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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正值呼捷玛斯百年诞辰。如今这个经常被用来比肩包豪斯的现代设计策源地，越来越被中文世界所热议。然而，不论是爱好者还是研究者，要真正了解呼捷玛斯，了解20世纪初的俄国先锋派的艺术思想，掌握、阅读相关的文献依然是获取真知的不二法门。庆幸的是，尽管俄国在经历几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政治震荡、冷战、解体之后已经满目疮痍，但呼捷玛斯的遗产，不论是手稿、作品还是原始文献，被俄国的有志之士以及游走世界的俄侨保留了下来。这使得我们能够尽可能回到当时的语境、遵循历史的本貌来反观那个激荡的时代。上世纪50-60年代起，俄国学界开始了对呼捷玛斯历史遗产的重新挖掘。本文由此出发，梳理了众多在呼捷玛斯研究中具有节点性意义的俄语文献，以此作为敲门砖，就几部基本的、重要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学者做一个简单的爬梳。
文｜罗佳洋 责编｜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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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技术大学｜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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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捷玛斯百年｜俄文研究文献见闻记｜2021
本文70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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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对俄国先锋派产生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悉1920年诞生在莫斯科的呼捷玛斯（ВХУТЕМАС），如今这个经常被用来比肩包豪斯的现代设计策源地，越来越被中文世界所热议。然而，不论是爱好者还是研究者，要真正了解呼捷玛斯，了解20世纪初的俄国先锋派的艺术思想，掌握、阅读相关的文献依然是获取真知的不二法门。庆幸的是，尽管俄国在经历几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政治震荡、冷战、解体之后已经满目疮痍，但呼捷玛斯的遗产，不论是手稿、作品还是原始文献，被俄国的有志之士以及游走世界的俄侨保留了下来。这使得我们能够尽可能回到当时的语境、遵循历史的本貌来反观那个激荡的时代。
由于大量的原始文献以及学术研究都是俄文写作，因此要真正进入到呼捷玛斯的讨论，或是更广泛的俄国先锋派研究，必然绕不开俄文。当然，英文世界中也有一些重要篇目的翻译，但原文言辞的晦涩、转译中意义的丢失，令许多英文译者都不得不承认翻译的无力。因此，我们有必要直接关注这些俄文材料，并进行梳理、译介，当然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艺术史学者以及俄语语言学者的共同合作。
姑且撇开20世纪20—30年代的原始资料不谈，我们首先可以了解俄国学界的呼捷玛斯研究，以此作为敲门砖。现就几部基本的、重要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学者做一个简单的爬梳。
俄国学者开始重拾对呼捷玛斯的关注是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与打压呼捷玛斯的斯大林的逝世有直接的关系。彼时很多资料处在一个混乱甚至是濒危的状态，许多珍贵的资料都属于私人收藏，他们是年事已高的呼捷玛斯从前的教员、学生，或是这些人的遗孀、后裔、故交。从20世纪50—60年代起，以谢里姆·汉-穆罕默多夫（С. О. Хан-Магомедов）为首的一批学者马不停蹄地开展研究，一方面搜集整理各家手中的呼捷玛斯遗产，一方面进行历史当事人口述史的抢救性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呼捷玛斯遗产可分为文献和作品两部分。在那时，大体上呼捷玛斯文献的保存情况还算乐观，数千份的原始文献集中保存在俄罗斯中央国立艺术与文学档案馆（ЦГАЛИ）之中，但呼捷玛斯的原作（草稿、模型、照片）却没有任何一个集中的、专门的收藏，这就容易引导人们的认知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即呼捷玛斯作为一个艺术设计创作的中心最终落得只拥有一部字面上的历史，人们将意识不到、也感受不到它创造的本质与精神。
1962年，在远离莫斯科中心的国家经济成就展区建成了莫斯科技术大学（ВНИИТ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更多地来自各行各业的天赋异禀的爱好者来到这里，联合在一起关注、研究苏联设计，关注苏联设计的历史，他们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汉-穆罕默多夫，还有艺术史家拉里萨·扎多娃（Л. А. Жадова）、哲学家卡尔·冈托尔（К. М. Кантор）、心理学家弗拉基米尔·岑钦科（В. П. Зинченко），以及先锋派大师的后裔，如罗钦科的外孙、著名的艺术史家、设计师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夫（А. Н. Лаврентьев）。彼时，这一批学者就展现出超前的观念，认为设计（Дизайн）是一项文化创造、民主的事业，可以帮助人们从一切形式的贫穷中解脱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时期的苏联，设计（Дизайн/design）一词被视作是西方的观念，而苏联更愿意用“艺术构造”（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的观念来称呼、理解设计，但是Дизайн一词却在这些学者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因此可以说，这种对设计超越政见的，前卫、开放的理解正是由这一批学者带入苏联社会的。从某种程度上，莫斯科技术大学一度形成了一个苏联设计史研究特立独行的学派，也成为了呼捷玛斯研究的重镇。
一定程度上，我们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呼捷玛斯研究就是基于这一批学者的成就，当然这个群体不仅仅局限于莫斯科技术大学的学者，还包括并行的莫斯科大学出身的一批研究者，现已成为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现代艺术研究领域中流砥柱的娜塔莉娅·阿达斯金娜（Н. Л. Адаскина）与柳德米拉·玛尔茨（Л. В. Марц）。此外，还有一批先锋派的后裔，除了如上述的拉夫连季耶夫，还有马伊·米图里奇（М. П. Митурич），其父为呼捷玛斯教员彼得·米图里奇（П. В. Митурич），舅舅是伟大的未来派诗人弗拉基米尔·赫列布尼科夫（В. Хлебников）。他们的研究陆续发表在莫斯科技术大学的院刊《技术美学》（Техни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以及相应的汇编（Труды ВНИИТЭ, серия «Техни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中。
这部存在于1964—1992年间的刊物几乎收录了绝大部分上世纪下半叶所有俄国学者有关呼捷玛斯最精专的研究成果，涉及呼捷玛斯发展的历史、呼捷玛斯的教学法、对呼捷玛斯的价值评判以及呼捷玛斯师生创作等方方面面。具体的论作不胜枚举，如汉-穆罕默多夫的《苏联设计源头——呼捷玛斯（呼捷因）金工系》（У исток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изайна. Металло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ВХУТЕМАСа (ВХУТЕИНа), 1977）《呼捷因的心理技术实验室》（Псих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лаборатория ВХУТЕИНа, 1927-1930., 1978）《呼捷玛斯对设计建立的作用及其遗产对现代创作的意义》（Роль ВХУТЕМАСа в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изайна и значение его наследия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阿达斯金娜的《呼捷玛斯的基础课程》（Пропедев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ВХУТЕМАСа, 1920-1926 гг., 1979），这也是她博士的研究课题，以及《呼捷玛斯印刷系的历史》（Из истории полиграффака ВХУТЕМАСа, 1982）；拉夫连季耶夫的《呼捷玛斯艺术设计师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课程》（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в систем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конструктор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ХУТЕМАСа, 1982）、《1920—1922年间呼捷玛斯的“平面”基础课程》（Пропедевтическ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Графика». ВХУТЕМАС. 1920-1922 гг., 1984）、《艺术文化研究院与早期的呼捷玛斯：罗钦科的第一个设计师训练班》（Первая дизайнерская школа А. Родченко. ИНХУК и ранний ВХУТЕМАС., 1983）；玛尔茨《呼捷玛斯-呼捷因基础部的基础课程》（Пропедев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ВХУТЕМАСа-ВХУТЕИНа. Основ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68-1969）。这份苏联时代最重要的设计史论研究刊物最终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停刊，然而直至1992年经济彻底崩塌、人心涣散的境遇下，《技术美学》依然坚持发行了7刊，实则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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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美学》1964年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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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美学》1968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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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美学》同样重要的，还有另一份极为重要的刊物——《装饰艺术》（Декоратив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其中同样有大量有关呼捷玛斯的供稿。不同的是，《装饰艺术》是苏联艺术家协会的官方月刊，经常会受到高层的个人意见，以及政治风向的影响。如早年即受到莫斯科技术大学艺术理论权威冈托尔的思想左右，在赫鲁晓夫时期又彻底禁止了所有涉及欧美的内容，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出现了英文的“summary”以及为引介欧美设计专辟的固定栏目。此外，较之《技术美学》，选刊的内容会更加明确地指向装饰艺术的个案研究。但无论如何，这份刊物在其存活的1957—1993年间，同样成为了俄国讨论呼捷玛斯的重要阵地。拉里萨·扎多娃的许多文章就刊载在此，如《呼捷玛斯-呼捷因——历史的一章》（ВХУТЕМАС-ВХУТЕИН.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70）、《第一份为儿童设计的餐具》（Первая посуда для детей, 1979）；另有伊莲娜·穆里娜（Е. Б. Мурина）《柳波芙·波波娃所做的纺织设计》（Ткани Любови Поповой，1967）；汉-穆罕默多夫的《呼捷玛斯的设计原稿档案》（Проек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ВХУТЕМАСа,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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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期刊，在一些重要的文集中也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1980年，为纪念列宁批准签署建立呼捷玛斯60周年，俄国学界进行了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随后刊行文集《从呼捷玛斯到莫斯科建筑学院，1920—1980：传统与创新》（ВХУТЕМАС-МАРХИ, 1920-1980: Традиция 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1986）。其中汇集了一大批精彩的文章，如基里尔·阿法纳谢夫（К. И. Афанасьев）《呼捷玛斯中的流派斗争》（Борьба течений во ВХУТЕМАСе）、扎多娃《呼捷玛斯-呼捷因建筑系史》（Истор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ВХУТЕМАСа-ВХУТЕИНа）、莉季亚·卡玛洛娃（Л. К. Комрова）《呼捷玛斯建筑系中的亚历山大·维斯宁工作室》（Архитектур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ВХУТЕМАСа, мастерская А. А. Веснина）、阿布拉姆·达姆斯基（А. И. Дамский）《呼捷玛斯的生产系》（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факультеты ВХУТЕМАСа）。这本文集是为数不多的直指呼捷玛斯研究的汇编文献。此外，在许多聚焦20世纪先锋派的研究文集中也会不同程度地收录呼捷玛斯的专题研究论文。最为中文世界所熟知的莫过于《伟大的乌托邦：俄国先锋派1915—1932》（Великий утопия: рус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й авангард, 1915-1932, 1993；英文本：The Great Utopia: The Russian and Soviet Avant-Garde, 1915-1932, 1992；德文本：Die grosse Utopie: die russische Avantgarde 1915-1932, 1992），这本文集之所为为大众所知，是因为催生这一出版背后的展览本身就是一件举世瞩目的文化事件。1988年春，已然接近冷战的尾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Э. 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在造访古根海姆时萌生了联合两极的力量共同举办先锋派大展的想法。苏联解体后，展览得以彻底打破冷战时期的约束，联合了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各方力量来实现，实际上，彼时的学者也对重建时期的思想解放满怀憧憬。展览学术委员会中既不乏像阿达斯金娜、萨拉比扬诺夫（Д. В. Сарабьянов）、沙茨基赫（А. С. Шатских）等俄罗斯先锋派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又有像著名的美国先锋派学者夏洛特·杜格拉斯（Charlotte Douglas）、英国艺术史家、构成主义学家克里斯提娜·罗德尔（Christina Lodder）。文集中涉及呼捷玛斯的一篇极为重要作品即阿达斯金娜的《呼捷玛斯在俄国先锋派中的地位》（Место ВХУТЕМАСа в русском авангарде），文章概括了整个呼捷玛斯三个阶段的发展历史，提纲挈领，对于我们把握呼捷玛斯整体框架，建立呼捷玛斯基本的历史概念大有裨益。2016年，为纪念莫斯科斯特罗加诺夫艺术与工业学院建校190周年，作为校友的校长拉夫连季耶夫牵头编纂出版学术会议文集《教师与学生：纪念莫斯科斯特罗加诺夫艺术与工业学院建校1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Учители и уче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 190-летию МГХПА им. С. Г. Строганова），其中汇编有不少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呼捷玛斯的研究成果，比如奥莉加·伊秋克（О. Г. Яцюк）等人合著的《平面设计的传续：从彼得大帝时期的流派到呼捷玛斯》（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одача дизайн-проекта: от петровских школ до ВХУТЕМАСа）、维罗妮卡·巴莉舍娃（В. Е. Барышева）等人合作的《呼捷玛斯基础部中的形式构成问题》（Вопросы форм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пропедевтике ВХУТЕМАСа）以及克里斯提娜·罗德尔（Christina Lodder）的《呼捷玛斯到呼捷因：反映历史文化局势的体系转变》（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ВХУТЕМАСа-ВХУТЕИНа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й ситуации）。关于呼捷玛斯绝大部分的研究即是如上所述的散篇，迄今付梓的专著寥寥无几，一方面反映了俄国学界一贯扎实又保守的学风；另一方面，是由于呼捷玛斯也好，俄国先锋派也好，本身就是一个纷繁冗杂的交织体，这一时期的文艺界“党派林立”，且更迭迅疾，而那时的艺术、文学、音乐向往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无边界的综合体，这就导致为了一一理清每一束脉络，研究不得不先剖开来做。然而，已然有极为重要的一部为我们展现了全面的呼捷玛斯史，这便是已故的谢里姆·汉-穆罕默多夫，这位毕生致力于呼捷玛斯和俄国先锋派研究泰斗的巨著——《呼捷玛斯》（ВХУТЕМАС）。著作分为一、二两册，先后出版于1995年、2000年。正如开篇所言，从50年代开始，他就长期关注并搜集呼捷玛斯的材料，几乎访遍了所有当时呼捷玛斯的亲历者，这部作品就是基于详尽的一手材料。第一册事无巨细地梳理了呼捷玛斯的全部历史，分析了每一个发展阶段呼捷玛斯所面临的问题，并阐述了呼捷玛斯课程体系的建立、转变及其内容；第二册则具体讨论呼捷玛斯八个系的发展流变，并刊布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实际上，早在1990年，汉-穆罕默多夫就出版过一本62页的小册子《呼捷玛斯-呼捷因》，次年又有大部头的两卷本法文版刊行（S. O. Khan-Magomedov. VHUTEMAS: Moscou, 1920-1930（Arts Decoratifs），1990），也许后者是从前者译出的，法文版有大量图录，应该是一部基于前者文字内容的简述性画册，因笔者还没获得这两部书，所以仍不了解其中的出版始末。ВХУТЕМАС 上册｜谢里姆·汉-穆罕默多夫｜1995近年正值呼捷玛斯百年的节点，围绕这一节点，有几本最新的专著问世。《呼捷玛斯-呼捷因印刷系1920-1930》（ВХУТЕМАС-ВХУТЕИН. 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1920-1930, 2020）是一本汇编性较强的专著，作者莱奥纳德·切尔特科夫（Л. И. Черктов）是莫斯科公共建筑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同时又是莫斯科藏书家俱乐部的主席，长期关注呼捷玛斯第二任校长法沃尔斯基（В. А. Фаворский）的研究。因此，该书也由法沃尔斯基的外孙伊万·沙赫弗夫斯柯依（И. Д. Шаховской）担任编辑。这部献礼呼捷玛斯百年的著作分为两卷，上卷讲述了印刷系教员的生平和本系的历史，汇编有大量师生作品的图录，下卷介绍了135位曾在印刷系学习过的艺术家，全书中有很多作品都是首次出版。
务必例外地提及一部重要的英文本新作，安娜·博科娃（АннаБокова）《作为方法论的先锋派：呼捷玛斯与空间教学法，1920-1930》（Avant-Garde as Method: Vkhutemas and the Pedagogy of Space, 1920-1930, 2021）。这位当代俄国学者是继沙茨基赫那一辈之后又一位走向世界的卓越的俄籍先锋派学家，她的学术兴趣主要于建筑、“空间”的议题，和对建筑系拉多夫斯基(Н. А. Ладовский ) 及其学生共同建立的空间教学体系、教学法的研究，同时书中刊布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档案，印刷清晰，为我们间接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此外，她的文章长期发表在Проект России、MoMA Post、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等期刊上。Avant-Garde as Method: Vkhutemas and the Pedagogy of Space, 1920-1930｜АннаБокова｜2021另有瓦西里·拉基金（В. И. Ракитин）和萨拉比扬诺夫主编的一套3卷4册《俄国先锋派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го авангарда, 2013-2014），对于呼捷玛斯的研究而言不失为一部得力的案头工具书，特别是有助于我们快速检阅俄文中众多组织专名的缩写，以及一系列先锋派自造的艺术概念。
众所周知，2020年是呼捷玛斯的百年诞辰，也许是因为呼捷玛斯成立于12月末，加之疫情的影响，俄罗斯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都集中在去年年末至今年初，如莫斯科休谢夫国立建筑博物馆的《呼捷玛斯百年——建筑系：明日城市之光》（Иллюминаторы завтрашних городов. Архитектур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2021.2.26-2021.5.23）；莫斯科博物馆联合全俄各家收藏机构举办的《呼捷玛斯百年——先锋派》（ВХУТЕМАС100. Школа авангарда, 2020.11.10-2021.4.11），后者配套的同名画册于近日发布，十分值得关注。书中收录了展览学术顾问的文章以及呼捷玛斯师生的回忆录，以及他们在校期间的作品。据悉，刊布的作品中更有甚者是在展览开幕后才给到策展人手中，无疑是首次出版。呼捷玛斯俄文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而我们对于俄国这一研究中心的持续关注纵然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被庞杂的文献材料所淹没，笔者希望每一个关注者在面对呼捷玛斯海量而庞杂的遗产时能有能力去处理，并具备自己的思考。但无论如何，我们着眼于这些材料最有意义的一点，在于阅读俄文文献、俄国研究能够让自己置身于本来的历史语境和正确的学术导向中，在不断地获得新知地同时，能免去以往的偏颇以及因无知的猜想而生发的妄言。《呼捷玛斯百年——先锋派》｜莫斯科博物馆｜2020-2021
以呼捷玛斯几任校长为分界点，回顾了学校三个阶段的教育体系与20世纪20年代俄国艺术的关联，探究它在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史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作者看来，呼捷玛斯的性质仍由先锋派精神和先锋派运动的使命所决定，它以实践回应俄国先锋派根本性的课题，甚至提出了相反立场。其中所有剧烈的原则性斗争和根本性的变革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学校的教学方针，最大的争端在于学校的定性问题，即学校教育到底该侧重于架上艺术还是生产性艺术。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