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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包豪斯人

BAU学社| 院外 2022-10-04


Flora on The Sand|Paul Klee|1927


编者按|


院外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送介绍的保罗·克利在包豪斯期间的教学。这篇文章收集在包豪斯接受过克利课堂训练的学生们所做的作品、笔记及其记忆内容,结合克利本身的基本信息,以一窥克利在包豪斯执教期间的教学形象。克利的教学特点,一方面在于他理论中的人类学倾向,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整体系统中对自身位置的锚定。克利讲到“客体人性化”时,他的论证中融合了概念、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此外,在克利的教学中,他截然反对教条主义,他试图训练出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的学生。他会刻意破坏学生们直接接受教师观点的意愿,甚至,在课程结束后常撂下一句话:“顺便一说,我所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我自己都没有试过。“BAU学社以学社成员的初译作为学社自身的“初步课程”,并鼓励成员们对一些基础讯息进行加注,尝试着与文本形成对话。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


文|Christine Hopfengart    试译|陈南汐    校编|豆浆


Paul KLEE|1879年12月18日-1940年6月29日

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2009

本文2500字以内


1927年8月22日,周一,包豪斯学生莱娜·贝格纳(Lena Bergner)完成了她的大幅水彩作品,取名“光辉/漂移中心”(Radiance/Drifting Center)。她在作品背面做了注解:“包豪斯/克利的课程”。而此时,她的老师正在科西嘉岛(Corsica),沉浸于地中海文化中的同时也在研究者这个岛屿和岛上居民,以期能从艺术角度重塑他对此岛屿的印象。因此,贝格纳其实并非在课堂上完成这个课题,而是在学期之间的假期完成。我们通常会认为此事无关紧要,但是,此事发生在1927年的夏天,即此事涉及到此时包豪斯的指导者保罗·克利(Paul Klee)。这件事最后在1931年以他离开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the Art Academy in Dusseldorf)而告终。


1921年4月,保罗·克利已经开始在包豪斯执教。直到那时,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学生,他都从艺术教育中领会到了些许经验。在加入包豪斯之前,他门下只招收过一名女性独立绘画的学生,并且,他也过早地从慕尼黑艺术学院辞职。相比起递交让人许可的规划,他宁愿退回到他父母的家中,以继续他的研究。


在包豪斯担任教学职务后,克利意识到不能再依靠以往传统的教学体系,于是他构思出自己的“构成研究班(composition study class)”。直到1921-22年冬季学期开始,他才开始系统地建构起“视觉形式教学(Bildnerische Formlehre)”,到后来,这种教学也成为包豪斯学院基础研究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并在第二学期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可以说,包豪斯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曾上过这门课。 

Fire at Full Moon|Paul Klee|1933


克利的教学特点,一方面在于他理论中的人类学倾向,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整体系统中对自身位置的锚定。克利讲到“客体人性化(humanization of the object)”,而且在他的论证中融合了概念、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此外,在克利的教学中,他截然反对教条主义,他试图训练出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的学生。他会刻意破坏学生们直接接受教师观点的意愿,甚至,在课程结束后常撂下一句话:顺便一说,我所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我自己都没有试过。

克利的学生一致认为他的教学客观且逻辑缜密的,并且他的课堂让学生们认为,“他们制作艺术品,他们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an artwork in and of themselves)。先有海伦妮·施密特-农内(Helene Schmidt-Nonne)说起:“他的作品常常像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公式,但经过仔细推敲后,却又都是最纯粹的诗。”后来桑迪·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y)也回忆道:“他在课上言简意赅…他不喜欢充满戏剧性色彩的课堂。”在现存的大量笔记、练习册和色彩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其与这种课堂特色间的相呼应。


在包豪斯的第一年里,克利在是否能够调和艺术创作和教学活动上一直存疑。“就在工作室里,我同时处理了六个图画、图纸并思考我的课程。这些所有的事情必须一起发生,否则就不可能(发生),”在1921年末他给他的妻子丽莉(Lily)写了一封信。此时,他发现给教学赋予一些限制的做法很有效,因为这迫使他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艺术立场。尽管已经历经多年,克利却仍感觉到教学责任愈发重大。因此,从1926年冬季学期开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参加他们第四年的学习计划,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就合作建立了所谓自由绘画课程——这是一种脱离了包豪斯教学计划的教学形式。马克思·比尔(Max Bill)称此课堂为学生们提供了治愈“绘画病”(Maladie de lapeinture)的环境,这个课程还让学生们找出他们隐藏的欲望,并通过绘画这种自治媒介中呈现它们。

 

在1927年的夏天,也就是莱娜·贝格纳绘出她的水彩画的这个夏天,克利对未受干扰的艺术作品的需求,已经开诚布公地与包豪斯的总体目标形成冲突。克利不仅在无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延长几周假期,还重组了“设计课程”(Gestaltungslehre)。他将理论与实践分开,并遵循理论介绍,“将实际操作的指向完全交给学生自己。”这就是贝格纳学习期间的教学模式——它的质量和精确性不仅表达了渊博的知识,还是克利规定的学生自治的结果。

Radiance/Drifting Center|Lena Bergner|1927

莱娜·伯格纳于1926-27年的冬季学期来到包豪斯学习,主修纺织专业。就如其他学生一样,她也从一些基础教学开始学起,并在1927年的夏季学期参与了克利的“视觉教学”中。在1930年十月,她完成学业并取得包豪斯的学位证书。1931年,她嫁给汉斯·梅耶(Hannes Meyer),之后两人一起去莫斯科旅行。在墨西哥和悉尼生活多年后,她于1981年逝世。从她的遗产中,我们找到了她在克利的课堂上做的大量记录和练习册。此间还有她课堂笔记的成绩单,以及各种格式的练习碎片。

水彩画“光辉/漂移中心”的出现与克利的教学方式紧密相关。像其他与本课程相关的学生作品一样,这幅画涉及建立构图中心及其对图像结构的影响。联系我们所了解的克利,在他暑假的最后几周内他也密切关注着这个话题,在他写给妻子丽莉的信中,他说道:“现在,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的工作,目前我正在完善建立工作重点的建设性方案。”实际上,他的教学论文中留下的是一组表格,表格上以各种方式构建焦点。

三件以“焦点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foci)为主题的重要的学生作品也被保留下来了。康拉德·布斯歇尔 (Konrad Püschel)选择了一种透视构成法,这种方法似乎能够产生中空的物体深度。休伯特·霍夫曼(Hubert Hoffmann)则画了漏斗形的立体花环的速写。这两者在视觉语言上都很接近保罗克利在他示范画作中应用的几何学构造形式。莱娜·伯格纳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设计了一个对立的,富有张力的、色彩明亮富有活力的且呈现宇宙现象的构造图形。她用这样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象征主义回应了觉醒的最终意图。通往“漂流”中心路径的彩色圆圈让人联想到月相和宇宙的连接射线系统,而两个分别为蓝色和黄色互补的中心,让人想起昼夜、日月。伯格纳的初步图纸清楚地表明,这种结构需要多少辅助线,但在最后一个版本中,也表明出她最终更多地将关注点落在图像韵味和创作的效果上,而不是几何图形上。我们无从知晓克利的反应。然而,这些学生作品中的纯粹异质性表明,克利的教学主要面向的是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也证实了伊德·克克维斯(Ida Kerkovius)的回忆——克利呼吁他的学生们要“尽可能地用最个性的方式去发明所需的设计来完成任务。



版权归译校者所有,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Bauhaus: A Conceptual Model|p.2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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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的力量 | 包豪斯初步课程研究

1922年,随着格罗皮乌斯思想的转变,包豪斯也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探索“艺术与手工艺、工业的统一”。教师的任命问题也体现出格罗皮乌斯对于包豪斯的设想:包容多种不同的观点,从多样性中创造出和谐。在1923年至1927年期间,持各种不同观点的老师聚集于包豪斯,聚集于初步课程,他们彼此之间的制衡关系也使得这五年成为初步课程,乃至整个包豪斯最有活力的时期。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利和康定斯基想通过发挥自己的“艺术”力量,与包豪斯越来越注重的“技术”相抗衡。


包豪斯1923年大展宣言
广为流传的文本出自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他在展出后不久发表了《魏玛国立包豪斯的理念与组织》,主旨和他在大展中的演讲“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基本一致……另一篇同样带有纲领性质的文章,其命运和影响却截然不同。它由包豪斯大师委员会委托形式大师奥斯卡·施莱默主笔,原本计划作为一份宣言出现在《包豪斯魏玛首展:1923年7月-9月》宣传手册的开篇,然而付梓刊印之后却突然因故撤销。

我们存在着!我们拥有意志!我们正在创制!


探究自然的方法

此篇推送的短文发表于1923年,是为同年的包豪斯(Bauhaus)展览而撰写。早在1913年,克利就在一篇日记中思考着“艺术— 自然— 我”的关系,从而重新定义艺术和艺术的方向。十年后,克利将“与自然的对话”视为艺术家不可或缺的部分,以此跨越主观直觉和客观事实的界限。

与自然的对话仍然是做艺术家的必要条件。艺术家是一个人,他自身的天性,也是自然空间中的一部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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