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送的是《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的译后记。此书是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朗西埃的哲学奠基之作，其中的思想要点，贯穿了他之后所有的研究。而本书写法，像是讲述故事，讲了一名法国教师雅科托的不凡经历。雅科托依据一本传统的小说课本，创设了他的教学法，他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教给只字不识的人如何阅读。而其中关键，就是教师自身并不授以具体的知识，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教师只用“验证”学生是否学会。所以这套办法，甚至可以授以贫民父亲，让他们教孩子读书识字，解放智力。这不仅促生了一种社会改良的有效办法，更提出了一种平等的哲学。作者雅克·朗西埃1940年出生于阿尔及尔的法国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早年与老师阿尔都塞合著《阅读〈资本论〉》，后来走上独立的思想道路，成为当今法国激进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撰写了多本著作探讨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包括《电影的寓言》《被解放的观众》《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系列场景》《失去的线索——关于现代虚构作品的随笔》等。院外感谢译者与出版社授权，之后还将陆续推送此书中的部分论文。
这本书篇幅不长，却是颇受朗西埃读者欣赏的一本，相较其他专著有更普遍的意义。他的作品体例不拘一格，谈文学理念则深度抽象，谈政治理论则富于反讽，语气十分辛辣。因为这种批评态度，朗西埃在外国与本国都有一种叛逆者的形象。一生诤友巴迪欧应邀长谈他的思想时，也先开玩笑说道：即便我宣称在某些关键点上与他一致，他也会即刻对这几点改观，留我孤守在原地。【注1】当然除了玩笑，巴迪欧知道朗西埃的理论效力何在，不是为叛逆而叛逆，而后一点也反映在这本迟来的译著里。在这里，他不是没有自我立场地专事批评，而是真挚地建立了一个基础，理清几道主线，以此编排了之后各幕思想的演出。这是因为这时，在1980年代后期，他正处于思想历程的关键时刻。之前68年的风波，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朗西埃虽不是筑造街垒的那种学生，但也不是书斋型的读书人。我们知道，他认为有用的研究，不是在巴黎高师的卧室里解读马克思文本。【注2】在5月过后的索邦校区，他遇到公共讨论，对这里学生与工人两种人的混合深有感触，【注3】也更想知道工人自身所想，便放弃了关于费尔巴哈的博论选题，去研究工人运动。然而他背离了老师阿尔都塞立足“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不意味着问题会减少。1975年，他与人共创季刊《逻辑反抗》献给工人研究，而封内文字在阐明立意之前接连十句设问，质疑各种研究取向。几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博论《无产阶级之夜》，接近工人的真实，反观思想的能与不能：它不能让工人把工作贡献给圣西门的理想，却能让他不限于自己的命运，研讨哲学，谱写诗歌。工人这方面的造诣或许不高，但“有那么多真正的诗人却写着三流的诗”，【注4】也有那么多哲学家，虽总被人用作理论的利剑，但手里的长矛却正对着风车。所以两年后，朗西埃在《哲人及其穷人》里极尽讽刺之能事，驳斥那些显赫的哲学家；又两年后，他将19世纪一名“工人哲学家”戈尼（Gauny）的文字整理发表。
注1：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的教诲：风暴过后的知识与权力》，收于《迁移的哲学》（研讨会会报），布雷斯堡，场外出版社（Alain Badiou, « Les leçons de Jacques Rancière. Savoir et pouvoir après la tempête », in La Philosophie déplacée, actes du colloque, Bourg en Bresse, Horlieu），2006年，131页。
注2：朗西埃：《这是怎样的时代？》（En quel temps vivons-nous ?），巴黎，工厂出版社（La Fabrique），2017年，71—72页。注3：朗西埃：《平等的方法》（La Méthode de l’égalité），蒙鲁日，巴亚尔出版社（Bayard），2012年，33页。注4：朗西埃：《福楼拜与某种文学伦理》（访谈）（« Flaubert, une certaine éthique de la littérature »），《欧洲》评论，2018年9、10月合刊，65页。矛盾仍在扩大，直到一个偶然。朗西埃沿着后一条线索，在一本旧书《19世纪平民诗人》里读到：一个底层出身的孩子，读完了母亲所能找到的几本书，但仍充满求知的渴望，于是母亲带他去见一位先生来指导他的学习，而这个人，正是当时已经知名的普遍教育法创始人雅科托。他问孩子想学什么，孩子说：“一切”，他笑答：“很好”，便给他一本法英双语的《帖雷马科历险记》，对他提了几点要求，告诉孩子母亲每周让他来交作业。我们可以想象，朗西埃所关心的不是这个孩子的天资或他将来的诗歌有多好，而是雅科托每周与他会面时都鼓励道：“这个孩子将来能做到所有的事。”对于朗西埃，即使抛弃所有牢靠的理论也要认可工人能力的他，怎能不立刻产生一种共鸣，同感于这句话对一个家境贫寒的孩子的认可？他于是在几个月间埋头相关资料，探索这种认可背后的资源。我们知道，也只有他，能透过雅科托那近乎偏激的尖锐文字，认识到这其实是坚持，是坚守个人这最后的营垒。1987年，这段探索结成了《无知的教师》。可以说正是在这里，那矛盾转化为动力：理论与真实始终矛盾，但朗西埃终于跟研究对象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叫作“平等”。时间证明，这座营垒是坚实的，屹立于时代的潮流中。尽管智力解放的呼声无以抗衡普及的公共教育，工人运动也不再是人们普遍的关切，但有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在2019年3月译介了雅科托的《母语篇》，而这本《无知的教师》在法国书店里也已是2019年的重印版，同时见于哲学、时政或艺术理论书架。它也象征着作者跨学科的影响力：在2005年瑟里西的朗西埃研讨会上，参与者来自众多人文学科以及17个国家。然而，我们不妨重提本书的警句：“普遍教育法不会兴盛”，而它的践行者不会免于争议：在读写积淀深厚的法国，某些享誉学界的学者却也会一知半解便加非议。不过对此，朗西埃概括为：他们大部分人是因为我说了什么就指责我为什么要说，或是因为我没说什么就指责我为什么没说。【注5】所以，这些与他的思想关系不大。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命运反映出思想与时代的一种联系，让思想的效力见于距离。在作者写作此书的1980年代，媒体关注本国高考参加率远低于某些发达国家，检讨精英教育传统与当代大众社会的矛盾，但雅科托的读者知道，思考如何改良公共教育只有社会意义，而若想改变秩序，就要知道这种改变“从原则上是非现时的，它只能从非现时的思想中得到营养。”虽然这种思想在某些人看来“全无效用”，因为他们只在“新近的科技转型、过去的金融危机中解读未来的可能性，但那可以争取到的未来，只能是现时的断层。而历史上已经有过这一系列的断层、这种非现时性。其中，因与果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各种联系不再有效；人们各自的经验互相滋养，并在保持彼此距离的同时，织造出另一片可能的地带。”【注6】
注5：朗西埃：《这是怎样的时代？》，68—69页。注6：朗西埃：《序巴朗什〈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Préface à Ballanche, Première Sécession de la plèbe），雷恩，蓬塞克出版社（Pontcerq），2017年，23页。
Spatial Construction [circle] ｜Rodchenko｜ 1921这“另一片地带”，当然不必是实际的领地。借此书中的比喻，它可以是那片森林，由各种字符组成。而朗西埃独特的出发点，与雅科托相同，就是认识到字词是任意的，毕竟他们都见证过同一个词在不同场合可以讲相反的话。总之，字词的森林中视野是有限的，但这不是普遍派的障碍，我们相信其中有路径，也能走出自己的路径。而且，这也是思想的基本路径，是它必须面对的抵抗，也是它的力量之源：一种思想的强大在于它所受的抵抗。【注7】因为我们所论的“对象不是预先构造出的，而是随着实际工作得以定义。”【注8】如果只是深化概念，就没有字词的历程，也没有激励与回响。这尤其体现在本书四、五章，我们不能只面对某些给我们带来“可能”的方案，而要看到它的思想在现实中遇到什么抵抗、造成哪些偏离，这远胜于将字词附着于固定的标签、旗号或体系。反之，一种思想的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它不受任何抵抗，【注9】因为这种思想相信它的视野始终开阔。朗西埃在别处提到一个典型，他就是在大革命后出生的托克维尔，曾经与雅科托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在美国见到了“更好”的民主，把美国比作“一大片森林，其中无数条笔直的路都通向一处。我们只要走到中心的环岛，就能对一切一览无余。”【注10】然而这种视野只能无视民主本身所含的冲突，因为“民主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它让谁也无法确信自身所见，因为它让谁都不处于自己的位置。”因此托克维尔所向往的与其是民主，更是一种乌托邦，而这乌托邦不是美国，更是梦想见到“事物和人们对等于其概念。”【注11】对这轻易的梦想，探寻者应予摒弃。我们在旅程中没有环岛，更无法搬来一个置于不同环境，但这恰是出发的理由，让我们走出概念的乌托邦，而《无知的教师》便是如此一段历程的记录。回到翻译上，本书不比作者的其他著作艰深，但也给了翻译工作一些难点和经验。朗西埃的写作，向来说理清楚，也不失文笔优美，这也带来两个难点：要清晰还原各处逻辑转换，也不能简单套用概念性的语言。关于前者，西方文字单词自带间隔，并以冠词或连接词锁定语句中的联系，而换作中文，就可以用标点给绵密的汉字制造间隔，并适当转换语序，让逻辑链同样舒展、自然。关于后者，西方语言的词汇，以词根为基础，可作丰富的词性、构词变化并保持清晰而分明，而中文的双字组词法灵活而多义，因此本书中虽然没有任何新词汇，但所用的基本概念往往在中文里可有多个对应，所以对每一个关键词，都需要在把握整体之后选用最贴切的译法，尽量维系概念的区别与照应。另外，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朗西埃常用的写法，便是不分作者的话和转述的话，即使转述反面论调以为驳斥，有时也不加引号标示。因为作者有意为之，这一点也在翻译中保留了，相信读者不难读出各种意见的不同立场，并且不至于误会为作者的立场。至于作者本意如何，他说与雅科托一样，“我要教给你们的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们。” 【注12】书里的话有什么意义，其实取决于读者。
注7：朗西埃：《再版序言》，《哲人与其穷人》（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2007年，14页。
注10：托克维尔：《1835年8月致莫莱伯爵书》，引用于：朗西埃：《新世界的发现：旅行的政治与空间的比喻》，收于《旅行者的故事》（研讨会会报），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 Discovering New Worlds. Politics of Travel and Metaphors of Space », in Travellers’ Tales, London, Routledge），1994年，32—33页。注11：朗西埃：《新世界的发现》，前引书，33页。注12：朗西埃：《这是怎样的时代？》，70—71页；另见本书页边码28页。
雅克·朗西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与学生进行讨论｜2015 年 3 月
文章来源｜《无知的教师》｜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自从这本《无知的教师》在法国出版三十几年来，我每见它又有一种新的译本出现，总有特别的感情。我也不免会遇上中国读者拿起这本书时会有的疑问：今天对他而言，一个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离奇教育家的故事、这个在本国旋即被人遗忘者的故事，还有什么意义？1818年，鲁汶大学的法国文学外教，约瑟夫·雅科托，经历了一场知性的历险。然而，他长久以来经历几多事业波折，本有可能错过后来的惊奇发现。雅科托的心智中，突然有一种启示，指向任何教育系统都有的这道盲目信条：我们必须要讲解。不过，认准这道信条又有何坏处？人只有产生理解，才能得到认识。而人产生理解，就需要有人给他作过一遍讲解，需要有教师的话打破所教材料（matière）的沉默。但这套逻辑经不起过多追问。受讲解人长成讲解人，一切周而复始。作为教员的雅科托本来也在其中，但一次偶然，将一个事实带到了他面前。而他一直认为，一切推理都要基于事实、服从事实。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把他看作唯物主义者。相反，就像提出散步足够证实何为运动的笛卡尔，或者像同时代的保皇派和信教者曼恩•德•比朗，他也认为，来自那活跃的、能够省察自身活动的精神中的各种事实，要比任何实质的物更为可靠。在雅科托的实验中，他对学生们的指示就是这样的迫使。而它收效甚巨，不仅是对学生而言，也对这位教师而言。学生们不靠教师做讲解而学习，但并非完全不靠教师。他们之前不知道的东西，现在他们知道了，所以雅科托仍然教了他们些什么。而他没有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学问，所以学生所学的，并不是教师的学问。雅科托似乎从实验中得到了足够的启示：人可以去教自己所不知的，这仅仅需要他解放学生，也就是迫使学生运用自己的智力。教师要做的，就是将一个智力限制在一个任意的循环里，让它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去。要解放一个无知者，只要并且只有先解放自己，这就是意识到人的心智的真正力量。无知者能靠自己学到教师所不知的，只要教师相信他能做到、并迫使他实现他的能力：这里有一个力量的循环。然后，让我们跟随帖雷马科，一起登上卡吕普索的海岛。让我们跟这几位参观者一起去探视那痴妄之人的洞庭……他用的是这一本书。他可以用《帖雷马科》或另一本书。是偶然将《帖雷马科》送到了他手中，而这本易用的书始终被他采纳。《帖雷马科》有多种语言的翻译，容易在书店买到。它不一定是最出色的法语作品，但它文风纯粹、词汇丰富、寓意朴实。读者可以从中学习神话和地理，还可以靠这本法语“翻译”，领略维吉尔的拉丁语、荷马的希腊语。总之，这是本经典的书，这类书可以让一种语言展示它核心的形式和力量。尽管让他胡诌，我们只看事实。我们看到，是一个意志发出要求，另一个智力对此服从。有一种活动，让智力行进在一个意志的绝对限制之内，我们就叫它关注（attention）。这种活动在各处没有区分，它可以去辨认字母形状、背诵一个句子、探索两个数学对象之间的联系、拼组一些元素为一段话。事实上，教师的基本活动就是这两项：他去询问（interroger），要求一段言说，也就是说，他要一个本来无知或自弃的智力去展现自己。他去检验这个智力在劳动中的确投入了关注，没有在这段言说里随便地说来逃避限制。为此，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位循循善诱和博学的教师？恰恰相反，博学教师的学问，会让他更容易破坏这种方法。我们要先让反对者知道：我们不是让无知者装出有学问的样子，更不会用一种民众的学问来反对学者的学问。的确，我们需要有所知，才能评判劳动的结果、检验学生的学问。而无知者所做的，比这更多也更少。他不是去检验学生的发现，而是去检验他是否作了探究。他是去评判学生有没有投入关注。为了检验这种探究，我们还需要知道探究的意思。而这是我们方法的核心。要解放他人，就要先解放自己。这就是认为自己的心智是旅行者，与所有其他的旅行者同类，是与众多知性存在分担着共通力量的知性主体。这是因为，我们要检验的恰是这一点：所有可以言说的存在，在原则上是平等的。贫穷家庭的父亲可以约束子女的意志，从而检验子女跟自己有同样的智力、跟自己同样地探究；而在书中，孩子探究的是著书者的智力，从而检验其智力与自己的智力在同样地施展。这种相互联系就是解放之方法的核心，是一种新哲学的原则。一切都在一切之中，这是力量的自我循环。这种力量源自平等，它去任何人类成果中探寻智力的手印。雅科托为此设计的练习，震惊了巴蒂斯特•弗鲁萨尔，他是进步论者、格勒诺布尔的小学校长，陪同议员卡西米尔•佩里耶的两个儿子来到鲁汶。我们需要深入探索这些成果中的道理：“我们指导孩子，是基于各智力皆平等的主张（opinion）”。
我们从这个开头说起：高等心智如此钟爱的树叶。我们可以如其所愿地承认，树叶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只想问：你怎么从树叶的差别，过渡到了智力的不平等？不平等，只是差异的某一种，而这一种差异并不见于树叶的例证。叶子是物质存在，而心智是非物质存在。将物质的属性推及精神的属性，岂非一种谬误？
我们知道，如果去辩解各智力皆平等，这也是循环论证。所以我们走向另一条路：我们只谈我们所见的；我们指出事实，不求给出它的原因。平等的智力这个词，是概括性的表达，它汇集了我观察两个低龄孩子时所发现的所有事实。”
这种根本的逆转，反映在人的定义的再次逆转中：人是操纵智力的意志。意志是理性之力，而我们必须让这种力量摆脱观念派和实物派的论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必须明确笛卡尔的我思中的平等。
有两种根本的欺瞒：一是声称“我说的是真理”，一是断定“我不懂怎么说”。那回归自我的理性存在，知道这两种意见的空洞。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不可能无视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欺骗自己，只可能忘掉自己。“我做不到”就是忘掉自己的一句话，它让一个理性的人从此隐藏。但在意识和行动之间，没有任何恶意的精灵可以插足。我们需要逆转苏格拉底的格言。他说：“谁的恶都不是有意的。”我们反过来说：“所有的愚昧都出自恶习。”
真理不会讲出自己。真理是一体的，而语言是零碎的。真理是必然的，而语言是任意的。语言任意性的这个论题，甚至在被普遍教育法提出之前，早已把雅科托的课程变成了众矢之的。雅科托为鲁汶的就职课程所定的主题，沿自十八世纪的狄德罗、巴特神父的问题：句子的“直接”结构将名词置于动词和表语之前，这是自然的结构吗？法语作者们是否有权利认为这种结构标志着法语的智力优越性？雅科托对此一举否定。
从此就有了那奇特的方法，而创始人将它付诸不少痴妄之举，包括教授素描和绘画。他先让学生去讲自己想要再现的内容。比如，他可以临摹一张素描。在学生开始去画自己的作品之前，我们不能给他讲解该用什么方法，那是有害的。我们知道其中的道理：那样做可能让孩子感到自己缺乏能力。于是，我们相信这个孩子有意志去模仿。而对这个意志，我们还要检验。
人必须要学习。所有人都共有这种能力，以其经历快乐和痛苦。但这相互的类似，对每个人而言，是要去检验的潜质。人若要建立这种相似，就要走过不相似的漫长之路。我必须检验我的思想中的理性、我的感受中的人性，但为此，我只能随它们去旅历各种符号的森林，而这些符号本身没有意愿去说什么，与思想和感受没有任何契合。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被解放者的社会，这也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去划分谁有知或无知，谁有或没有智力。它只看到行动的心智：总之这些人知道，某个人在自身的艺术中达到完善，只是因为他个别地运用了所有理性存在共有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的，只要他退回意识的私有空间，让欺瞒在其中失去意义。
但是，我们并没有可能的社会。我们只有现存的社会。我们沉浸于这些梦想，而现在有人敲响了门。我们沉浸于思索那些思考的心智如何围绕真理划下弧线，而物质的运动却遵从另外的法则：引力与重力。在这些法则下，所有的身体都昏聩地加速冲向中心。我们前面说过，人不应从树叶推导心智，从物质推导非物质。因此，智力不适用物质的法则。不过这句话的成立，是针对可以分别看待的个体智力：它是不可分的，不处于共同体，不与他人共有。
因为分心，智力就会附入物质的命运，而我们发现，这种分心的起因是一种独特的激情：歧视、对不平等的激情。意志的堕落，并非由于追逐财富或财产，只因站在不平等的立场思考。不平等并不是由什么事造成的结果，而是一种原始的激情；或更确切地说，不平等的起因，正是平等。
辩术的力量，源于某种推理技艺，装作有理来消解理性。自从英国和法国的历次革命把议会权力重新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有些不懈追问的心智又发起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质疑，即人们是否在用虚伪的力量模仿真实的力量。
那高等的心智，在纳税选民的集会上驾轻就熟地郑重演说，他可能觉得从前更好；如果在从前那些煽动性的集会上，那些来自底层的民众就能像风向标一样，忽而顺从埃斯基涅斯反对德摩斯梯尼，忽而顺从德摩斯梯尼反对埃斯基涅斯。不过我们要看一看事实究竟。这种蠢笨，让雅典民众摇摆不定，时而支持埃斯基涅斯，时而支持德摩斯梯尼，而它其实有确切的内涵。
所以说，仅有平等，才能解释不平等，而那些不平等之众，则始终无以思考这种不平等。理性的人，他清楚公民是反理性的，也清楚这是无解的难题。虽然唯有他看到了这不平等的循环，然而他知道，自己作为公民，也无法跳出这个循环。“我们仅有一种理性；但并不是它构造了社会秩序。所以它不会带来福祉。”
所以，理性的人只有服从公民的痴妄，同时尽力保留自己的理性。某些哲人提出应对的方法：他们说，人不应只有被动的服从，有其义务就应有其权利！但这种说法正是源于分心。义务的概念，根本没有、也根本不会牵连到权利的概念。屈从者，就是绝对地屈从。从中寻求补偿，不过是可怜的自欺欺人之计，其结果最多是将屈从合理化，或是让人更能假装自己避免了屈从。
我们可以先这样回应：事态并非不可救药，毕竟在任何社会秩序下，所有个体仍有可能成为理性的。社会永远不会是理性的，但其中仍然会有奇迹，会有一些理性的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各智力的重合，因为那仍属于钝化；它是理性意志的彼此认可。
第五章｜解放者的猴戏
因此，雅科托的学生并没有太难的功课。他只用向任何地方、任何处境里的所有人宣告这则消息或这种恩惠：人可以去教自己所不知的。普遍教育法不能编入政党的改革方案，智力解放也不能成为反叛的旗号。是一个人才能解放一个人。是一个个体才能有理性，且仅有自己的理性。教学法不只上百种，学校里的钝化者也在教人学习；一个教师就是一件物，当然他不如书本那样易于翻阅，但我们同样可以对他学习：对他加以观察、模仿、拆分、重组、感受他的投入。
我们要向所有人宣告。当然，首先是向穷人宣告，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学习手段：他们付不起讲解人的工资，也没有条件度过十年寒窗。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尤其承受着智力不平等之下的偏见。我们正是要让他们摆脱遭受欺压的位置。普遍教育法是适于穷人的方法。
我们可以尽管让他们随其本性，守护现状，忧心忡忡。不过除了他们，还有一些进步论者，这些人本来也不应该担心旧的智力层级受到瓦解。对这些追求进步的人，我们可以按照字面去理解：他们是迈步向前的人，他们将足迹遍布欧洲……如果听说某项有益的新发明，就不会只是加以赞叹和评论，他们会尽其所能拿出自己的工厂和土地、资本和时间，对它进行试验。
雅科托感谢伯爵先生的热情，但同时却不得不指出后者的分心。他感到奇怪的是，后者既然拥护智力解放的理念，又何必通过这个教育方法学会来推行它？所谓“教育方法学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高等心智的集会，想选出最好的方法去实施家庭教育。这显然是认为这些家庭没有能力自行选择。他们如果自己去选择，就必须是已经受过教育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有人指导，也就不需要这个学会，这与学会的立意互相矛盾。
如此结局，并非因为德•拉斯泰里先生的头脑已经不堪辛劳。这是智力解放所要遭遇的冲突，因为它要面对那些同样想为穷人谋福利的人、那些进步论者。钝化权势的批评早已让创始人给予回应：“在今天，更甚于从前，你没有任何胜算。有些人相信自己在进步，他们的意见却牢牢地套在转轴上；我笑他们的努力；他们从此一步不前。”
沿着他们的思路下去，普遍教育法也可以成为一种“优良方法”，加入这新式的钝化：它是一种自然的方法，因为它尊重孩子的智力发展，让他的心智得到最有效的操练；它是一种积极的方法，因为它让孩子养成自己推理解决难题的习惯，让他掌握语言、懂得责任；它是一种经典的训练，因为它传授伟大作家的语言，略去文法家的术语；它是一种实际而高效的方法，因为它省去了学校里耗费时间的过多年级，培训出富有学识、熟悉工业的年轻人，让他们准备好进入各种有助于完善社会的职业。
于是我们看到，普遍教育法、甚至智力解放的说法本身，都可以被进步者用于他们的工作，为旧教师助力。两者还作好了分工：进步者掌管方法和专利、学报和期刊，始终拥护解释、无限追求更完善地去完善解释。旧教师掌管学校和考试，保护坚实的基础，即作讲解的学校和社会的训诫力量。
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那些热心为人民追求共和与福祉的人。共和派将人民主权作为原则，但他们很清楚，拥有主权的人民不再是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无知群众。他们也清楚，共和政体代表各项权利和义务的人人平等，却不可能下令宣告各智力皆平等。
这个时候他所能做的，只有坚持他的异见。于是雅科托对事泾渭分明。对那些前来拜访的进步论者，他有一把“筛子”。当这些人围在他身边为平等的事业激动万分时，他只是淡然地说：人可以去教自己所不知的。可惜筛子的作用太过彻底，他的做法，就像用手指去拧紧总是松劲的发条。
这段话，便是《全一哲学遗集》的结语。这本书由约瑟夫•雅科托的两个儿子、医生维克多和律师福蒂内在1841年出版，而创始人已在1840年8月7日辞世。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的墓碑上，追随者们刻下了智力解放的那句信条：“我相信上帝所造的人类心灵能够不靠教师而自我教育”。但这些话，显然在墓碑上也难以刻写留存。几个月后，铭文遭人破坏。
朗西埃明确了他所谓的政治和治理并不是两种生活模式，而是两种可感分配，切分感性空间的两种方式，而治理将相似性与差异性同一化。就此指出福柯对政治的思考是围绕着权力而建构的，并未对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加以区分，都只是发生在所谓的治理空间之中。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远比压迫性机器以及身体的规训等等的外延更大。这也正是他在访谈中所重申的，人们不可能从描绘着权力实践的某种关照中，从模式的生命治理的权力理念中，提取出作为特有政治主体化模式的生命政治的理念。
在他讨论过的诸多主题中，究竟哪些才最能与中国语境擦出火花？第一次来访中国的朗西埃本人也仍在感受和摸索当中。在旅行最初，一切都还没有答案，隐约有种古怪的气氛弥散其间，他的到来似乎酝酿已久，但又事出突然，兴师动众，却又不为人知。正如文中所问：此行将成为又一过期的新闻？还是历史的时刻？而朗西埃的回答或许是：他的理论被用作知识筹码的时候，那就是危险的。
2013年5月朗西埃第一次来到中国。从一个与阿尔都塞共著《阅读资本论》的年轻学徒，到今天这样一位不断受到各大三双年展、国际策展人邀请的哲学家，他过去五十年的知识轨迹可谓多样。政治、美学、观众的解放、智识的平等……在他讨论过的诸多主题中，究竟哪些才最能与中国当下的语境擦出火花？我们对想象多多少少都会有记忆。旅行，就是身体力行地去回应这个想象……
由于情感是辩证的。情感与再现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关系：内在而同时分离的关系、表现而同时冲突的关系。如果把辩证的切分引入权力代表之中，对人民的再现就成为了可能，辩证化在每个历史的碎片中让这种“图像”显现，在每一个碎片中承诺了一种被解放了的未来的图景。本雅明与弗洛伊德和瓦尔堡共有着对幸存物的人类学效果的敏锐意识；坚决地坚持被压迫者的传统。历史学家（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自觉地去描画人民，为历史中的“无名者”给出一种庄严的再现方式：它要求对档案进行发掘，同时还要求实证主义历史学所缺乏的“理论框架”和“构成性原理”。在人民的传统再现方式中勾画出那真正“被压制”的事物。他们通过身体的姿态和被中断的心灵的意向表达着某种情感。首先，历史不仅要以人类的一系列行为加以表述，而且也要以人们所体验的激情与情感的整个星丛来表达；其次，让历史向情动的身体、情感的身体的全部人类学开放；最终，历史学家应当投身于方式、风格、叙述和诗学上的偶然，让这种偶然支配着他的知识生产的内容与风格。而朗西埃在《无产者之夜》中，他完全投身于历史内在性之中，不错过那种增补作用的事实性。由此，用以思考政治与审美之间关系的“感性的分配”，就是要让辩证功能在“感觉领域”里重新工作起来。也就是在所有政治声明中辨认出辩证关系与感觉关系的同一种相遇。当一次感性事件触及共同体而直抵其历史的时刻就出现了声明。随即就会具体地展现出种种情感的和效果的事物。与阿兰·巴迪欧诉诸一种历史感之所在相反的是，在凡是存在“情念形式”的死后之生与效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那最古老的事物：涌动的哀恸，哀恸之不足则转变为诅咒，诅咒之不足复又转变为行动。这种姿态不意味着目光狭隘地与柏拉图主义或当代理性主义对着干，反其道而行地创造模糊含混。图像无情。但它们并不因此而“非感性”，它们不会让我们因其“无情”而变得“无动于衷”，我们也不会让它们不牵动我们的感性。要归还感性，也还要让症状的辩证法变得人人可见。面对着这些裂隙或这些症状，我们要在瞬间之内对复数人民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历史中的某种东西——变得“敏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被“交还了感性”或才“重新敏感起来”，可以去感知我们所渴望的、所想要去理解的、想要去争取的人民历史中那全新的事物。我们被卷入了一个辩证情感的世界，它是一种情念的图式，但其情念尚待切分；它是一种感性的可辩读性，但其感性尚待革命。
从起源、运作、风格和文学、精神分析等四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其中历史的、精神的统一性，并总结为德国哲学思想的全新挪用；把科学视为创造性活动；激进的政治干预；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与生活形式。由此，这一“环节”是去成为“概念的冒险家”，建议哲学应该选择那条道，而不是选择它所知道的目标，青睐哲学行动和干预，而不是智慧和沉思。
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
从艺术实践者的角度，介绍“工友之家”和“新工人影像小组”发展历程，讲述作者与成立机构的工友们的共同实践，以及近期作品《团结者》。打工人群是中国人数最多，个体之间复杂度最高，遭到同质化叙述最严重的边缘群体之一。它并不与精英世界构成简单的对立；而且他们基本不会因为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而轻易改变。对于实践者而言，面对这样庞大且结构复杂的一个人群，开展任何工作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