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与具象之间｜模糊性，现代建筑与“剖碎”（poché）的回归
本次推送的评述文章介绍了“剖碎”（poché）这一建筑术语在上世纪下半叶的重启过程。经由文丘里的再发现与柯林·罗和科艾特的发展，这一原本中立的、不带理论态度的设计操作手法，成为了后现代建筑师们攻击现代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简洁”的武器之一。“剖碎”容纳了诸多塑造空间的可能性，曾经是建筑中不可化约、不可抽象的构成部分。一方面，从18-19世纪开始纳入建筑学的”经济性“议题排斥以牺牲一部分室内空间来获得完形的非经济的“剖碎”手法，另一方面，延续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平面中并没有完全消解“剖碎”的存在。然而有一些建筑从“简洁”沦为“简单”，成为“直白的贫瘠”（文丘里语）。于是，“剖碎”操作的再发现不仅试图从形式上调解建筑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更在《拼贴城市》中被引入城市研究中，用来质疑“肤浅的理想主义”和“贫瘠的科学激情”对于当代城市建设的负面影响，并基于语境与认识背景，将建筑物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剖碎”。尽管这其中的更偏向于图底形式分析的城市研究方法明显存在着局限性，但是“剖碎”这一理想型和现实操作之间的权宜之计，仍在后现代中成为了新知识的发生器。
在现代主义之后，“剖碎”才因形式上的容差性和适应性成为了后现代建筑师们攻击现代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简洁”的武器。
文｜陈迪佳 责编｜XQ+
Still Life｜le Corbusier
抽象与具象之间｜模糊性，现代建筑与“剖碎（poché）”的回归｜2019
本文5000字以内
Karlskirche 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 Vienna｜Austria 1737
我不会被现代建筑清教徒式的道德语言所吓倒。我喜欢不纯粹而非“纯粹”，权宜而非“干净”，扭曲而非“直截了当”，模棱两可而非“明确表达”，暗示的而非简单的，乖张的而非客观的，适应性的而非排斥性的形式。
——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在西方世界里，对于“剖碎（poché）”的关注源于文丘里（Roberto Venturi）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the Contradiction and Complexity of Architecture）》中对于这一建筑术语的再发现，以及柯林·罗（Colin Rowe）和科艾特（Fred Koetter）在《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中基于城市理论对这一术语的发展。此前，即使是在18-19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建筑专著中，也很少将“剖碎”专门拿出来进行讨论。这或许是因为“剖碎”在现代建筑出现之前，原本就是一种默认的、中立的、不带有理论和态度色彩的、在设计中必然会遇到的处理手法。只有在现代主义之后，它才因其在形式上的容差性和适应性而成为了后现代建筑师们攻击现代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简洁”的武器。——“剖碎”的必然存在证明了一件事：作为一个功能性实体，建筑和城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是不可化约也不容忽视的。
“剖碎”一词在法语中原指代古典建筑平面上厚重墙体在平面图上截面的涂黑部分。“剖碎”在中文语境里有包括“空腔”“涂黑”等翻译，但是“剖碎”一词最为明显地强调了一种在实体中掏空局部的操作和一种处理“边角料”空间的意味。（直接谷歌“剖碎”一词，还可以获得核桃蛋糕的做法，即：将核桃仁剖碎）由于在设计的过程中，建筑内部的空间和外部形态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异，为了使得建筑内的主要空间成为一系列轴线对称的规整几何完形，建筑师往往通过改变墙体的厚度来协调内外形式的不同。即使是不大规整的基地，建筑师也会通过各种扭转轴线和分割空间的技巧来尽量保持主要空间序列的对称性和稳定性。相比于现代建筑，古典建筑的平面更像是从一个黑乎乎的实体里掏出各种几何形的空间，剩余的部分即是由墙体或杂碎空间所填满的“剖碎”。古典建筑所应对的室内外空间关系因而具有某种神秘感——从外形来看近似一个立方体的建筑，走进去之后却往往得到了一个圆柱形的空间。在方形和圆形之间的“边角料”部分便引人遐思，它或许被安置了一部向上的楼梯，也或许是个小小的不规则储物间，或许被设计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几何形态的忏悔室，又或许完全只是实实在在的墙体而已。“剖碎”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它容纳了诸多塑造空间的可能性，而其本身也成为了建筑中不可化约、不可抽象的构成部分。
正如“poché”在法语中有“魔术师藏着他所有奇技淫巧的口袋”的意思，“剖碎”墙体在建筑中承担着变魔术一般操控空间的作用，古典平面中的墙体也因而构成了与空间之间暧昧的图底关系。如果说“剖碎”可以被看做是建筑的“脂肪”的话，那么现代建筑就显得瘦骨嶙峋而薄如蝉翼。无论是出于结构方式和建造方式的改变、材料的变化或是设计观念的变化，现代主义的墙体都被默认为是几何的、抽象的、没有厚度变化的。即使在图纸上墙体呈现为一道黑色的矩形，它事实上也与一根没有厚度的线并没有本质差别。现代建筑的平面不再是“实体（solid）”与“虚空（void）”之间的抗衡，而是抽象的线条对空间的围合与切分。然而，现代主义建筑中是否真的消解了“剖碎”的存在？显然并非如此。即使作为分割要素的墙壁被抽象成一根根线，建筑仍然不可能如粉刷之后的白墙那般纯粹，设备、电路、保温、防潮仍然在看不见的空间里排布着，“剖碎”成为了被现代建筑的白墙掩藏起来的秘密。建筑墙体的“容差性”在没有厚度的线条里被抽象和抹煞了，这种线条不再具有古典建筑平面所具有的图底关系，读者也不会对平面图上那些不规则的涂黑部分感到好奇。建筑失去了它曾经的秘密，内外成为了一个理性而连贯的连续体，这种连续体与古典意义上的整体并不相同——恰恰相反，建筑走向了新的构成自我的方式，抽象性带来了碎片化。
Plate 21 of Précis des leçons d'architecture｜J.N.L. Durand
有趣的是，对“剖碎”的化约和消解并非开始于20世纪。在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的《建筑学简明教程（Précis des leçons d'architecture）》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将建筑拆分成形式成分，化约至几何形式来进行操作的设计手法。迪朗对于古典建筑形式的几何化抽象和分类，旨在强调建筑作为一种设计操作而非对任何外在事物（自然、人、神性）进行再现的存在。这种观念一方面与当时盛行的“实用（utility）”观念相关，一方面强调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是抵抗在当时不断发展的各个科学性学科对于建筑的包围和压迫。在当时，包括艺术在内的许多专业已经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挪了出去，而建筑却得以留存了下来，这正是因为迪朗对建筑学教育进行的科学化改革。尽管迪朗一再强调不把建筑看做任何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对建筑所做的工作仍然是符号化的。通过简化和分类，他试图将空间进行化约，将墙体抽象成没有厚度的线条，即使在当时建筑师们所面对的设计任务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基于“剖碎”的平面。而“经济性”这一从18-19世纪才开始被纳入建筑学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与“剖碎”相斥。“剖碎”的存在一定是非经济的，因为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牺牲一部分的室内空间来获得完形。
相比于古典主义建筑对“稳定”“完形”“协调”的追求，现代建筑是一种对“明晰”“理性”“直白”的乌托邦的幻想。这种幻想试图用逻辑来审视和解释世界，而非在世界中寻找和谐的要素加以再现。在罗和斯拉茨基（Robert Slutzky）的《透明性（Transparency）》和埃文斯（Robin Evans）《投射之模（the Projective Cast）》里，同样谈到了立体主义绘画的意图，及其对于现代建筑在形式上的深远影响。《透明性》阐述了所谓的“字面透明性（literal）”和“现象透明性（phenomenological）”之间的差别。“字面透明性”即物理透明性，所指代的是玻璃等透明建筑材料的使用所导致的“视线得以穿过的效果”；而“现象透明性”则是罗借用立体主义绘画中的视点乱放导致的多重解读，在建筑学中所建立的概念，具体表现为有秩序和层次的建筑内部空间，通过在立面上的隐喻而可被观者部分解读，然而立面背后的空间构成又有着隶属于多重系统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同样是讨论立体主义绘画在建筑中的表现，埃文斯的描述就显得通俗得多。对于埃文斯来说，现代建筑与立体主义绘画之所以相通，正是在于它们同样表现了一种与素常预判的“断裂（breakage）”。立体主义在尝试摆脱透视法对人眼所带来的局限性、以及三维世界在二维画布上进行再现的欺骗性的时候，在尝试通过在画布的浅空间内表达事物的各个角度的时候，也就放弃了稳定性、质感和易于解读的性质。埃文斯认为，我们很难判断立体主义画作中表现出的碎片化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为了追求一种整体性所导致的附带结果。同样，在现代主义建筑中，建筑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正如埃文斯在《持续的断裂（Persistent Breakage）》一章的结尾所言，“稳定性是现代性的惶恐之源（The sustaining condition of modernity’s convulsions is stability）。”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建筑内外形式的感知，在现代主义的时代与20世纪之前有了巨大的差异。正是因为“剖碎”、或者说墙体厚度和复杂性的消解，使得建筑变得更为坦白。一些建筑通过对内部、外部板面和所谓“浅空间”的操纵，获得了类似于立体主义画作的、被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而另一些建筑则从“简洁”沦为了“简单”，正如文丘里在所言，成为了“直白的贫瘠（blatant simplification）”。
到战后，人的理性丧失了曾经的地位。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Michael Foucault）以一句“人终将被抹去，如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作为了全书的结尾，宣告着主体的灭亡。现代建筑所追求的、与历史断绝而纯粹生成于理性和功能性的设计操作被质疑，而“剖碎”的概念则重新被发掘出来。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谈到古典主义建筑中的“剖碎”所应对的是“剩余空间（residual space）”，也就是路易斯·康（Louis Kahn）所说的“服务性空间（servant space）”，认为对“剖碎”的操作正是从形式上对建筑本身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调解。罗则进一步在《拼贴城市》中将“剖碎”的概念引入了城市研究中，并谈到，“坦率地说，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术语，或者已经将它贬为过时。直到最近，其作用才被文丘里再次提醒起来。但是，如果‘剖碎’被理解为传统重型结构在平面图上的印记，作用在于让建筑物的主要空间彼此脱离的话，如果它是一种框选（frame）出主要的空间序列的实体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认识到，对‘剖碎’的再发现是基于语境、基于它的认识背景的。建筑物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剖碎’，一种出于某些原因辅助构成可读性的外在空间（注：原文为‘adjacent space（相邻空间）’，由于建筑的相邻空间即是外在的城市空间，故译作‘外在空间’）的实体要素。因此，例如Palazzo Borghese这样的建筑物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勾勒出了与外在空间之间的过渡态的可居住‘剖碎’。”
文丘里母亲住宅平面草图｜1959年设计
《拼贴城市》有力地质疑了“肤浅的理想主义（naïve idealism）”和“贫瘠的科学激情（sterile scientific rigor）”对于当代城市建设的负面影响：建筑师不再发挥作用，城市设计被一种超自然的、可预见未来的力量所取代。将建筑看做“剖碎”，或者说在一个城市的平面图上将建筑的部分涂黑，反映出了一种类似于古典主义建筑平面图的图底关系。“剖碎”作为协调城市中“刻意规划的部分”和“自然生长的部分”之间的弹性地带，把建筑看做古典平面中结构里涂黑的部分（building as infill），同时避免了所谓“理想城市”成为保守派的“记忆的剧场（theaters of memory）”或激进派的“未来的剧场（theaters of prophecy）”。“剖碎”，或者说碎片化的修修补补的设计方式，将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修补匠（bricoleur）”概念作为调解城市的手段，一方面体现出对彻底的理性化与科学化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修补（bricolage）”曾经是文明最初的生成方式，罗对于这一概念的借用也强调了一种更符合人类认知发展的、处于灰色地带的、通过参照和修补来完成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的城市建设观念。因此，“剖碎”的作用也就类似于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意义上的“类型（type）”。它们同样反对，或者说不信任，人的理性对自然的彻底解释或操控。——人们不再幻想能用理性来解决建筑和城市的一切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回归了对“类型”或“模型（model）”的参照。在这里，我们不对“类型”和“模型”的涵义进行德·昆西（de Quincy）式的区分。作为建筑类型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德·昆西在1825年将“模型”定义为“一类应当被模仿的物体”，在其中“一切都是精准的、确定的”，“类型”则被定义为模糊的、对大量变化开放的（open to changes）。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则（structuring principle），设计中一个自主的元素（an element that plays its own role）。这一对立也在战后大量关于类型学的文献中得以沿用。然而在非建筑师的文本中，“模型”往往具有更加广阔的涵义，并涵盖了包括“类型”在内的诸多模糊术语。模型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存在并摇摆于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具有一定抽象性却又不完全抽象。“模型”或“类型”作为一种模糊的、近乎理想却又不能完全被公式化的参照系，成为了形式与功能、意义、文脉之间的桥梁。它与“剖碎”一样承担着调解城市和建筑中的形式问题的任务，并解决着现代建筑和城市中“意义”不断消解的问题。
最终，“剖碎”在建筑与城市空间中的出现、消失与再发现所折射出的是一种认知上的变化，一种在抽象和具体、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摆动。“理性”的必然结果是乌托邦，而现实终究不是能够抽象成一根根没有厚度的线条的墙线，其中复杂和暧昧的部分只能被强行忽视，而不能真的被化解。“剖碎”所代表的正是这一部分不可化约的内容。开始，它被看做一种必然的存在，一种甚至不需要解释的默认存在；后来，对于清晰和理性的追求使得它不得不为更加抽象化和经济性的平面而被牺牲；最后，它被看做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手段，一种借以回应和解决问题的适应性操作来抵御过度理性化的侵袭。事实上，无论“剖碎”“拼贴”还是“类型”，所代表的都是一种理想型和现实操作之间的权宜之计。尽管它们看上去是依附于某些本来已经存在的东西，似乎是某个更加具体和完整的物象的一部分，然而事实上却因其与各种要素之间的独特联系而获得了一种自主性。在后现代，“剖碎”是一种新知识的发生器。尽管它源于建筑内外不同完形的碰撞所产生的缝隙，但事实上既不依附于建筑的外部轮廓，也不依附于建筑的内部空间。无论对于建筑还是城市空间而言，“剖碎”的价值唯有在自身之中才真正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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