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保存｜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 ｜兼论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下
编者按｜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自我保存原则进行了颠覆性的解释。自我保存原则从一种自然性和理性的标志，被解释为了统治性的和非理性的原则。福柯在界定生命政治的定义时，同样也谈及了自我保存原则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正是自我保存原则的确立使得统治权力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启蒙辩证法》中的主题和生命政治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统治。二者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结构上殊途同归。
文｜李乾坤 责编｜星丛
自我保存｜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兼论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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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政治的主体塑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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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存原则是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这一点在对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中可能并不那么直观。因为对福柯而言，更为迫切的任务，是考察这一内在逻辑所表现出的现象。在指出了这一政治理论的逻辑基础之后，福柯要做的是考察这种政治权力的具体表现：“实际上，我们要在这里跟踪这个转变，但不是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而是在权力的机制、技术、工艺的层面上”[27]，权力的机制、技术和工艺，才是福柯的落脚点和关注的对象：“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主要围绕着肉体，个人肉体的权力技术……权力的合理化技术和严格的节约同样也以可能的最便宜的方式运转起来，通过监视、等级、审查、诉讼、报告的系统：这整个技术可以称之为工作的纪律/惩戒技术。它从17世纪末开始并在18世纪建立起来。”[28]福柯的这段陈述可以概括他七十年代之后的全部著作，以及他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系列讲座的主题。他不断从各个维度来揭示生命政治的具体展现，他揭露出了现代社会方方面面是如何渗透了生命政治的统治原则的。但也正是在福柯对具体的生命政治治理技术的变迁的考察之中，福柯对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的勾勒也更为清晰。在《必须保卫社会》讲演末尾所做的定义并非一个偶然。在他随后于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演讲中，对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论述就更加深入了。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为起点，来论述生命政治的逻辑的。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由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生命政治的逻辑是内在一致的。这首先体现在，二者都建立在一种自然性的原则之上：“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某种自然性。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独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29]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的一致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关注一种自然性。斯宾诺莎已经告诉人们，自我保存原则正是一种自然性。这种自然性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精髓，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剖析，是福柯分析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重要部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具体作用在个体生命之上，就是制造出了“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身的企业家”，“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是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30]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才是可知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身是可知的，通过经济行为，个体将变得“可被治理”[31]。经济人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与主体的接触面[32]，在它之上充分表现出了生命政治的逻辑，即遵从于自我保存的原则进行活动。在经济的维度中，遵从自我保存原则就是遵从等价交换原则，正因此，“经济人”这一概念就等同于“理性人”。理性人，就是遵从经济原则的人，也就是遵从自然性的人。这样，自我保存原则、经济人、理性人这样三个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就建立了起来。
在《启蒙辩证法》中，在近乎完全相同的意义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对经济人进行了论述，奥德修斯这个资产阶级的原型，正是在自我保存原则的驱使下用狡诈欺骗了塞壬和独眼巨人，这种狡诈正是一种理性：“那个狡诈的孤独者（即奥德修斯）已经是个‘经济人’[33]了，所有理性的思考者都曾经是‘经济人’”，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为明确地论述了经济人与自我保存的关系：
如果是无产阶级，就会在劳动力市场出卖他的劳动力，并不断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如果是企业主，就会努力实现“经济人”的理想类型。精神分析把内在的心理小企业描绘为无意识和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复杂动力学。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在个体内的代理，自我在和超我协商时会把本能的驱力限制在自我保存的范围内。[34]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明确揭示了经济人的意义，它是“社会控制机制”在资产阶级个体之上的“代理”，而它所遵循的正是自我保存这一原则。这里的表达，甚至和30多年后福柯对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探讨惊人的相似。所不同的是，福柯认为这一转变是自17、18世纪发生，在19世纪得以完成的，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在一种彻底的悲观立场上，将启蒙所塑造的全面管理的世界的根源，放置在整个西方文明之中来进行讨论。抛开这一区别不谈，令我们更感兴趣的，就是福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主题之间的一致性。
三、建立在自我保存之上的统治：社会批判理论与福柯的共同主题
关于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会想到福柯的一段自述。1978年，在福柯接受意大利记者杜齐奥·特隆巴多利的采访时，他说道：“当我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具有的所有这些优点之后，我真的是懊悔不已，想自己本应该更早地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如果我年轻时就接触到法兰克福学派，就会被深深吸引住，此后的一生就不再做别的事情，就一门心思做他们的评注者。”[35]福柯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相识恨晚的遗憾和高度的推崇跃然纸面。那么，是何原因让福柯做出如此的判断呢？原因就在于，福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开辟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研究主题上有着深刻的契合。对启蒙以来的统治形式的批判，就是二者共同的主题。
一直以来，我们常常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归纳为一种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但是如果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看，贯穿《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对统治的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笔下，对理性的批判本身就是对统治的批判。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总结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自我保存原则的颠覆性解读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构成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基础，并且构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在被统治者自身中的内卷化。神话是一种少数人垄断的知识权力，而在启蒙了的世界，真理依然被少数人借助对知识的掌握所垄断。在启蒙了的世界里，知识就是权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清楚地表现出来。启蒙并没有实现它所允诺的祛魅，而是制造了新的愚昧，愚昧就是统治的一部分。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启蒙建立的双重的统治：人对自然的统治；计算理性对人的统治。仅仅道出了启蒙是一种统治当然还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本允诺解放和自由的启蒙为何会成为统治。所谓统治，就是一种等级制。启蒙并没有消灭等级制，而是借助于分工的等级在社会中确立起更为精致的统治，这种统治也使社会总体有了更高的凝聚性和力量。奥德修斯与水手之间的分工，恰恰是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工。为了实现统治，必须在社会中发展出分工，分工的出现借助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存，又实现了被统治者的自我保存。
启蒙所制造出的统治一定伴随着理性的形式，并给予了人以虚假的自由。启蒙给予了人以选择的权利，但却没有给人以不做选择的权利，而后者正显示出了启蒙的统治本质。人必须在其给出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或者是人臣服于自然，或者是自然臣服于人；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必须做出选择，就是统治，而这种统治的隐蔽就在于它给人以选择。若没有选择可言，那么启蒙也便不是启蒙，就会与之前的统治形式没有任何区别，启蒙正是以一种自由的形式所实现的统治。自由的形式，也就是承认自我保存的原则，启蒙的统治是建立在自我保存之上的：“启蒙沾染了自由主义的色彩。如果所有情感都是等值的，那么总是统治着体系形式的“自我保存”似乎为行动提供了最可信的格言。”[36]然而，抛开启蒙所塑造的形式性外表，其内里，却是更为深刻的统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无论披上怎样的合法性外衣，社会的等级制最终还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对自然的统治也在人类内部复制了自身。”[37]启蒙的统治，是由商品原则所决定的计算理性、技术实现的，“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扩展，计算理性的太阳照亮了神话的黑暗地平线，在其冰冷的阳光下，新的野蛮种子正在成长。在统治的强制下，人的劳动脱离了神话，而在同样的统治下，劳动却又一再落到神话的魔咒里。”[38]另外，“技术对社会拥有的权力是以掌握社会经济命脉的那些权力为基础的。今天，技术的合理性正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这种合理性是自我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39]计算理性成为了新的神话，它彻底地统治了劳动。
如果说揭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理论中的“统治”这一主题还需要做一番工作的话，在福柯的生命政治之中，统治作为主题就应当是自明的了。然而这里我们依然需要做一些澄清。一些人往往将福柯的讨论主题视作“治理”，而非统治。按照通常的理解，治理区别于直观的、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统治，治理是一种以自由人为对象，以“使人活”为目的的技术。然而，联系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我们就会知道，治理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治理只是一种更为精致的、隐蔽的、内卷化的统治，或者说是一种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统治。福柯本人对这一点做出了清晰的确证。在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讲演中，他论及了在他讨论之中，统治和治理的一致性，当他提到“市场自身的机理、魁奈的科学图表、法学的契约概念都不能定义出和限定出占据君权领域的经济主体们是在何种方面以及如何是可以被统治的。”随后，福柯做出了一个补充，他说：“我要说治理……使得可以被统治的。”[40]在福柯的手稿中书写的是“治理”，然而他口误成了统治，但是他随后意识到这并不妨碍。从这个有趣的片段可以看出福柯这里治理和统治本质上是一致的。福柯也明确讲道：“作为既是占据君权空间的权利主体，又是君权空间范围内的经济人，这些个体们的可统治性（gouvernabilite）或者它们的可治理性（gouvernementabilite）——请原谅我的这些不规范用语——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保证：出现一种作为治理技艺的相关项的新对象、新领域、新场所，而在此时，治理技艺正在按照权利主体—经济主体之问题要求而建立起来。”[41]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晚期的福柯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生命政治之下的治理在本质上和统治并无区别。当然，更关键的是说明治理是一种怎样的统治，这和说明启蒙是一种怎样的统治有着同样的意趣。
福柯所关心的治理技术，就是生命政治。在1974-1975年的《不正常的人》讲演中，福柯就阐明了这一研究对象，在那时福柯还将其称作一种“规范化的权力”，这种规范化的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扩展了它的统治权”[42]。而规范化的权力之所以规范，恰恰在于它是合乎理性的，所谓合乎理性，就是将活着的人当做对象，也就是以承认自我保存原则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生命政治的那种“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使人活’的权力”[43]才会出现。
启蒙和治理所实现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启蒙的统治借助于知识，借助于计算理性，从而塑造了遵从于经济原则来活动的人。启蒙和治理都承认生命的自然性，承认人为保存自身所做的一切努力，然而二者同时又将这些努力容纳于自身之中。启蒙用计算理性所塑造的世界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建立起对自然和对人的统治；而生命政治之下的治理，同样在承认人自我保存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人整个生命的操控。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统治，因此是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共同主题。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批判的自我保存原则，出人意料地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高度一致。
结语
自我保存原则是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对人生命的自然性的确证。从自我保存原则出发，近代的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学获得了一个坚实的起点。“活下去”，这个最日常也是最直接的要求，塑造了启蒙之后的现代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自我保存原则的批判和颠覆性解释，从而也解构了启蒙理性的基础。福柯对生命政治的论述，更多揭示的是它的具体的治理技艺，但福柯并非没有探讨过生命政治内在的政治理论逻辑，它同样源自于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自我保存原则。正是在批判主题上的一致性，使得福柯与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着很强的亲缘关系。他们都在试图探讨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以及这种统治形式背后的支配性力量。
在福柯之后，奈格里和哈特、阿甘本等人都对生命政治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生命政治已经成为当代激进理论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主题。因为福柯在生命政治分析上的特征，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也更多关注的是具体的治理技术层面的问题，从而也使得生命政治的分析泛滥化，甚至丢掉了其本意。揭示出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恰恰是要为这种讨论找到一个坚实的起点。而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现的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刻思想关联，更让我们确信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社会批判维度，它绝非一种实证社会科学。[44]这正是我们揭示出两个研究对象内在一致性的原因。这种一致性，毋宁说源自于伟大思想家在对时代的理解和把握上的殊途同归。
27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28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29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 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30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 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31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 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32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 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33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68-69.
34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212-213.
35 Michel Foucult, “Adorno, Horkheimer, and Marcuse: Who is a‘Negator of History?’”， in Remarks on Marx, New York, 1991, pp.119-120.
36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97.
37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117-118.
38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38.
39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der Aufklärung, S.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8, S. 129.
40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 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页。
41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 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261页。
42 [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
43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44 澳大利亚学者米古埃尔·法特同样也从对生命政治的解析，探究了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关联。参： Miguel Vatter: The Republic of the Living : Biopoli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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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作者对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所作的读书笔记。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的起源》之后，主体不再是哲学的话语言说，而是一套治理方式。马克思是站在斯密、李嘉图的高点上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福柯谈现代治理术的起源，谈生命政治的诞生，他没说出来的、隐含的结论就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开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从重商主义被自由放任经济学取代，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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