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格鲁瑙：身体的法则｜包豪斯女性

Original BAU学社｜院外

编者按｜

院外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格鲁瑙的协调课程与伊顿的初步课程，共同勾勒出魏玛包豪斯教学理念的轮廓。不同的是，格鲁瑙侧重从音乐和色彩、听觉与视觉的共感中，找寻个体心理与身体的平衡。她在包豪斯的教学方法，便是围绕“平衡”展开。尽管她于1923年6月被正式聘为教员，却并未获得与其他形式大师一样的职位，而是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得到一份单独的合同。当伊顿离开后，她失去了在学校里最重要的同事和最强有力的盟友，结果是1923年秋天，她的课遭受了一次不可阻挡的衰落。可见本文开篇首句作者将格鲁瑙称为“包豪斯唯一的女性形式大师”的情况，并非属实。本文后半部仅用展览手册中的含混称谓，来作为格鲁瑙与其他男性形式大师平起平坐的证据，实在有些力不从心。由此可见，Ulrike Müller急于为包豪斯女性翻案，溢美之词的背后，也淡化了原本存在于格鲁瑙和当时其他男性形式大师之间职位差异的现实。可偏偏格鲁瑙在魏玛包豪斯授课的这段经历，恰好建立在文中字里行间的矛盾之上。BAU学社以学社成员的初译作为学社自身的“初步课程”，并鼓励成员们对一些基础讯息进行加注，尝试着与文本形成对话。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

文｜Ulrike Müller 译｜李丁责编｜XQ

格特鲁德·格鲁瑙：身体的法则｜包豪斯女性｜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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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内在平和的渴望，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的不幸就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不幸。如果我们懂得了我们自身的法则，我们也就明白了同代人的。人们就会学着去理解、尊重和关爱他人。如果我们通晓了宏观世界的法则，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就通晓了我们自身内部微观世界的法则，这两者应该是和谐一致的。”

——格特鲁德·格鲁瑙于《平衡的圆》[Der Gleichgewichtskreis]

格特鲁德·格鲁瑙是包豪斯唯一的女性形式大师。凭借着课堂上注重整体性的哲学规划和富有韵律性的音乐练习，她对早期包豪斯影响深远。遗憾的是，她的贡献持续被低估了。

1919年秋，年近五十岁的教师（格鲁瑙）接受了初步课程教师约翰内斯·伊顿的推荐，在魏玛包豪斯任讲师职务。他在耶拿听说过她，并对她的教学方式印象深刻，其基本观点和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格特鲁德·格鲁瑙像伊顿一样，认为只有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人才能发挥其创造力，每个人都带有这种协调能力，还可以通过练习的方式来激发它，将其从无意识转为有意识。在1916年产生的有机形式概念里（他在自己的包豪斯课程中运用了此概念，随后于1923年在其《有机的设计理论》中被记录下来），他的包豪斯教学法和训练结构旨在涵盖学生们全部感官的有机发展。包含着感知与表达方面的训练，格特鲁德·格鲁瑙讲授的和谐实践课程[Practical Harmony Course]，很快更名为协调实践课程[Practical Harmonizing Course]，这门课用来敏感化、重新唤醒和再度整合之前被忽视的感觉器官，从而达到“治愈”个体的作用。

在伊顿给他的维也纳音乐家朋友约瑟夫·马蒂亚斯·豪尔（1883-1959）的信中，格鲁瑙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与包豪斯教学有关的语境里。自1908年以来，豪尔早在勋伯格之前就开始用十二音的方法作曲。他的想法是将来自音乐理论的见解，与哲学和神秘主义相连。当伊顿在开发他的初步课程时，曾仔细研究过豪尔的音调与色调圆环[Klangfarbenkreis, circle of sound and color]。并且，他很可能已经将谐音的[harmonics]观点引进包豪斯。1919年11月，他从魏玛寄信到维也纳提及：“几周以前，那个格鲁瑙小姐找到我…她希望在包豪斯进行一场要通过眼睛和耳朵来进行教育的讲座。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决定鼓励我的学生去听她的课。我现在亲自参加她讲座，发现演讲的许多方面都很出色。”

自1921年春季起，格鲁瑙与莉莉和保罗·克利夫妇共享同一栋房子，期间和她的助手希尔德加德·海特梅耶[Hildegard Heitmeyer]住在一起。此前，克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伊顿的守护天使格鲁瑙小姐，将和她的助理，一位友好的年轻女士，住在我们楼上。”1921年夏季学期，协调课程开始在概念上与初步课程的教学直接关联。艺术史家玛格达勒娜·德洛斯特[Magdalena Droste]指出，在1921年拟定的新版包豪斯章程[Bauhaus statutes]（于1922年7月发布）中，格特鲁德·格鲁瑙参与撰写了其中最显著的变革，即：“在训练的整个期间，会在声音、色彩和形式的共同基础上开设协调实践课程，其目的在于平衡每个人的身体与精神特性。”1923年，格鲁瑙的学说对新构想出的包豪斯项目纲领[program]来说至关重要。格罗皮乌斯甚至从她协调力量的概念中，延伸出关于其结构特征的定义。她在《通过形状、颜色和音调组成动态形式》中的贡献，为他在《魏玛国立包豪斯的理念与组织》中的描述作了补充。她的基本论点为：“在每个系统之上建立的最高法则，即为平衡。因此，与平衡器官相连的耳朵，在感知系统中起到核心作用。声音对人的强烈影响便归因于平衡。”

由此立场，她发展出自己的实践理论：“每一种生命力，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一套法则，一类声音。”（她的助手）希尔德加德·海特梅耶解释道：“格特鲁德·格鲁瑙确信，当我们经验一种声音、一种颜色时所触发的运动，正是由特定的神经区域引起的，况且这种声音和颜色在一个人身体的组成中，有着特殊的根源。…力量赖以生存的十二种特有色，在强有力的生命中所蕴藏的十二种特有色，为整个人类展示着一种简单、自然的平衡。它们也代表着音阶的十二种音调。”鉴于此，格特鲁德·格鲁瑙开展发展着出她的课程练习。

有关格特鲁德·格鲁瑙的生平和学说发展的资料很是稀少。她于1870年出生在柏林。她在家乡学习的音乐，师从于克萨韦尔和菲利普·沙尔文卡兄弟，也和来自传统美声唱法的汉斯·吉多·冯·彪罗与乔凡尼·巴蒂斯塔·兰佩蒂[Giovanni Battista Lamperti]学习过。透过自如的应用传统美声唱法原理，格特鲁德·格鲁瑙进行着她的音乐实验：不仅在歌曲的流动中也在单音调中，（都充斥着）绝对美妙的圆润和饱满。格鲁瑙专家科尼利厄斯·斯特克[Cornelius Steckner]持续研究着她教学的早期阶段：“很有可能是在1908年的视唱课上她留意到…在钢琴演奏中，特定单音调和颜色会增强表现力。她最初是在喉咙检查中发现了生理效应。由此，这段时间她所获得的领悟定义着她此后的生命历程。”

她的专长领域属于共感音乐教育。共感意味着多种感官印记[impressions]的融合。总体而言，一种感觉需通过与另一种感觉建立联系来呈现，反之亦然。这种教育学理论旨在平等的、不同的对象间，实现一种相对应的“系统性”平衡。例如，在声音和色彩之间，或在直觉与智力之间。1919年，格特鲁德·格鲁瑙首次在柏林和耶拿公共讲座中介绍她的教学和视觉化系统。随后，她不仅教过魏玛包豪斯的所有学生，也教过像保罗·克利和约翰内斯·伊顿那样的大师，直至1924年。

那么，格鲁瑙的课堂看起来是怎样的呢？她最重要的工具是她的大钢琴。她的崇拜者，来自耶拿的出版总监尤金·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richs]，在他1920年5月号的《Die Tat》杂志中这样向他的读者描述一次小组课程：“一个人闭上眼睛，然后伴随着短期的内心释放[inner closure]。接下来的指令是去想象一个彩色的球，去感受它，用手指去戳它，或想象在钢琴上敲出一个音符。很快地，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动了起来。…一个青年站起来，一只手臂用力在空中击打着另一只，仿佛他正在建筑工地向上扛石板，而他的脚以一种舞蹈的节奏有力的在地上滑动。…另一个人…完全惊讶于一个女孩的手语表达中。”1980年，年过90岁的包豪斯织工、从前的学生艾尔丝·莫格林[Else Mögelin]在访谈中回忆起课堂上的微妙时刻，当时在场的大家接收到来自格特鲁德·格鲁瑙那不可回避地指示：“现在，把蓝色跳出来！”

每次初步课程结束，格特鲁德·格鲁瑙都会为学生们提供有关艺术的方向选择和参加哪个相应工坊的建议。在定期评估每个学生的成长方面，她是一位严格的评判者，但她也时常力挺她的学生们。显然，她十分受人尊敬。她的课堂被认为是有趣且新颖的；作为专家，她的观点（相当）受到重视，同时也主导着大师会（的决策）。包豪斯大师罗塔·施莱尔在他1956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她…对我们来说像是古代伟大的智者之一。内在先知般的感受力，让她在色彩、形式和音调之间形塑着智性联结。如此，她使人们由内而外达到‘平衡’。”

在1922年6月的包豪斯介绍说明书中，和在1923年大展上对师资队伍的官方概述中，格特鲁德·格鲁瑙与费宁格、伊顿和克利等男性教授平起平坐，并称为形式大师。她基于自由职业助教的正式身份，一直工作到1923年夏天。可这种处境无法反映出她工作的复杂与成功。在大部分年轻同事中，她是唯一的女性。遗憾的是，仅仅“只是老师”的她，符合着普遍意义上性别角色的陈词滥调。她的工作有关个性的形成。她从未出版过任何她自己的艺术作品，也没有开设过工坊。作为一名教育改革者，她本人就是最大的宝藏。然而，她并不是一位争强好胜的现代派倡导者，也对打造自己的形象没什么概念。很可能由于这一点造成了她无声无息地从魏玛包豪斯教员队伍中消失，以及有关她对包豪斯学术形象之重要性的长期忽视。再者，格鲁瑙的课只能反映在学生们的表演中，这一教学成果“不显著”的决定性证据，让那些盼着伊顿在1923复活节离开后，就立刻停办协调课程的人，能够轻易如愿以偿。尽管她于1923年6月被正式聘为教员，却并未获得与其他形式大师一样的职位，而是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得到一份单独的合同。当伊顿离开后，她失去了在学校里最重要的同事和最强有力的盟友，结果是1923年秋天，她的课遭受了一次不可阻挡的衰落。

1923年10月18日，形式大师会议记录简明扼要地解释道：“过去三年来，我们普遍注意到这门带有包豪斯理想框架的课程，其明确的、切实的影响尚未得到认可。因此，多数大师（6：2）认为不必继续在官方教学大纲中保留协调课程[harmonizing course]。于是，决定自1924年4月1日起，解聘格鲁瑙小姐。”1924年春天，格鲁瑙讲授了她的最后一课。斯特克[Stecker]写道，最重要的是，此时外界反对者针对包豪斯的政治和公共攻击，都将矛头对准她，这也是她被解雇的原因吗？

1925年，随着魏玛包豪斯的终止，格特鲁德·格鲁瑙不再移职德绍，而是在汉堡大学任教直到1934年。在那儿，她与恩斯特·卡西尔，格特鲁德·宾，威廉·斯特恩以及维克多·冯·魏茨泽克，还有两位年轻教员沃尔夫冈·穆勒-克拉内费尔德[Wolfgang Müller-Kranefeld]和安妮·阿德勒[Anni Adler]，一起工作，直到1930年代。

格特鲁德·格鲁瑙的教学（自此）开启了与格式塔心理学、禅宗佛教、自律训练，以及音乐治疗原理的联结。她的学说与毕达哥拉斯宣讲的古代哲学理念之间的关联，也十分引人入胜。他的宇宙和谐摆动理念，其系统本身反映着声音和许多音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在诸如亚历山大的希帕蒂娅（公元四世纪）和希尔德加德·冯·宾根（11世纪）等著名思想家的世界观中显而易见。有关微观与宏观系统中音调基本含义的问题，格特鲁德·格鲁瑙的学说与希尔德加德·冯·宾根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当众多与格鲁瑙共事的科学家们在1933年之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职位时，她失去了在德国的影响范围，而在一年中花几个月的时间，前往英国和瑞士任教。战争期间，她不再能留在国外，并于1940年回到德国。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十分悲苦。1942年，她在杜塞尔多夫遭到炸弹袭击。之后，她搬去勒弗库森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两年后于1944年6月11日，因心脏病在那里去世，终年74岁。

在勒弗库森的最后几年中，格特鲁德·格鲁瑙试图将她的文章和思想汇集到一起形成完整的作品。但是，终稿尚未完成。幸存下来的手稿于1996年被送去魏玛，并在2001年出版。希尔德加德·海特梅耶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向她的老师致敬。她写道：“格特鲁德·格鲁瑙毕生的工作，涵盖了对力量、声音和色彩等基本领域的杰出且丰富的研究，那些构成我们智力、情感和身体存在的基本形式，在她的研究中被以全新的视角和系统揭示出来。”

版权归译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BAUHAU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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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包豪斯身体训练课可以说是包豪斯派对、包豪斯乐队乃至包豪斯舞台的先声，显示出包豪斯自创建之初就为自己设定的另一个目标，一个与外界认同的官方论述保持张力的目标：造人。但是，经过英语世界对现代艺术史的系统重写，包豪斯基本被指认为一所引领性的现代设计学校，以至于许多看上去与这一角色不相干的实践都长期处在历史叙述的阴影中。包豪斯造新人的目标被造物的目标覆盖。我们几乎忘记了包豪斯的主创者们曾经暗自赋予包豪斯新社会之策源地的意义。

尽管包豪斯的理念是精神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所有的技术资源和知识都需要提供一个可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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