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向所有人宣告。当然，首先是向穷人宣告，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学习手段：他们付不起讲解人的工资，也没有条件度过十年寒窗。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尤其承受着智力不平等之下的偏见。我们正是要让他们摆脱遭受欺压的位置。普遍教育法是适于穷人的方法。 但它不是只属于穷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属于人，也就是属于创作者。人不论其学科与地位，只要去运用它，就能增加自己的知性力量。所以我们也要向王侯、大臣和有权者宣告：他们尽管不能将普遍教育法机构化，却能用它来教自己的孩子。而且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特权，更广泛地宣告这种恩惠。所以说，开明的荷兰国王更值得做的，是去教孩子自己所不知的，并用他的意旨，协助解放理念普及到王国之内的众多家庭。所以说，雅科托之前的战友拉法叶将军，【注1】也可以向美国总统如此宣告，因为那个新的国家没有承载几个世纪的学院钝化。实际上，在1830年七月革命过后，创始人便从鲁汶回到巴黎，为刚刚取胜的自由和进步力量指出，如何实现他们为人民所作的良好设想：拉法叶将军只用将普遍教育法引入国民自卫队。而之前积极支持普遍教育法学说的卡西米尔·佩里耶，即将出任首相，有条件广泛宣告这件恩惠。还有位巴特先生，在拉菲特【注2】内阁中担任公共教育部长，他亲自来向雅科托请教：政府应该为人民制定怎样的教育，而雅科托能否给他最有效的方法？创始人回应道无可奉告，政府不必为人民去提供教育，原因是我们不用给他们自己就能取得的事物。而教育就像自由：它不能给予，只能取得。部长接着问，那我们该做什么？雅科托说，你只用向大家宣告，我住在巴黎的高乃依旅店，在此全天接待穷人家的父亲，为他们指出怎样解放自家的孩子。 所有对科学或人民、或对两者都寄于关心的人，他们都该知道，而那些学者也该了解：他们也有办法去倍增自己的知性力量。他们本来认为自己只能去教自己知道的事物。而我们知道，那条社会的逻辑给人谦虚的伪装，让人通过排斥其他来让自己所宣示的事物不容置疑。但这些学者，只要他是在探究，而不是在讲解他人的知识，就可以找到一些略有新意的、不太传统的事物。他们只要去教自己所不知的，就可能发现那意料之外的知性力量，在这些力量引领下走上通往新发现的道路。 注1：拉法叶将军（le général Lafayette, 本名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法国革命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与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相对，是温和革命派的领袖，也是促成1830年七月革命的关键人物，并曾援助华盛顿赢得美国独立战争。——译注 注2：费利克斯·巴特（Félix Barthe, 1795—1863），法国政治家；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 1767—1844），法国银行家、政治家，曾在七月革命后组建过一任内阁。——译注
教学化的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那些热心为人民追求共和与福祉的人。共和派将人民主权作为原则，但他们很清楚，拥有主权的人民不再是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无知群众。他们也清楚，共和政体代表各项权利和义务的人人平等，却不可能下令宣告各智力皆平等。他们明显看到，一个落后的农民的智力不同于一名共和派领袖的智力。有些人认为，这种不平等不可避免，丰富了社会的多样性，就像叶片种类无穷，丰富了大自然的无尽宝藏。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尽管这种不平等可以存在，但低等智力的人还是需要懂得自身的权利，尤其是自身的义务。还有些人认为，这种不平等源于几个世纪来的压迫和蒙昧，会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缓解。但两方一致认为要促进平等，那有益的、不危险的平等，而这项事业的要务，就是教育人民：让学者教育无知者，让奉献者教育那些只关心自身物质利益的人，让理性的普遍力量和公共之力教育那些囿于自身特殊性的个体。这就是“公共教育”，也就是由人民主权概念的代言者制定规划，去教育活在经验认识中的人民。 所以，公共教育就是进步运动的世俗分支，是让不平等进步地趋于平等，或者说，是让平等无限地趋于不平等。其原则只有一条，就是智力的不平等。共和派认同了这条原则，就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让聪明的人群领导愚昧的民众。这个结果，让共和派和所有真诚的进步者为之痛心。他们尽力支持这条原则，却拒绝这种结果。《人民之书》的作者，那位雄辩的德·拉梅内先生【注3】如此“诚恳”地说：“毫无疑问，人们的机能并不等同。”【注4】所以民众就该被动地服从、被贬作兽类？这位作者认为只能如此：“智力的崇高品质、对自身的支配，让人区别于兽。”【注5】作者不平等地划分这项崇高品质，当然就让他呼吁人民去建造的“上帝之城”遇上了难题。不过他认为计划仍是可能的，只要民众“谨慎运用”自身重获的权利。如何不“贬低”民众，如何让他们“谨慎运用”自身权利，如何用不平等构成平等，这类想法，就属于教育民众，也就是让他们无休止地弥补自身的落后。 这套逻辑从此通行起来，它要“减少”不平等。人只要认同智力不平等的虚构，只要拒绝社会秩序所能容许的唯一一种平等，他就只能从虚构走向虚构，从本体论走向合作组织，谋求融合拥有主权的人民和落后的人民、智力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对等。而公共教育，就是将不平等建构为落后的社会虚构，它将用它的魔力协调所有那些理性的存在。它的做法，就是用讲解和考试加以管控，并让讲解和考试的范围无限拓展。这样一来，旧教师终将胜利，他得到了工业家制造的新席位和进步者的高尚信条。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只有反复告诉那些自认真诚的人投入更多关注：“你们要改换形式、切断缰绳、脱离旧教师、脱离与他的一切联系。你要知道他并不比你聪明。你要就此思索一番，再告诉我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注6】但是，这些人又怎能理解更多含意？他们怎能理解，启蒙者的使命，竟然不是启发那些蒙昧者？一个信奉科学、积极奉献的人，怎能接受点灯却放在斗下，让世上的盐失去咸味？【注7】而那些脆弱的幼苗、人类幼子的心智，怎能不沾讲解的甘露而成长？人怎能理解，他们若想提升自己的智力地位，非但不需要向学者去学自己所不知的，反而要去向其他无知者去教自己所不知的？对这些道理，一个人克服许多困难才能理解，但永远不会通过得到任何能力而理解。而如果不是出于偶然，雅科托本人也不会认识到这些。是偶然，让他成了无知的教师。也只有偶然，才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人们对不平等的机构化和具体化的坚信。 注3：德·拉梅内（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 1782—1854），法国思想家、宗教改革家。——译注 注4：《人民之书》（Le Livre du people），巴黎，1838年，65页；另见：《全一哲学月刊》，第五辑，1838年，144页。注5：《人民之书》，73页；引用于：《全一哲学月刊》，同前，145页。注6：《数学篇》，22页。注7：典出《马太福音》第5章第13—16节，指耶稣借盐的比喻告诉门徒不可韬光养晦，要有用于世人。——译注
这个时候他所能做的，只有坚持他的异见。于是雅科托对事泾渭分明。对那些前来拜访的进步论者，他有一把“筛子”。当这些人围在他身边为平等的事业激动万分时，他只是淡然地说：人可以去教自己所不知的。可惜筛子的作用太过彻底，他的做法，就像用手指去拧紧总是松劲的发条。那些人一致说，他的提法“不够好”。还有一伙他的追随者想为普遍教育法正名，反对某些教员将它以“自然”为名。雅科托面对这些人，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保持平静。他将他们分为两类：一类追随者，是采用“雅科托教学法”的教育者或讲解人，他们期望将普遍教育法的学生导向智力解放；另一类追随者，是解放者，他们只按照解放的要求去教，或者什么也不教，只去解放一家之父，向他展示如何去教给孩子自己所不知的。当然，雅科托在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偏袒：他宁可要“一个无知的被解放者，仅此一人，也不要千万个受普遍教育法培养出的、却没有被解放的学者”。【注8】不过，解放这个词本身也变得意义不清了。在吉拉丹的教育事业失败之后，德·塞普莱先生在他主办的期刊刊名中重新加上“解放”一词，还大量刊发国民中学学生的优秀作业。期刊挂靠了一家“普遍教育法推广协会”，但协会的副主席却高谈阔论称，教师必须具备资格，而穷人家的父亲不可能自行教育孩子。我们注意到雅科托与此不同。他也主持着一份期刊，虽因有恙在身，借助外力才能挺直头部【注9】，但仍口授两个儿子编写。他将期刊题作《全一哲学月刊》，【注10】而在同样的宗旨下，他的忠实追随者们还组建了一个“全一哲学学会”。这样的名号，并没有谁会横加征用。 我们知道这个名称的含义：智力的每一个展现中都有整全的人类智力。全一论者钟爱言论，如同狡黠的苏格拉底与天真的斐多，但又与柏拉图的人物不同，因为他认为演说家之间和言论之间没有层级。他所关心的与此相反，是去寻找它们互相之间的平等。他并不从言论中求真理。真理只能被感到，不能被说出。它可以规制言说者的言行，但不会在他的语句里展现自身。全一论者也不去评判各种言论是否合乎伦理。他所重视的伦理，存在于说和写的活动当中，它使人有意去作交流，去认识到别人是知性的主体、能够理解另一个知性主体对自己所说的话。全一论者关心所有的言论、所有的智力展现，这只为一个目的：检验它们运用了同样的智力，并且将它们彼此翻译，从而检验各智力皆平等。 这些说法，让时代的辩论有了新的角度。当时，人们正在激烈地加入智力的战场，争辩人民与其能力：德·拉梅内先生刚刚出版了《人民之书》；莱米尼耶先生，从前的圣西门主义者、《两世界评论》【注11】的权威撰稿人，他批评前者的书前后矛盾。这时，乔治·桑【注12】也举起旗号支持人民和人民主权。这些智力的展现被《全一哲学月刊》逐一作出分析，它们都想为某个政治阵营作出真理的见证，但这类事务只与公民有关，对这位全一论者无所意义。他对这纷杂的互相攻讦发生兴趣，是因为这些人各自运用技艺去表达他们想说的。他展示出，这些人不仅彼此翻译，也翻译了无数篇其他的诗、无数段其他人类心智的历险，从经典童话《蓝胡子》直到巴黎矛伯广场上无产阶级群体的抗议。对这项技艺的探究，并不是学者的爱好。它是一门哲学，是人民唯一能够运用的哲学。各种旧式的哲学，说出真理，宣讲伦理。它们认为学识丰富才能如此。而这门全一学，它不说出真理，也不宣扬任何伦理。它简单易用，就是每个人对自身各种知性历险的记录。“它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不论你的专职是什么，是牧民还是国王，你都可以谈论人类心智。智力运作在所有职业里；它呈现在社会阶层的各个级别中。……父亲和儿子，即使彼此都是无知者，也可以彼此谈论全一学。”【注13】 注8：《智力解放月刊》，第三辑，1835—1836年，276页。注9：雅科托此时因患有痉挛性斜颈，头部总倒向一侧；在今天常见的一幅雅科托版画肖像里，他头上的绶带便是用作固定头部。——译注注10：《全一哲学月刊》，即《智力解放月刊》；此月刊创办于1829年，于1830年七月革命时中断发行，并于1835年复刊，至1842年停刊；其合辑共六卷，其中仅有第五辑（1838年）封面题作《全一哲学月刊》，并在下一行括号内标注“智力解放”字样。——译注注11：《两世界评论》月刊（Revue des deux mondes），曾对十九世纪的知识群体有过重要影响并刊行至今。——译注注12：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十九世纪法国重要作家，她虽为女性却一直使用这个男性化的笔名。——译注注13：《法哲篇》，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