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伟大的乌托邦｜瓦西里·康定斯基｜1920

1914年末，康定斯基回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任职造型艺术部，成为执掌新国家艺术建设的重要一员。此篇表于1920年的文章里，康定斯基为筹划中的第一届国际艺术大会铺陈出愿景。长期旅德的康定斯基比生活在俄国的艺术家更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在国与国间筑起高高的壁垒，人在这一走向封闭、区隔的过程中愈加焦虑、骚动不安。新的俄国则与之相反，共产主义正凝聚起团结世界的力量。艺术，恰有可能带给这壁垒重重一击。因而，在康定斯基的谋划当中，国际艺术大会应当是一次乌托邦般的尝试：联合不同国家、民族，聚合一切艺术门类，集体创作建立纪念碑的艺术。艺术的形式或思想将在现实合作中突破原有边界，相互冲撞、撕裂，最终炸裂出尚未命名的新事物。康定斯基满怀期待，他憧憬此次大会建立起一座世界艺术大厦，自由、灵活；一切艺术都将驻进其中，不断生长。1921年末，康定斯基与构成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激烈交锋之下再次离开俄国，纪念碑的艺术与“伟大乌托邦”最终落得一纸空文。此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20年第三期《艺术生活》学报，由张猛翻自俄文，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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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瓦西里·康定斯基    译｜张猛    责编｜yy

康定斯基与教育人民委员会｜1921

论伟大的乌托邦｜瓦西里·康定斯基｜1920

本文3000字以内

在正在行进的必要性前面，堆放着障碍物。时而，一些小石子从这必要性的道路上缓慢地、刻板地脱落下来，时而，墙面从它的道路上被爆炸声推倒。那些为必要性服务的力量正在逐步累积，带着它一贯的顽强。而致力于反对这种必要性的力量，也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它。

新的必要性所引发的、单个的游行之间的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为人知。表面上看，忽而是这里，忽而是那里，不考虑距离，各种不同种类的嫩芽冒出了土，很难相信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根。这条根——是所有根茎组成的完整系统，它们看似毫无秩序地彼此搅缠，但实际上却归属于更高一层的秩序和自然的法则。

在正在行进着必要性前面，一些坚固的围墙正通过顽强的劳动被建造，而建造这些围墙的人相信它们会固若金汤，他们不知道，他们顽强的劳动给这些必要性带来的不是损坏，而是增益。因为，城墙越牢固，在它背后积累的、源源不断的力量就会越多，越长久。阻力越大，支撑力也就越大。积聚的力量在某个时刻会变成熟，合成为统一的力量，可能那昨天看来还牢不可破的围墙，今天就会突然化作灰末。墙体越厚，爆破就越猛烈，必要性产生的飞跃也就越大。而昨天还是乌托邦的一切，今天就会变为现实。 

艺术永远走在所有精神生活领域的前面。在非物质利益的创造上，这一领先角色和其他领域相比，自然具有相对来说更多的、对艺术来说所必须的直觉。艺术在产生非物质影响的同时，正不间断地增加其非物质价值的储备。而由于从非物质中间也会诞生出物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艺术中就会自由而毫不动摇地流淌出物质价值，以及一些现象。昨天还疯狂的“思想”会在今天变得真实可触，而明天就会从中流淌出现实的物质。 

在大约将近十年前，我由于一个断言，无意中引发了当时激进小组里的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极度的愤怒——我宣称，很快“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将不会再有边界”。在那个时侯的德国，德国的艺术家和学者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激发。当时在总体的德国民族感情中，部分带着自然的成分，部分来自人为的培养，在艺术中尤其如此。[1]

最近几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不仅没有被抹去，反而得到了强化，增强了力量，变得无法逾越，或许，这种状况从中世纪以来都还没出现过。可是这些无法逾越的边界同时也在由于彼此之间的不间断的军事行动，而发生变化。那些不可逾越的边界上正酝酿着空前的、令人焦虑的骚动，这一方面使它更为稳固，而另一方面——则同时也削弱了它。

彼此孤立的民族在彼此不约而同的秘密中，积蓄着自己的渴望——那渴望的力量越大，国境线阻止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力量也越大。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在单独的国家里积聚起来的、精神特质上的各种渴望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同宗的，而且成长于同一种必要性的深层本原，为了达成这种必要性的力量和明确无误，顽强的物质障碍反而充当了最重要的有利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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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一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巴登的造型艺术组织》中找到回应。在这篇文章的总体轮廓目标中，出乎意料地显露出一种担忧，担忧德国的艺术家们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现象很少以纯粹的面目出现；那些濒临灭绝的和已经灭绝的内容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到那些已经成熟的鲜活思想，抑或是刚刚萌生的思想中去，充当它们的和声。昨天，今天和明天几乎永远都不可分割。

《莫斯科 红场》｜瓦西里·康定斯基｜1916

俄国的艺术家们是持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俄国人民的一部分，一有机会就会最先向欧洲发出呼吁，希望和他们在因国际危机而产生的新条件下共同工作，这种国际性危机的目的似乎距离艺术非常遥远，和艺术的兴趣也格格不入。

而那些世界不能给予艺术的东西，战争会给予它。于是，可以看见的目的遮盖了看不到的后果，一直到某个确定的时刻。对物质的渴望分娩出非物质的内容。敌对的变成了友好的。最大的缺点其实是最大的长处。

 读过本期文章《造型艺术部在国际文艺政策上迈出的几步》的读者们都知道，在今天之前，俄国艺术家已经通过对“东方”的呼吁，而回应了“西方”。但俄国的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呼吁中还写到了举办国际艺术大会的愿望。可以想象，很快在这一方面将会迈出积极的步伐和现实的举措，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第一届国际艺术大会。 

我认为，应当在这场大会开始之前，设定一个现实的主题，就算这主题具有乌托邦特征。毫无疑问，不管是从内在意义，还是外部价值上来说，艺术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应当是关于纪念碑艺术的形式、手法、规模、已经取得的和应当取得成就可能性的问题。

显然，这种乌托邦特征涉及的各种问题，不可能轻易便得到解决，无论是通过一场画家们的代表大会，还是由全部三类艺术的艺术家们参与的代表大会——这三类艺术的创作者，也就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终于在不久前刚刚寻找到共同的主题和任务。

应当吸纳所有艺术门类的活动家们解决上述问题。这里除了上面的三类艺术，还应当动员其他的艺术：音乐、舞蹈、广义上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以及各种剧院的戏剧演员们，无论舞台是大还是小，抑或是杂耍场等等，连杂技也都包括进去。虽然初看起来，这一乌托邦思想来自于画家的领域，或许只有音乐家们才能像他们那样，在艺术中对开拓新的、不可见王国怀揣着不可遏制的热望。

各艺术门类针对同一个现实任务所采取的的现实上的合作，是采取唯一的检验形式：1）检验建立纪念碑的艺术在潜力上和具体的形式上的成熟程度；2）检验在不同民族那里，这种建立纪念碑的艺术理念彼此的亲近程度；3）检验各门类艺术（绘画，雕塑，建筑，诗歌，音乐，舞蹈）对投入这一真正的集体创作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4）检验不同国家和不同门类的报告人在讲述这一最重要的主题时，所使用语言的统一程度；5）检验这个还非常年轻的思想在现实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贝尔[2]在写给造型艺术部委员会的通报中说，德国艺术力量之间的巨大隔绝，影响了托付给他的很多任务。这种“隔绝”不仅是德国艺术力量之间长久的伤痛，并且在它里面，至今还存在着整个全球艺术世界所有艺术力量的一致性。

想来，这样一场大会将会是一剂英勇的、有益健康的药方，会引发一场强力的、患病的危机。这场危机之后，承受隔绝之痛的那部分病患将会消失，而剩下来的健康部分会同相互吸引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汇流在一起。

这样一场有着现实任务——并且是乌托邦特征的任务——的会议，将不仅是对上述各点的检验，同样也会是检验不同的艺术力量在最重大的艺术问题之一面前具有的内在价值的试金石。因此，最终在这里，画家和音乐家，雕塑家和舞蹈家，建筑学家和戏剧学家，等等等等，将会并一定会谈论同一个主题。

那些在相互理解方面最出人意料的问题，先进的画家和有些落伍的戏剧演员之间用不同语言展开的最出人意料的谈话，明朗与紊乱，思想与思想叮当作响的碰撞——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在单个的艺术之间以及单个的艺术内部已经习以为常的形式、划分和隔阂来说，将会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撼，以至于由于空前的位差、压力和炸裂，日常的领域会被撕裂，其深远的内容将会呈现出来，那些东西在今天甚至还没有名字。

对于参加第一届大会的所有国家、所有艺术的活动家们来说，这个主题可以是建设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以及对其结构性计划的设计。这座大厦应当由所有门类艺术共同构想，因为它应当适应所有的艺术门类，无论是那些现实上存在的艺术门类，还是对于一些曾被憧憬，以及现在正在被悄悄地憧憬，暂时还没有希望转化为现实的艺术门类。就让这座大厦成为乌托邦的世界大厦吧。我想如果将它命名为“伟大的乌托邦”，感到幸福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人。

但愿这栋大厦可以保持与众不同的柔韧性和活动性，能够不仅给那些现在活着的人一个位置——即使是活在梦想之中，也能给另一些人留个位置，这些人的第一个梦想直到明天才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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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德维格·贝尔（Baehr Ludwig, 1871-?）德国艺术家，德国驻俄公使团代表。译者注。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瓦·康定斯基《艺术理论选集》，2卷本，第2卷。莫斯科：吉列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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