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廊及其变体｜瞬时的公共性与大众的现代建筑史

图1｜法国皇家宫殿中的奥尔良廊｜Galerie d'Orléans｜1840
早期民间的拱廊多模仿官方建筑中的有盖柱廊形式。

编者按｜

本次推送选自2014年《新建筑》的“在地建造”专题，这一期主题是由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作为出发点的。重申在地，并非对地域的历史文化符号、本地材料与工艺运用，量化测算以及日常生活感知等等的再次肯定。地域意识并非历史地理的遗产，观看的对象，而是人类活动建构的产物，尤其是当前，它与摆脱了位置邻近性的全球化现象紧密相关，用以创造和建构进行政治思考以及知识生产的新语境。社会性的潜能，从封建领主附加在土地私有之上的浪漫主义式的自然关系以及原初认同中去神秘化后，却又被限制在由财产兼并土地成为新的神话基底内，因此建筑学与建筑师的任务将特定地点为条件，将在地建造转化为而是对探讨社会发展模式如何更新的政治计划，对受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部的地方认同提出更多的要求。它是全球、市场、商品、品牌、媒介诸情境集合中的行动议题，而不是在贫民窟的星球上寻求最后的避难所。建筑师的要务不再是设计建筑，而是在各种运动中，展开新的连接方案，并将自己移出“建筑世界”这一幻象，换而言之，这正是不断位移的建造观，去重新把握全球流通的“现场”中的“在地”，不是简单的向特殊性与局内人的颠倒，而是从建筑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涡旋中释放出新的时空组织方案，而一切遵循着已有的对建筑的展示方式，都是在不断维护这一幻象机制本身，如此，所谓的在地建筑，既非解药，也非美梦，而只会再度成为建筑师的噩梦的开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项问题：究竟拱廊的空间与城市学特征是什么？作为社会机制的拱廊商业模式与作为建筑类型的拱廊结构的关系是什么？拱廊所要服务的对象——人群（crowds），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史中的地位如何？1960年代以后的当代商业建筑实践同19世纪的拱廊的关系又是什么？通过《拱廊计划》，这一本雅明通过消费空间研究现代性的未竞尝试，与其他一些建筑学学科内文本的交叉阅读，试图还原拱廊及其变体在现代主义建筑史中被模糊的面目与地位，尤其重构并试图厘清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拱廊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与现代性讨论的关系。社会机制的拱廊商业模式与作为建筑类型，群体的构成与历史进程，总在已建成的环境中发生，建基在经济行为上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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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峥    责编｜PLUS

图5｜阿尔及尔规划（Obus Plan）第一次方案｜柯布西耶｜1930年

拱廊及其变体｜瞬时的公共性与大众的现代建筑史｜2014

本文8000字以内

引言

本文致力于重构一段关于拱廊的历史，并试图厘清拱廊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与现代性讨论的关系。自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拱廊计划》的英文版正式面世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19世纪的繁盛的建造文明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在1980年代的对于本雅明之《拱廊计划》的再发现激发了当代建筑学对于拱廊及对现代主义的再思考的热情，但是从建筑师的视角回顾此一思想源流的文本依然稀缺。笔者并不希望过度评价本雅明在当代建筑学与文化研究联姻中的作用，而是希望通过《拱廊计划》与其他一些建筑学学科内文本的交叉阅读，还原拱廊及其变体在现代主义建筑史中被模糊的面目与地位。拱廊应该首先还原为一种具有自身历史的、与零售模式的发展相关的公共空间类型，它与主流现代主义建筑史的关系是并行的。近十年内所谓“商业综合体”、“豪布斯卡”、“体验式商业街区”等建筑类型的巨量涌现尤其为这种交叉阅读提供了一个契机。笔者试图回答以下几项问题：究竟拱廊的空间与城市学特征是什么？作为社会机制的拱廊商业模式与作为建筑类型的拱廊结构的关系是什么？拱廊所要服务的对象——人群（crowds），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史中的地位如何？1960年代以后的当代商业建筑实践同19世纪的拱廊的关系又是什么？

1800-1850年的拱廊与其消亡

在本雅明的晚期笔记汇编——《拱廊计划》中，拱廊是作为诸多19世纪新涌现的建筑与空间类型之一种被描述的。除了拱廊，百货公司、林荫大道、玻璃展览大厅、全景舞台（panorama）等建筑或空间类型均被细致的审视。但是拱廊汇聚了这些空间类型的各自特征，是19世纪建筑学成就的集大成者。拱廊本身是室内化的城市后街，是百货公司的前身，是玻璃展览大厅应用于零售商业模式的典范，拱廊的连续环绕的店铺更能引起全景舞台的想象。拱廊在第一帝国与波旁王朝复辟时出现，最初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机构或空间类型。拱廊是一些小店主以投机的方式集资建造的建筑物，其目的是为了让面对面的两排临时性的店铺（boutique）呈现出只有官式建筑（宫殿，图书馆等等）才能拥有的华贵立面，比如柱廊、壁柱与线脚。最初它们仅占据一层，二三层为楼上的公寓，公寓之上再覆盖铸铁玻璃顶棚。随后某些拱廊商业部分延伸到了二楼夹层，每个店铺单元都会有独立的小楼梯通到二楼夹层。[1] 拱廊服务的对象是日渐勃兴的资产阶级消费群体。拱廊使得临时店铺变成了时尚精品店（magasins de nouveautes），店主可以培养稳定的客源与现金流，并长时间的、有组织的持有货物而不必担心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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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ist, Johann 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3.

图2｜各种拱廊的纵剖与横剖类型表
图片来自Geist, Johann 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 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在拱廊之前，连续的拱券或半室外柱廊在欧洲城市已经出现了几百年了，但是那些场所往往是贵胄所建，如圣彼得教堂广场上的柱廊、法国皇家宫殿的柱廊等，它们代表的是贵族与市政方的审美品位，但却是一种有效的美化空间的手段。而拱廊是一个服务“人群”（crowds）的社会机构（虽然是在法律管制边缘的）。【注1】 零售交易在中世纪与启蒙时代之前是个不入流的社会活动，零售行为的发生地往往是更简陋的木质售货摊位，进不了永久性建筑内部（Geist，p.36）。【注2】 由于还没有大玻璃橱窗，临时摊位也比较小，购买者很难直接观看或触摸货品，必须通过问询，阅读商品广告等了解货物，所以就不存在逛街这种行为。19世纪初期，有收入的闲逛人（flaneur）开始出现，由于有固定收入的人增多，社会生产力提升，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逛街变成了一种对空间本身进行消费的活动，原本徒有交易功能的沿店面空间日趋精致化、室内化，变成了可供把玩畅游的景观（landscape），而百无聊赖的逛街人自身也成为了他人消费的对象，淹没于形形色色的人潮中（Benjamin）。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塞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提及，在工业革命前的15-18世纪（即所谓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主要指18世纪中叶前）所设立的公共领域理想已经在大生产下消费主义的急剧发展中徒剩躯壳。[2] 在旧制度时期，作为公共领域代表的广场是试图排斥大众的商业行为的。密集城市中心区的广场常常被想象为世俗世界中的净土。而塞内特所言的公共空间的衰落其实是一个启蒙时代的绝对的、博物馆化的公共领域不断被大生产与消费行为庸俗化的过程。（图1,2）

奥斯曼改造前的19世纪初的巴黎是一个零乱、泥泞、马车横行，街道拥塞的中世纪城市。贵胄们必须跳过污水塘并闪躲来自檐口的滴水。擦鞋匠随处可见因为鞋袜随时会被弄脏。人行道只在少数的高规格道路才有配置，马车根本不避让行人。在很多情况下，路上会有一些界石，类似于隔离带，行人在过街时可以临时依靠这些界石避让马车。街道只设浅浅的中央排水明沟，没有下水道，直到1838年中央排水的街道才被全部改造为像现在的道路一样的两侧排水模式，并加建人行道。同时，城市中的独立住宅已经完全不见，多层的紧贴的公寓式住宅成为主流，在城市资产阶级的私人居室不断缩小并挤压的同时，客厅与环廊式庭院却越来越多的出现。这其实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形态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将真正的私人空间压缩到最小，另一方面又倾注巨资来装点那些外露的公共半公共功能的空间；一方面新的社会机制与相应的空间形态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大众又冀望借助前一个世代的“合法”（legitimate）外衣掩饰“不合法”的新空间。对拱廊而言，这种合法性来自教堂的中殿的隐喻与公共广场柱廊的借用。而不合法性则来自于这种空间组织本身是没有市政当局许可的。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现代建筑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并且被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压制。在这个过程中，昙花一现的拱廊成为了自发的公共生活的面相丰富的载体。拱廊将内街变成了市民阶层可以以消费逛街为名优雅地社交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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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 [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4.
注1｜本雅明在笔记中强调了“人群”（crowds）与“大众”（masses）的区别。人群主要意指大量密集的人，而“民众”包含了广泛的阶层，尤其是劳动阶层。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习用的一个概念。本雅明认为拱廊服务的还仅仅是密集与大量的“人群”，而“大众”更是后来资本与商业更集中后人群自我构建身份的结果。
注2｜这里的零售货品指dry goods，即除食品以外的衣物、银器与餐厨具等贵重物品。

图3｜美国第一个拱廊普罗维登斯拱廊｜建于1828年

拱廊的出现还得益于几种19世纪的发明与材料革新——边缘平直的玻璃，燃气灯与铸铁结构。平直的玻璃边缘与天棚的铸铁结构更好的搭接，拱廊内便免受漏雨之苦；燃气灯使得一个街区的内部不再受制于自然的采光条件；铸铁使得结构与装饰的自由度大大提升。直到19世纪中期拉布鲁斯特与帕克斯顿才将这些技术大规模的用于大型的建筑物中（巴黎圣日内维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水晶宫等）。由于地处干燥明亮的半室内环境，那种在泥泞道路上的种种失态行为都见不到了。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都可以在一个玻璃顶棚下以一个共同的逛街人的面目出现。在一个公共的环境下，这种瞬时获得的社会身份——逛街人又可以将私人身份置于安全的经济身份的庇护下。这时，拱廊的社会机制与空间形态到达了短暂的统一。拱廊也是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谓的大都会的密集视觉刺激的集中体现。[3] 它表现一种廉价工业制品的华贵，并容纳来自商品的刺激，但也并不排除近乎宗教性的体验，同时又是密集的当代技术的炫耀式呈现。拱廊是在现代工业密集涌现当中的产物，因为量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的经验需求。质的差异渐渐取代量的生产，变成愉悦人群的主要方式。

巴黎的第一个拱廊（Passage des Panorams）出现在1800年前，其余大部分拱廊出现在1826-1834年之间。法国之外的西方拱廊式建筑多数在1850到1900年之间建成。在1850年前后的巴黎，19世纪前五十年时代兴盛一时的拱廊式商业模式渐渐被第二帝国时代的空间更宏阔敞亮、营销方式更先进、资本实力更雄厚的百货公司（department store）所取代。百货公司大多是独立的建筑体，这和嵌在城市街区之内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拱廊有着根本的区别。今人所建的大多数欧美国家的拱廊其实已经是大资本营建的百货公司之一部分，如巴黎的Le 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类早期购物中心可以让拱廊的商业部分延伸到二层以上，形成V字剖面的室内谷地，二层乃至三层的两侧环廊在某些部位通过天桥连接。尺度比1830年左右的拱廊要大许多，比如克利夫兰大拱廊，莫斯科的国家百货公司（Glavnyi Universalnyi Magazin），米兰伊曼纽尔二世拱廊等。位于香港上环的西港城（Western Market）建于1906年，也是一个以拱廊形式组织内部空间的商业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建筑防火规范日趋严苛，相邻建筑之间已经不能再建造这种边缘空间，同时城市对卫生、通风与日照的需求日益迫切，花园城市、城市美化、进步主义等社会运动之后，拱廊几乎绝迹。作为一种社会机制（institution）的拱廊的历史在百货公司大量出现后就已经终结了。但是，作为一种建筑空间类型的拱廊依然延续到了20世纪初，一直渗透进柯布西耶的“住宅单位”的概念（Unité d'Habitation），但是柯布西耶完全剥离了拱廊的世俗交易功能，其实这种剥离从傅里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法郎吉的时代就开始了。在1960年代，在经典现代主义遭遇巨大危机的时刻， “拱廊化”的都市改造方案又大量出现，比如英国的第二代新城坎伯诺尔德的市镇中心，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培根（Edmund Bacon）所主持的费城的东市场街改造等。（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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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mmel,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N. Levin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图4｜美国的克里夫兰大拱廊｜建于1890年｜19世纪末的购物中心

拱廊的变体与现代性

拱廊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却依然活跃在20世纪的建筑史中。在柯布西耶根据自己的“住宅单位”所发展的阿尔及尔规划中，从输水道变形而来的蛇形巨构城市横亘于整条海岸线上。整个带形城市有十三层，上面六层下面六层，当中是一条供机动车行驶的基础设施板。每层都是双层空间，公寓单元如自由生长的细胞般嵌入这些双层空间中，居民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改造。这个巨构输水道的形象也来自于Algiers的殖民地新城女皇大道（Boulevard de l'Impératrice）的基座所形成的连续拱廊。它们形成了一种连绵不绝而又自我复制的空间隔断，为进一步的功能置入创造了无限可能。但是，柯布西耶对世俗的零售交易空间的忽视几乎就是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致命伤。柯布西耶把商业变成了仅仅服务于一个封闭小社区的居民的服务设施。在《雅典宪章》的城市四大功能中，最接近商业行为的娱乐休闲被定义为公共开放空间上的非交易性的活动，这种理念同启蒙时代的对公共广场的完美想象如出一辙。原本应该占据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被丢弃了。（图5）

建筑师对纯净的，绝对的公共广场的偏好来自于旧制度晚期的启蒙时代，“大众”（masses）对室内化的、奇观般的商业空间的喜好则与19世纪的巴黎无异。拱廊以及后来的城市世俗空间本身的矛盾性并不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消解。同主流的建筑学历史叙事不同的是，这些世俗的空间不知何来也不知何往，他们有着自身的历史进程。本雅明将拱廊的发生发展衰退视为一种超现实主义“梦境”。如果仔细审视这段历史本身，那么可以看到这段“梦境”——一种无法再清晰复述的历史进程，与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现代建筑史是并行的，但并不被后者包容。而这段精英现代建筑史就是本雅明所颠覆的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rogress， Tiedemann, p.941）。本雅明更笃信效率与信息的进步并不相当于人文的进步。在人文领域，20世纪相对于19世纪甚至可能是退化的。20世纪所依赖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与都市空间的革新都在19世纪都出现了，但是对于效率与理性的信仰让那些不见容于效率与标准的空间形式都迅速消亡了。进步历史观从认知挪移到生产领域的结果就是将多样的文明都推向一个共同的终点。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杰姆斯·斯各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中对柯布西耶做了如下的评价：

柯布西耶的城市被设计为一座生产的车间。在这种语境下，人类的需求都被科学的规定了。他从未考虑为谁设计，或者他们是否有自己的诉求，或者空间使用者的需求是不是多样的。他对效率极度关注。他将零售交易与食品生产功能视为城市噪音，并认为这些都可以由集中化的旅馆服务所提供。虽然楼面空间可能是为社会活动提供的，他却从未谈及公民的实际的社会与文化需求（Scott, p.115）。[1]

如柯布西耶想象中的“白板”（tabula rasa）巴黎，奥斯曼的第三帝国巴黎，苏联城市规划，乃至当代的新加坡城市规划，都可以看做一个“国家的视角”下的整体都市。

拱廊的第一个“变体”百货公司是在第三帝国巴黎时代兴起的，经营百货公司的可能就是早期拱廊的小业主，在资本实力雄厚之后，他们非常自然的抛弃那些带顶棚的城市后街，转向更大规模的货物流动与商品展示方式。百货公司采用卖家定价，一般不能讨价还价。连续的店面不存在了，买家进入的是一个庞大的货品展示廊的内部，商品分门别类。买家可以自由的比对、观察货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本雅明认为，这时买家们才会将自己视为一个“大众”团体中的一份子。他们享受统一的售价，遍览多层楼面的货架，在同一种身份中获取安全感（Benjamin，p.60）。一个大众群体身份的建立不是在城市广场，却是在大型百货公司里。百货公司是整个奥斯曼巴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消费这种多面相的行为理性化的载体。（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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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115.

图6｜巴黎Le Bon Marché百货公司｜19世纪中叶

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期，世界商业建筑变迁的前沿阵地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又从美国东海岸转移到了西海岸。美国建筑史学家理查德·朗斯特雷斯（Richard Longstreth）曾经对美国的郊区购物中心（regional mall）代替传统都市中心的历史（1920-1960）进行详细的论述。[2] 20世纪中期的传统百货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这个时期的百货公司的连锁经营日益发达。随着城市蔓延，百货公司不停在城市郊区开设分部，几个百货公司分部（所谓anchors）的集中就形成了郊区购物中心的雏形。郊区购物中心往往是由几个大店构成主力店与行人街的终端，一些小店铺沿步行街布置。这些购物城构成了不断形成的美国郊区的新市镇中心，如果对比百货公司代替拱廊的那段历史，那么这两段历史都是在现当代建筑史主流叙事边缘的插曲。美国最早的两个郊区购物中心——洛杉矶西木村（Westwood Village）与堪萨斯城乡村俱乐部广场（Country Club Plaza，都建于1930年代）悄无声息的改变着资本主义空间的面貌时，美国几乎对欧洲的现代主义一无所知。西木村与乡村俱乐部采用的是地中海式小镇的建筑类型，这在极端现代主义看来无疑是一种倒退。但是如果深入考察这些购物城的平面布局与经营方式，却可以发现资本的运作、租赁与业权转移中的控制、业态的布置等等都比未经规划的市镇中心具有更多的理性与标准。由于均好性与利润率的趋同，商业的高度密集成为理性选择，商业体量从单一建筑延伸到了多街区乃至超街区（superblock）规模。这种理性的内核披挂起一个更温情并“合法”的殖民地西班牙风格外衣。就像19世纪的拱廊披挂起象征华贵的连续柱廊的外衣。进一步，这种空间类型的起源更接近洛杉矶的农夫市场（Los Angeles Farmers Market at Fairfax）以及美国各地所建的同类临时市场。由此，现代性是多面相甚至多线程的，卡罗尔·威利斯（Carol Willis）的金融逻辑下的纽约与芝加哥的高层景观、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所研究的的19世纪美国企业城，都是特殊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3] [4] 它们的出现无法用线性的进步观来解释。文化、习惯、建筑规范、技术、经济乃至宗教都影响着它们的各方面的面貌。这些因素的拆解是认知层面的，在现实层面它们依然形成一个社会整体，如同一个梦境般难以解码。

19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制造业外移，高速公路与城市快速干道替代了轨道交通，并将城市切分成互相独立的区块。整个西方经济进入服务经济与消费主义时代。拱廊的变体几乎就是极端现代主义所忽视的那些世俗的空间类型，除了百货商店与大型购物中心外，到20世纪还出现了步行街（pedestrian mall），区域购物中心（regional mall），人行区域（pedestrian precinct）等。这些概念都有各自的定义与历史（包括运行方式与空间上的），不能仅仅从字面理解。它们的意义都在于将传统的街道，市镇中心与广场室内化或商场化。某些市镇中心的业主会集结成公司化的开发与管理主体以统筹整个市镇中心的经营，业主之间的竞争关系变成了共谋的关系。比如洛杉矶的圣塔莫妮卡第三街、卡尔弗城（Culver City）等。传统的百货公司依然存在，只是它们改头换面，以更亲近体验与展示的形象出现。在商场化的过程中，一些原本与消费无关的社会机构也参与进来，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延斯（Janss）所开发的西木村密切相关，斯坦福大学曾经参与斯坦福购物中心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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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ngstreth,Richard. City Center to Regional Mall: Architecture, the Automobile, and Retailing in Los Angeles, 1920-1950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3] Willis, Carol, Form Follows Finance: Skyscrapers and Skylines in New York and Chicago[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5.

[4] Crawford,Margaret. 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 Towns [M]. London:Verso, 1995.

图7｜法郎吉｜傅里叶的乌托邦社区｜采用二层连廊贯通所有部分

商场化（malling）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与空间两层含义：商场化在社会层面是将整个城市街区变成一个大资本控制下的零售店。在空间层面，商场化则意指类同18世纪的建筑师建造公共柱廊那样的对城市的步行化（promenading）改造，人行道与内巷被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放大的公共区域，甚至走向三维空间。【注3】人行道与车行之间完全隔离。这种空间类型的涌现几乎印证了本雅明、塞内特、马克·奥吉（Marc Augé）等人对空间的判断：空间是人群流动的衍生物；空间已经不是为了停留，而是为了通过；在共同的消费活动中，人群获取了一个集体身份与归属感。[5] 启蒙时代的公共广场由于排斥零售行为，也排斥了构成“大众”概念的经济基础，拱廊的出现弥补了这种建立在经济行为上的公共性，同时用类似教堂中殿般的室内体验求得精神领域的合法性。

结论

在本雅明那里，拱廊是自生的解放力量展示的现场。在没有大资本介入时，小业主们通过法律边缘的投机行为共建了一个基于零售行为的社区。本雅明痴迷于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体力量的组织与它们所造就的更大尺度的整体性与群体身份。这种群体身份正是社会的内聚力的基础。同时，拱廊所表现出来的繁茂的视觉文化也无法用极端现代主义建筑学的线性历史观来阐释。来自民间的拱廊毫无选择的混合了当时所流行的各种形式语素，而这种折中主义的态度是极端现代主义难以容忍的。本雅明更将拱廊与傅里叶所实践的空想社会主义社区单元“法郎吉”（Phalanx）联系在一起。【注4】有意思的是，后者却是一种排斥资本与商业，以劳作为义务的志愿性社区。在最近的十年，改变整个中国的城市中心区面貌的是不断涌现的“城市综合体”。这些综合体的体量与功能的丰富程度超过了欧美的类似项目。它们占据着各种规模的城市的主要街道，以一种炫目繁茂、毫无节制的形式统治着当代都会生活。与拱廊、百货公司、郊区购物中心一样，这些空间是生产、服务与消费更趋集中，资本在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驰骋的结果。但是并不能将它们简单等同于欧美的同类购物中心综合体的移植，而他们在获取自由的同时也必将在另一个社会或技术层面受到束缚。拱廊的兴起部分的缘于小业主的投机行为，同样的，如果看做一个文化景观，那么综合体就如本雅明所说的一片树叶一般呈现了当代中国都市主义这株植物的所有面相。（图7,8,9）

拱廊与百货公司都是历史进程中转瞬即逝的空间，它们是反纪念碑化的，从建造伊始就已经可以预见到改造或拆除。他们以一种沉溺的态度躲藏在各种风格与形式的外衣中，却任由自身的资本逻辑在合法的边缘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公共空间”这个被绝对化的概念也应当挣脱它的启蒙时代的记忆的约束。如同拱廊被百货公司替代，由于电子零售业的崛起，城市综合体目前的形式也终将慢慢淡出历史，或者重新获取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群体的消费行为与建立在新消费行为上的空间想象却不会停止。本雅明提出了一个在当下的“苏醒”后如何叙述作为梦境的历史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在综合体即将成为一段苏醒后无法追忆的流光溢彩的梦境之前，应该把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放置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反思。最后，拱廊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关系讨论常限于视觉文化方面，而对空间方面的讨论往往简略。在将本雅明的19世纪的丰茂的城市景观转变成文本的同时，必须将其重新置入具体的空间对象中。因为群体身份的获取与历史的行进感总是在一个特定的建成环境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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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ugé, Marc.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M].Translated by John Howe.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5. 

注3｜不仅仅连通办公楼与商业的步行桥与地下通道就是这样一种仅为通过而设置的空间，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码头充满了各种无法名状的通过性空间，奥吉将这类空间称为单向空间。这类空间变成一种具有强迫性的单一目的场所。

注4｜本雅明在笔记中记叙到：“让我们描述一下街廊，这是一个和谐的宫殿所具备的最诱人且珍贵的特色……法郎吉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街道去接通它的各个部分。这座中央华厦的各个部分都可以经由一个宽阔的、贯通整座建筑的二层通廊连通。在任何一个终端这些二层通廊都有由柱子支持的步行桥连通，也通过地下通道和相邻的建筑接通。所以，任何部分都由室内的优雅舒适的通道连通，即使在冬日也有供暖与通风。这个通廊主要在二层，它没法放在地面层，因为地面层是供马车进出的……”从这段描述来看，拱廊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法郎吉这种乌托邦巨构的雏形。

图8｜西木村｜Westwood Village｜美国的第二个郊区式购物中心

图9｜多伦多的Eaton Centre购物中心

图片来自Geist, Johann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 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 MIT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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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于《新建筑》杂志2014年“在地建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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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致本雅明的信

阿多诺和本雅明之争的深层问题是“大众的意识”，即“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应该指望个体，还是指望集体？本雅明在技术复制的艺术中看到了集体的希望，而阿多诺对集体，对统一性的强制有着深刻的怀疑，他认为应该重新追问个体的问题。本期推送的是阿多诺给本雅明的三封信，它们将论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波德莱尔章》，第二阶段围绕《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三阶段则围绕《拱廊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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