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彼得·斯洛特戴克
编者按｜
本文原收录于《哲学气质：从柏拉图到福柯》。就其目录看来，斯洛克戴克列举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布鲁诺、笛卡尔、福柯、费希特、黑格尔、胡塞尔、康德、克尔凯郭尔、莱布尼兹、马克思、尼采、帕斯卡、柏拉图、萨特、谢林等人，看似是一部标准的思想史著作，实际上并非一种对于思想内容的知识性的介绍，而是以一种动态的理论分析来对历史的层层矛盾进行拆解。今日适逢马克思逝世纪念日，斯洛特戴克所想要提示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怎样的一种对马克思的读，才是一种好的读呢？（备注：院外曾于一年前发布此文，后被管方删除，值此纪念日重发。）
文｜彼得·斯洛特戴克 译｜夏凡 责编｜莲灿
Karl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马克思｜2013
本文3500字以内
马克思的著作的历史让当代的评论家忍不住大发感慨，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解释者之间的战争史。就其起源而论，解释的狂热属于“神权政治的狂怒”，其巅峰期则处于好战的一神教氛围下。再没有比基督教的历史更明显的了，一千八百年来，基督教一直怀抱着无与伦比的“献身和理解”的权力意志，从而耕耘出一群文本，亦即闻名天下的《新约全书》。基督教的例子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解释者对文本的统治。罗马天主教的丰功伟绩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官僚操控的解释学独裁。在其中，主教的君主统治和解释权力的统一得到了彻底的思考，并获得了最彻底的实现。阐释者即为立法者，经文并不立法。真正永远正确的党是在第一罗马，而不是在第三罗马（指莫斯科）。只有阐释者才让导师的词句发出声音：这条规则不仅适用于古老的、散播福音的文本材料，亦即适于作为教会之基础的那些文本，近代的准福音书也印证了这一规则。
有时候，人们会将三位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三人以各自的方式将19世纪的黄昏带入了20世纪，而评论家们找到了他们的公分母，称他们的使命为传播祸音。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看来，他们携带了关于人类现实的基本力量的三种莽撞的负面讯息，使得现代的公民们不得不奋起反击他们：生产状况对唯心主义虚构的优先性；生命活动（权力意志）对象征体系的优先性；无意识或本能对人的自我意识的优先性。通过这三种声音，祸音的传道士们似乎宣布了同一个命运：你是结构和体系的囚徒。追求真理的意志让你不自由。这样看来，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黑暗的信使，他们带来的真理并不上升和统一，而是分解和沉降。
当然，更进一步的观察会发现，三位大师造成的效果完全不同于宣告人类的纷乱或分崩离析的末世论先驱。与之相反，三人均以各自的方式找到了继承的形式，人们不得不称之为使徒形式——假如这一表达还没有被基督教范式彻底殖民化的话。马克思像尼采和弗洛伊德一样，成为文本的创始者，对文本的基本倾向则是“解释者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法则。他们仨都寻找并找到了机灵的读者，从他们的著作中探测到了事业的口号，实际上是谋反、结社以及激进的思想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借口。此外，他们的著作证明了非职业学者的现代教育职能——他们揭示了19世纪以来的大学异化到什么程度，和至关重要的创造性思维相隔有多么远。至于现代大师的阐释者们，帝国、教会和他们的学校一样，都是他们的重要雇主，一旦有可能（比如在获得权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中那样），三者将结合为单一的集中权力来创立意义，解释经典的官员们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是贵族专政和教士特权的结合。
在极权主义体制中，次级的统治能够虔诚地居于大师文本的帷幕下。当宗派掌握了权力，忠诚和背叛就不再分明。直到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幻想着大师本人也会为对其学说的某些偏离而击节叫好。作为最后一位真理之父，马克思给他的儿子们灌输了这样的信念，对父亲的异议也同样来源于父亲。马克思的教会想要作为“圣父、圣子和批判”的过程环节而漫步于历史之中。我解释，故我是大人物：符合时代的解释开启了通往权力之路。当神圣的经典文本被帝国、教会和学校的不合理的愿望包围，阐释者们要确保他们在教阶制中的优裕地位。伟大的历史岂不一直是意义的战士们的王国吗？如果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有权作为马克思的阐释者，那么透过其肆无忌惮的挪用者们的棱镜来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为现代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解释权力复合体。难怪斯大林——在他的时代，他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最高祭司——觉得他比罗马的竞争对手强，他咄咄逼人地问道，教皇有多少支部？
当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阐释者的独裁（他们一度声称建立了第二个世界）遭到了政治和经济的溃败，问题来了，马克思到底有多少读者，其中又有多少好的读者？
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保卫马克思、反对其荷枪实弹的信徒们的思想斗争，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在1920年代初，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被误解的伟人，就成为一种时髦。据说，只有通过批判的诺斯（神秘知识）才能领会马克思的真正意图。这里，真正的马克思和现实生活中造成后果的马克思相对立：制度的分析师对立于乌托邦，结构的科学家对立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左派的反讽的神龛中，《资本论》的作者一直活到了70年代，成为把他的名字写在旗帜上的那些不幸的抗议者。在苏联这一幽灵般的意识形态实体消失之后，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究竟能不能摆脱它铸就的历史？是不是因为它的真正意图并非如此，就可以摆脱干系？能不能重新解读它，假装第一波阐释浪潮不过是僭越的假使徒的幻想和背叛？事实上，文本一直就像占领者撤退之后的国家那样存在着，阴郁却获得了解放，尽管看起来像是第一次。可以肯定，到新的文本世界旅行的少数人再也不相信他们能够直接洞悉发达的金融社会和媒介社会的状况。可能要经过一代人，人们才会像阅读最接近马克思的那些作者们一样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像我们今天偶尔阅读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那样阅读马克思：作为形而上学的残局中的关键人物，他似乎像德国唯心主义那样到达了他的“完成”，并且以某些怪异的方式继续活在他的所谓后形而上学的继承人那里。人们将意识到，马克思著作的基本哲学概念这个层面代表了费希特的异化概念的一种发达的凝聚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唯心主义的注脚，其中暗藏着诺斯替主义的异化观念向20世纪的思想界的转移。
未来的好读者们将注意到，在马克思文本的概念和隐喻下面，是披上了当代伪装的古典形而上学的最悠久的梦想——尤其是强大的历史主体的自我产生这一无所不在的幻梦，以及在消除了货币的世界中“生产者”复归于原初的自我完满这一伪神学主题。只要在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带上自从宗教对解释的战争衰落之后才成为可能的那种好奇和镇定，马克思关于“无产者理性”的哲学虚构的这些基本要素就一清二楚。对于这位弥赛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者，近年来最深刻的著述出自君特·舒尔特之手，人们可以像舒尔特一样发问：“你了解马克思吗？”，也可以像他一样认为，除非马克思的新读者们从事了“无产者理性批判”的冒险活动，否则就无法获得关于马克思的真正知识。因此，对马克思的新知识并不打算在这个消除了批判的时代里再度桀骜不驯地传播已经折戟沉沙的社会批判经典。反之，重建马克思的启迪则意味着进入幽灵般的概念史中，这些概念——作为一种成了国家的力量，一种成了技术的精神，作为盘根错节的货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吸取着个人的生命。毫无疑问，马克思未来的理论声誉将和他作为死劳动的魔法师的杰出贡献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是通灵术：马克思突袭了死者的王国，同价值的影子作战，他仍然和当下有着神秘的关联。今天，吸血鬼——作为货币的价值，它漫步在人群中，而作为愉快的交往者，它剥夺了时间和灵魂的生命——几乎不用任何借口便统治着发达社会。在这里，劳动、交往、艺术和爱几乎统统属于货币的残局。它们构成了当代传播媒介和经验时间的内容。由于货币的使用需要时间，所谓的伟大历史也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延续着；它成了一种永远打加时赛的游戏。这样的历史不再是生活与死物为了改善世界而对话，而是生活更为彻底地遭受了经济化的幽灵的侵略。货币的灵魂更加毫不掩饰地凝视着我们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在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一个由被收买的消费者和堕落的娼妓组成的社会正不断拓展着空间。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后现代的“吸和被人吸”。电信（远程通信）越来越难以区别于远程吸血鬼。来自液化世界的远程观众和远程吸众几乎再也不知道抵抗或自主生活为何物。那些不愿意谈论吸血鬼的人难道不会终将不再谈论哲学？诚如是，马克思的第二次机会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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