]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启蒙哲学所建构出的伦理、法律和政治理论，绕不开的第一个前提，都是承认人的生存的自然性，也就是承认一个按照自我保存原则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理性的人。疯子和英雄，都是违背自我保存原则的。自我保存原则，因此是启蒙政治思想的基石。

在《启蒙辩证法》中，自我保存原则遭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颠覆性解读。自我保存原则在这里，不再是合乎理性的主体行为，而成为了一种强制，成为了计算理性在主体中的内卷化，印证了启蒙的失败。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自我保存成为了一种强制。启蒙的世界，在世俗中建立起新的神话，彻底祛魅的世界建立在一种纯粹的自然性之上，这种纯粹的自然性，反而“拥有史前原属于魔鬼的超自然性（神秘神圣性）”[11]。自我保存在启蒙思想之中，恰恰是纯粹自然的，因而同样也反过来拥有了超自然的神圣性。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我保存的原则生活，也就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按照计算理性的方式来生活：“在启蒙的世界里，神话潜入了世俗性当中。……个体仅仅把自身定义为物，定义为统计元素，定义为success orfailure（成功或失败）。个体的衡量标准是自我保存，即是否成功适应他的功能的客观性及其模范。”[12]自我保存，成为了衡量个体的绝对标准，它必将作为一种强制，排斥一切违背自我保存的人和行动。衡量人的标准，要么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没有其他选择：“逻辑法则里的排中律来自于对功能的这种执着，而其最终的源头就是自我保存的强制性。”[13]在这种强制下，个体的存在的一切多样的可能性都被抹平了。

其次，自我保存原则，也成为了新的统治方式的基础。自我保存成为强制，同时也成为一种统治。只是这种启蒙之下的统治并非直观地以等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在维系个体的存在，给予个体以选择的基础上实现的。统治在社会中确立，使社会总体具有更高的凝聚性和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中介就是分工：“统治在社会中发展着分工，分工有助于全体被统治者的自我保存”[14]正是在分工之上，个体保存自我，统治得以实现。进一步看，正因为自我保存成为了强制，所以每一个个体只有在成功或失败的给定的选择中做出选择，个体只能在选择中接受、服从：“通过让整个生命都臣服于自我保存的要求，发号施令的少数人确保了总体的永续存在。”[15]然而这种统治的狡猾指出就是仿佛承认了人的自然性，仿佛给予了人以选择：“启蒙的本质就是给你有得选择，但选择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就是统治的必然性。人总是必须二选一：究竟是他臣服于自然，还是自然臣服于自我。”[16]自我保存的自然性，在自我保存之上的必然的选择，却内涵了统治的必然性。

再次，自我保存原则是新的统治方式在主体中的内卷化，它最终消解了主体。在《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这一附论中，探讨了自我献祭这一问题。献祭，从野蛮时代的食人的行为，转变为一种代替了真正的献祭的狡诈和欺骗的形式，这一过程中，为了自我保存，必须放弃自身[17]。通过将自我献祭即放弃我来交换自我保存，这本质是一种交易。[18]也正是因为自我献祭，将献祭内化了，这便带来了对自我的统治。“对自我的统治是自我的基础，然而它在为主体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消灭主体，因为被统治、被压抑、被自我保存所瓦解的实体无非是那一生命，但顾名思义，自我保存的努力仅仅是那一生命的功能，要保存的东西仅仅是那一生命。”[19]也就是说，自我献祭原本是为了保存自我，但当自我献祭这一手段成为了目的之后，自我保存原则这一理性原则就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看似具有主体性选择的活动带来的是消灭主体。这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反理性的根源。

最后，对自我保存的片面追求，最终也会葬送自我保存的自然性。自我保存会带来自我献祭，对自我的统治，这还是从主体维度的异化。从客体角度来说，对自我保存的纯粹追求也会陷入一种客观的非理性之中。关于这一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这样表述的：“随着经济体系的发展，被理性视为同一性的‘自我保存’变成了每个资产阶级个体的物化的冲动，最终变是一种毁灭性的自然力量，无异于自我毁灭。两大原理彼此暗通款曲。”[20]自我保存这种纯粹理性，最终会颠倒为一种无理性。这个思辨性很强的句子，实质上描述的就是历史的现实，这就是纳粹主义产生的过程：当人人都停留于自我保存原则时，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上层阶级而言，狡诈的自我保存就是法西斯主义夺取权力的奋斗，而对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也得适应和服从不义。”[21]自我保存会带来自我的毁灭，就是这样的过程。[22]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政治哲学自我保存原则的颠覆性解读，直接与福柯所讨论的生命政治的主体塑造原则衔接起来。

二｜生命政治的主体塑造原则

从一个宏观的意义上，福柯一生所进行的研究都可以用“生命政治学”这一主题加以概括，然而他直接正面阐述生命政治这一对象却进行的相对较晚。在1979年进行的讲演《必须保卫社会》的末尾处，福柯对生命政治进行了正面、系统的定义：

我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我不说正好是代替，而是补充这个统治权的古老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它不会取消第一个，但将进入它，穿越它，改变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23]

从以上这一经典定义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生命政治所指的正是自19世纪以来的全新统治权利。传统的政治权力，往往对人民的生活是不管不问的，它显示出自身，正是以有权“使人死”，于是直观的、残酷的刑罚正代表了这种传统的统治权。然而生命政治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权力，它的运行，恰恰体现在对人生命的承认之上，体现在“使人活”之上。生命政治说的就是，人的生命、生活成为了统治权力的对象。权力，从君主专制时期的绝对的、戏剧性的、阴暗的权力，体现为致人死地的权力，在这一时期，转变为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权力，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得以产生的原因，就是生命的自然性得到了承认，每个个体为自我的保存所做的斗争得到了承认。在生命政治的逻辑之中，也便蕴含了对人生命的自然性的承认。福柯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大转变发生在19世纪，而在此之前的17、18世纪，这种转变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这种转变正被启蒙政治思想家所把握到。

启蒙政治思想家恰恰首先对生与死的权利问题展开了讨论，福柯谈到：“你们看到，在17世纪以及特别是18世纪的法学家那里，已经提出了关于生与死的权利问题。”那么，17、18世纪的法学家是如何论述生与死的权利呢？在这里，正涉及了斯宾诺莎和霍布斯那里所论述的自我保存原则。福柯指出，“当法学家说：当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也就是说集合起来任命一个君主，赋予君主以针对他们的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受到危险或生活需求的逼迫。因此，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正是为了生存，他们才任命一个君主。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实际上是否能够进入君主的权利呢？生命难道不就是君主权利的基石吗？……这一切都是政治哲学的讨论……指出生命的问题怎样在政治思想、政治权力的分析领域中开始问题化了。”[24]在这段论述之中，清晰无比地揭示出了生命政治这种政治权力产生的逻辑，它就是社会契约论所建构的权力。人们订立社会契约，让渡权力来任命一个新的君主，之所以这么做，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生存。新的君主，其权力的基石正是生命。这种全新的统治权力代替了传统的统治权力，以至于传统统治权力的典型代表：国王，首先被视作不正常的人而被推上断头台，因为他是根本破坏社会契约的人。[25]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权力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为了生存”，这正是自我保存的原则。斯宾诺莎将自我保存的原则视作最高的德性，而霍布斯则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论述社会契约的建立。“怕死”在近代政治思想家里不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人为保存自己的生命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也正是为了自我保存，人们让渡出权力，建立起新的“君主”。从自我保存的理性出发，规范化的权力诞生了，“新经济原则”取代了“残酷原则”[26]。这样我们便可以首先得出一个结论：生命政治这一权力类型，正建立在自我保存的原则之上。自我保存原则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伦理学的核心原则，正是生命政治的一个内在逻辑。生命政治的形成乃至最终确立，从而在19世纪带来了政治权利的重大变革，实质上与近代启蒙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

1 关于自我保存原则在《启蒙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张双利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此外还可参见：陈晓辉：《浅析《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对启蒙理性新内涵的提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2页。

3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73-174页。

4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84页。

5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87页。

6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5.

7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87页。

8 [英]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3页。

9 [英]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页。

10 [英]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页。

11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4.

12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4-35.

13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7.

14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28.

15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8.

16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8.

17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55.

18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56.

19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62.

20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97-98.

21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98.

22 作为一个旁证，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在他的《七武士》中，所探讨的主题就是自我保存原则的胜利。农民“活下去”的简单信条使农民保存下来，而武士们的侠肝义胆则葬送了自身。在自我保存这一原则之下，人之上的荣光在历史中也便暗淡了。

23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24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185页。

25 [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26 [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070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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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札记

为纪念福柯91周年诞辰，选编了包括基于福柯1979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的摘录笔记、一篇读书笔记及一则相关的书评。本篇是作者对于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摘录笔记。笔记的后面有两个附论，附论一是读完全书后的读后感，即《福柯与马克思》；附论二是一则书评，即《福柯的微笑》，评论的是法国学者对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一种大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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