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次次袭来：一部人类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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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01
1918年11月6号，时任定海县知事的冯秉干在上海《申报》撰写了《救治时疫之布告》一文。
在这篇布告中，冯秉干针对当时的流感，提出用银翘散这种中药进行治疗：“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但很显然，他对这场大“瘟疫”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在这一年的5月份，上海出现了第一例传染病例，而此时的温州已经有上千人感染。6月份，广东的学校和邮政局也开始出现类似病人。不久，江西、湖南、云南、浙江、江苏、北京等地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疫情，并且发病快，死亡率高，呈现出早上发病，晚上即毙命的特征。
在《申报》对于绍兴疫情的描述中：“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在很多村庄中，甚至半个村的人口都被传染，死亡率高达10%，这足可见形势的严峻。
用当时《大公报》的话来说，这是“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
但此时的中国，也只不过是世界传染病浪潮中的一片雪花而已。
1918年的3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士兵们纷纷出现头痛、高烧、肌肉酸痛这些症候，当时的诊断只是小流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地也出现这种疫情。而这，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传染病随着枪炮纷纷散散到世界各地。
与流行性感冒不同，染上该病的患者主要集中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肺炎成为最严重的并发症。
在10月份，有20万美国人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正常减少了12年。
1918年大流感给美国人均寿命带来的影响
到了1920年，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开始整村死亡，而位于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死亡率高达25%。整个世界，无一幸免。
但最严重的，当属西班牙，全球大约4000万人丧命，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很难想到，这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各国已经没有兵力再继续作战。
回到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起一套专业的防疫体系，地方上各用各法，引用中药，喷洒石灰水，焚烧大黄成为主要的手段。此时的中国，面对大规模传染病基本无力应对。
两年之后，流感慢慢消失了，但直到今天，病株都没有被真正辨认。
无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欧美列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都难以应对汹涌的疫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仿照前苏联的“防疫站”模式迅速建立起传染病防控部门和流感实验室。
这些部门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流感防疫的空白。
个人卫生宣传也是防疫体系的重要部分
在1957年和1968年，当又一次爆发大规模流感时，政府已经有能力作出应对，并迅速建立起国家流感中心。
在这一阶段，伴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完成，共和国组织和资源调动能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建立起了初步的防疫体系，基本的流感防控能力已经具备。
可是，比起五六十年前，如今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不断被压缩的高流动性社会，有力的政府和工业化基础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快速变化的疫情。
2002年12月15日，在深圳一家酒楼打工的黄杏初觉得不舒服，身体发热畏寒，去医院打吊针之后也不见好转，只得转入老家河源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但不仅他没被治愈，身边的9位医护人员却先后有了这些病症。这在当地立刻引起了恐慌。
但在此时，广州市政府和省政府都选择了隐瞒，对外宣称的病例总数一直是不增不减。2月12日，中国足球队和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照常举行，现场观众超过5万人。
而随着春运的到来，潜隐的危险逐渐浮出水面。
2003年2月21日，已经染病的医生刘剑伦赴港参加亲属婚礼，在入住酒店之时将病传染给七名旅客。刘剑伦在两周之后不治去世。
3月6日，北京也接到了第一起输入性非典病例。也就在这个时候，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由于不清楚SARS的病情，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其中一位急诊科医生和护士不幸身亡。
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非典的可怕之处。
可是，4月3日，中国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的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只有3例，笑着说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最后还给北京打了个广告：欢迎大家来北京玩。
紧接着，国家旅游局也表示，中国各地的旅游安全和健康是完全有保证的，中国的旅游活动一切正常。更吊诡的是，广州市政府为了显示自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由时任市委书记林树森带领市内2万群众举行了春季健身万人长跑活动。
但纸怎么可能包得住火。
随着不断有整个楼层感染SARS等信息爆出，中央开始对非典高度重视，北京的疫情也有原先被瞒报的37例增加到339例，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
“非典”影响范围极广
随后，全国防治非典的大幕拉起。财政部拿出20亿用于非典防治，总理亲自坐镇，指挥防治工作。
而接替北京市长职务的，便是从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紧急调入北京的王岐山。
在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便立场坚决地说道：“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上任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达隔离令，对受到非典感染的人群进行隔离。
第三天，小汤山医院开工。
而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可容纳一千余人的小汤山医院便迅速落成，感染人员集中进驻隔离。
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共接收680名非典病人，其中672人康复出院，8人不幸去世，治愈率接近99%，而且138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
与此同时，在这个草木皆兵的时节，王岐山市长亲自走访批发市场、菜市场和医药大楼等地，深入第一线，安抚受到感染的病人，极大地稳定住了局势。
2003年6月，防治“非典”期间，王岐山在北海公园与北京市民共度周末
整个非典期间，王岐山成为出镜率最高的官员。
在一系列闪电举措下，到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两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这标志着，非典疫情被初步扑灭。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在短短半年间，就瘦了20斤。
整个非典期间，中国患病总人数达8069人，死亡774人。但国家集中力量的迅速举措，不仅快速荡清非典遗毒，更使得国际社会眼前一亮。
参与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
非典过后，全国都松了一口气。
经此一役，人们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流动和复杂的“风险社会”（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的论断），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也需要一套极为专业化的风险应对体系。
而这套体系的第一步，不在于遮掩风险，而在于将可能存在的风险向公众和盘托出。
但由于官僚体系在地方绩效主义这一趋向上的先天缺陷，其最难迈出的一步也便是向上级和公众坦白辖区内的风险和问题，这也正是非典肆行的根源之一。
03
谁也没想到，下一场疫情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甚至于，又为“坦白”的缺失作下了惨痛的注脚。
2019年的12月8日，武汉出现了第一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12月30日，一份盖章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华南海鲜市场此时已经被确定为传染源地之一。
在中间的22天里，面对不断增长的不明肺炎人数，武汉市政府并没有什么作为，甚至在明确华南海鲜市场这一传染源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关闭清理。
次日，卫健委通报声称这种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听到这个消息，自古性情豪放的武汉人民心中更是有了底气。
武汉一派自在祥和，但此时的香港已经高度紧张。
就在同一天，香港食品与卫生局表示，各出入境口岸将加强健康监察措施，将怀疑案例转移到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1月4日，在尚无确诊病例的情况下，香港立即将应变等级从“戒备”升为“严重”，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而此时并不知情的武汉人民还在马路牙子上唠着嗑，滋溜着热干面。
直到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发布通报，初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而从11日到16日，这个数字一直没变。也就是说，在一周的时间里，整个武汉市没有一位病人被传染。
而这一周，也是湖北省两会胜利召开的日子。
17日，新增确诊肺炎患者4例，才算是重新“开张”。
而在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了万家宴，共4万多个家庭公共聚餐，浩浩荡荡，红红火火。
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
而从19日开始，武汉市公布的新型肺炎病例呈现陡梯型上升，当天累计报告达198例，逐渐到291例、444例、571例。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够人传人，直接打脸武汉市。此时的疫情，才真正进入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之中。
而就在21日，湖北省新春团拜会如期举行，省市主要领导列席参加。
根据省内新闻报道，整台演出节目编排新颖，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湖北省民族歌舞团4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多个节目的演出，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
彼时，春运也如期而来。作为一座拥有3000多万名流动人口的九省通衢，有网友研究过如何在归家路上避开武汉，最后发现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完全避开几乎是不可能的，病毒就这样随着春运四处漂流。
武汉作为交通枢纽也意味着病毒容易扩散
在1月20日，伴随着中央对疫情的重新部署，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防控也进入到新车道。
1月23日，武汉市和周边的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黄冈市、荆门市等相续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严防疫情传播。
武汉“封城”意味着一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斗已经打响。
同一天，武汉版小汤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正式开建，上百台机械同时作业，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容纳1000张病床的医院将在6天内建成。
接下来，雷神山医院以及黄冈大别山医疗中心陆续开建。
从区域隔离到病患隔离，武汉的疫情在此时才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04
从武汉的整个应对过程来看，1月20日是个节点。
在此之前，武汉甚至整个湖北对于疫情的应对都是不合格的，瞒报、缓报、谎报，不乏当年SARS开始时地方政府的影子。
1月20日之后，整个湖北才真正进入疫情防控的正确节奏。
在封城以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这些重要举措下，疫情得到迅速控制，避免了几何数级蔓延的趋势。
而且比起2003年，信息和数据时代的舆情更为复杂，被隐藏起的一条小小信息，所掀起的巨浪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但前期滞后的那一步，仍然使得疫情未能得到第一时间的有效控制，直接使疫情进入到一个新的轨道，所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
晚一步，差千里。
那么，武汉为什么没从如此惨重的非典教训中汲取经验？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清代妖术追查案的分析中发现一个重要机制：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管辖区域内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失职的过失。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官僚制的体系下，其政治生涯与“权力”和“声望”始终挂钩在一起。
从其逻辑出发，如果按照规定层层上报，虽然可以减轻失职的责任，但其必然会受到来自上一层级的压力，自主处置的权力必然会受到压缩，悠游处理会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同时，当一旦被放置在聚光灯之下，主政官员将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全方位“解剖”。此时，无功就是无能，无过就是有错。
“瞒报”有着内在的逻辑
在这一绩效主义的影响下，地方官员对对于事关一票否决的公共安全事件，地方政府是慎之又慎，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能捂住便不放开，能私下处理就不公开上报。
这一心态，致使地方政府在疫情的应对上总是有所保留，总是存在着内部解决的侥幸心理，疫情不上报，人们难知晓。
同时，就在十月份，武汉举办了第七届军运会，总投资达到1400亿元，加上之前为之预备的各种大规模城建，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这也是武汉在前期不愿大动干戈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就武汉市的应对来说，既不愿通过上报和公开获得各方的支持，也没有能力自己解决，结果就只能是滞后一步，给了疫情蔓延的空间。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体制问题，但不同的一方主政者所体现的效果却也是千差万别。
看看与湖北接壤的河南，就能够发现两省领导层的应对差距不是一般大。
早在十二月底，河南便开始了行动，从郑州发往武汉的班车正式停运，自愿退票的市民可以免收手续费。
在河南疫情发现的第一时间，省长尹弘便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明确绝不能瞒报、缓报和漏报，必须确保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在具体措施上，河南非常具有针对性地使用了大数据信息系统，通过组织基层卫生部门进行排查，以此实现贯彻基层的日报告制度。
同时，在发现第一列新型肺炎确诊案例的当即，河南便毫不拖泥带水地全面排查外来人口，高速路口进行体温检查，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定时消毒，娱乐场所全部关闭，电视直播、公众号、短信，甚至教育局对家长的通知，使用一切渠道让人们对疫情提高警惕。
河南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信息和数据时代防控疫情的典范。这也难怪湖北人民嚷嚷着要借隔壁省长用两天了。
再看看别的省市，山东省率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实行特殊医保支持政策，以此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确保定点救治医院不因医保总额控制管理规定影响患者救治。
浙江省最早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全面实行各类交通道口卫生检疫，取消大型公共活动。而那个时候的湖北还是二级响应。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地方主政官员的水平实在是太重要。
网友作品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在1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明确指出：“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需要政府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充分，刻意迟报瞒报必将付出严重代价”。
人民网也罕见发文批评，其所提所指不言自明。
出于个人政绩和权力依恋而不顾大局，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而被人欺。
这场与新型肺炎的战争就像是一场考试，谁在实干，谁在裸泳一目了然。
不过，既然是考试，总得让人把这张卷子答完，不能因为前面答得稀烂就把考生扔出去。
卷子做到关键时刻，湖北省的考生总是比别人更了解情况，重要的是先把卷子做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从海南进京赶考的王岐山，人家可是地道的北京人。
再者说，监考官也得照顾所有考生的情绪，这么紧张的时刻，士气很重要！
不过，等到收卷评分之后，给糖还是大棒，从《人民日报》的态度上已有分断。
非常痛心、非常愧疚、非常自责也没用了。
05
大年初一，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地方上开始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带着口罩视察武汉，意味着举国最重要工作的疫情防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会议“各地要减少春节期间大型公众活动，尽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这一条意见为例，不到24小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人员流动方面的防控全面拉开。
图：东莞城市号召人们尽量减少外出
尤其对于农村而言，在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里，拜年是必备活动。为了减少人员流动，从基层乡镇干部到村干部，不仅连续在大喇叭广播，而且直接拉着横幅到村口劝退。
周前村前建的“劝返岗”
在疫情感染信息获取上，微信直接开通了疫情上报功能，个人就可以直接上传信息。
无论是人员配备、舆论引导，还是信息处理，全国已经拧成了一根线。
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在帮着裸泳者穿上新衣。
正如“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武汉医护人员，正如84岁高龄依然奔赴第一线的院士钟南山，正如正在奔赴武汉进行支援的逆行者，正如武汉市内自发组织起来接送医生的自愿者，正如从世界各地飞向武汉的物资和口罩，正如那些自愿留守武汉，一起抱团加油的所有人。
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英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激的人！
1832年，德国诗人海涅这样描述巴黎的霍乱：“3月29日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当天晚上多个舞厅中挤满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在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脚一软倒下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地服装”。
很庆幸，我们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且根据世卫组织的认定，在中国现阶段的防控处理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虽然，政治学上的原因，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难免会因些许地方官的个人取舍而产生滞后，但其一旦正式开启，就是雷霆万钧之势，必能将疫病诛杀于膨胀之中。
毕竟，少数零件的锈蚀，并不能改变国家机器本身的有效性。
而且，无论是国家机器的学习能力，还是“责任到人头”的动员制度，还是如此多心怀仁爱的“为众人抱薪者”，我们有十足的信心相信，无论多严重的疫情，都必定会被及时控制和解决！
裸泳者终将被潮水淘汰而去，英雄必将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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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总是以吃货而自豪。自然界的万物，主要是牲畜、禽鸟和鱼类，当然还有各种山珍野味，构筑起舌尖上的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 但讽刺的是，动物也用细菌和病毒回馈人类的“厚爱”。 贾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感慨：“整个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他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在人类中流行。” 造物主的想法玩味，如果不是18世纪以后，现代医学、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惊人进步，人类每隔百来年就要被自己的欲望再平衡一次。
1894年始于广州的腺鼠疫，以香港为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腺鼠疫，又名黑死病。
被一800年前的14世纪，法国人可能要感谢来自黑海沿岸的老鼠。 也许由于某种黑色老鼠登上了从亚洲前往欧洲的货船，导致当时被俗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席卷了欧洲，大概在全世界杀死了2500万人，深刻的改变了人类历史。
当时，英法两国正在百年战争中激战正酣。 黑死病消灭大量目不识丁的农民，工匠和威尔士长弓手。正是这些长弓手，射出按照历史记载来说“下雪一般的箭雨”，在克雷西和阿金库尔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法兰西骑士。 黑死病让英法两国在短期内无力再战，但让整体战争的时间被拉长。 疫情对英格兰的摧残尤其厉害，因为英格兰人口更少，被黑死病夺走了100万人，当时英格兰总人口只有400多万。 无疑，这对在军事上占据较大优势但在人口上少于法国的英国不利。 时间的推进带来了技术的改良，法国人终于找到了对付英国长弓手的办法，那就是大炮。群炮齐发，英国最终输掉了百年战争。
所以，除了奥尔良的少女——圣女贞德，老鼠也决定了欧洲的走向。 还有一个结果，黑死病改变了欧洲不少国家的经济结构。 以英国为例，由于黑死病的爆发导致大量的劳动力死亡，田地大量荒芜，催生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和职业工匠阶层。工人们公然反抗领主，向工资更高的地方迁移。 在疫病面前，想奋斗也没人了，地主们只好转为养羊，小农经济向大农场转变。
“羊羊这么可爱，全身都是宝，还好吃”。 但事实上，从传染疾病的角度来看，羊并不比老鼠更宜人。 还是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得了严重流感的人。 原因尴尬：那个人和羊进行了性交。 无论家养还是野生，无论是“两勺盐，两勺料酒，三颗大料”还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动物总有办法让人得病。
二
战争与征服之所以容易带来传染病，是因为过程中总有大量人口迁徙。这种人口迁徙，打破了古代社会各个民族聚居的孤岛状态，也带来了更多不可阻挡的细菌和病毒。
公元前429年，一场瘟疫席卷了雅典，消灭了那里四分之一的人口，也包括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 尽管在《圣经》里，已经有“摩西在埃及降下瘟疫，最终杀死埃及每个新生儿”这样的记载。 雅典大瘟疫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全面的传染病事件。
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但在文化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师，在政治上，雅典的势力范围遍布整个东地中海。 而为了应付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制定一套在历史上被称为“伯里克利路线”的战略。 用雅典占优势的海军，切断斯巴达的海上交通线，在陆地上避免和陆军强国斯巴达交战。雅典筑起被称为“雅典卫城”的城墙，守城不出。 在公元前4世纪，西方还缺乏打破城墙的攻城器械，雅典的“塔防战术”牢不可破。 听起来很像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德战略。 但人算不如天算，希腊时代商业与航海的流行，为地中海沿海的地居民“打破孤岛”大行方便。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疫病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经过埃及和利比亚，穿过了整个地中海，在雅典登陆。 坑爹的是，这个传染病似乎对斯巴达人无效。 应该不是宙斯偏心，从现代医学观念出发，斯巴达人在城墙外的流动作战，可以远离自己的粪便。
雅典人在城墙内，意味着他们的食物和水源更容易被排泄物污染。 伯里克利本人也没有熬住。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明确死于传染病的名人。虽然在他葬礼上的演讲，因为对民主精神的升华可谓感人至深。 如“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这就是民主。” 但民主无法打败斯巴达人，也无法治疗那场瘟疫。 雅典最终战败，终结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希腊城邦民主制解体，各类僭主纷纷登场，直到迎来亚历山大大帝。 无法完全确认毁灭希腊民主的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正如很难从历史记录中推测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各场大疫到底是指鼠疫、天花、流感还是疟疾。 不过从修昔底德对一些人发病细节的记录来看，历史学家推测，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这就是民主。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地位方面，都以每个人的所长而不是他所属的党团来获得名誉。如果一个人有德有才，只要他能服务大众，那么因地位卑微而造成的贫困便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我们总是遵从在职官员及法律，且尤其遵守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及给予反乱者明确羞辱的不成文习俗。
三
令人感慨的是，民主在希腊亡于病毒，差不多2000年后又去了新大陆，但同去的还有天花，流感等传染病。 印第安人被传染病毁灭，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打破孤岛后的传染病爆发”。 这次大爆发还是两个大陆的一次互相传染。 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以数百人的西班牙兵力和一些印第安盟友，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今天的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一度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首都，并予以重创。结果一场神秘的疫病席卷了阿兹台克军队，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
今天的历史学家估计，欧洲人抵达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1亿，在墨西哥可能有2000万。他们面对天花、麻疹、白喉和腮腺炎这些旧大陆的传染病毫无抵抗能力。
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死得那么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闻到一个西班牙人就会使他们魂飞魄散。” 也正是这种面对传染病的沮丧，让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对太阳神和羽蛇神崇拜，快速改信天主教。
是的，传染病会重塑人们的意识形态。 正如罗马帝国末期的大规模瘟疫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一样，罗马官方主推的价值观斯多葛主义（和中国儒家有一些类似，强调理性与道德）无力解释为什么天降灾难杀人还不分穷富善恶。
而黑死病流行又动摇了天主教的权威，薄伽丘的《十日谈》里，描绘了传染病肆虐中的“活在当下”。
不过信仰是无用的，到1568年，在科尔特斯征服不到50年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已减少到300万，约为科尔特斯登陆时的1/10，到1620年人口降到约160万。 为了代替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开始从非洲大量输送黑奴。印第安人、欧洲人、黑人，因为传染病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族群迁徙。 但也许是一种报应。旧大陆的天花，荨麻疹消灭印第安人的同时，新大陆也给旧大陆带去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那就是梅毒（梅毒是否来自美洲，现在有争议，但梅毒和斑疹伤寒等新疾病，确实在发现美洲后出现在欧洲）。
梅毒在欧洲迅速流行并传到印度、中国和日本。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写道：“法军一路轻松地攻入意大利，无意中就拿下了热那亚、那不勒斯和梅毒。然后他们就被人赶了出去，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被驱逐。但他们没有失去一切——梅毒始终跟随着他们。” 梅毒也是一种名人病，据说因为早期症状会引发精神亢奋，特别适合艺术天才和政治导师，如弗朗茨·舒伯特、爱德华·马奈、居伊·德·莫泊桑、阿图尔·叔本华、弗雷德里希·尼采，梵高和列宁等。 可谓人类群星闪耀时。
四
讨论这个话题时，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中华民族是不能缺席的。 中国古代拥有世界上体系最完整的历史记载，当中有大量灾疫记录。
但这些记录早期基本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现。所以，相比于“人口增减之下土地兼并”这一显学，瘟疫，也就是传染病，到底对到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并不容易看清楚。 直到近年来，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等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疫病阶梯”。 所谓疫病阶梯，是指古代社会的人类迁移过程中，进入新的地理环境，需要面对该地自然环境巨变带来的各种恶性传染病。 如果觉得这个名词太高大上，我们可以换一个接地气的：水土不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确实有什么在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如果按照传说里的记载，华夏文明进入华南地区（黄帝对阵三苗部落的蚩尤）大概是在4000年以前；春秋时期楚国的兴起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祖龙秦始皇帝派“我从河北来”的赵佗征服岭南大约在公元前204年。 而我们知道，直到唐宋时期，或者说要到宋代，中国经济中心才逐渐完成南移，才意味着大量先人迁徙到长江流域乃至更南部定居。 如果不是五胡等北族入侵造成各种南渡，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缓慢。 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从秦汉到隋唐的穷苦大众宁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不南下打工呢？真是因为我甜党咸党自古汉贼不两立吗？ 原因固然有很多，南方奇特的病毒与细菌（所谓瘟疫、瘴气等）一定是重要障碍。
不过，北方的咸党也不要太有优越感，有一种可怕的病毒是北重南轻。 那就是天花。 中国很早就有天花的记载。在汉人武德衰退后，更成为了游牧民族杀手。 与汉人不同，蒙古人和满族人对天花完全没有适应性。1661年，天花就夺走了清朝世祖顺治皇帝年仅26岁的生命。 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下，顺治指定了年仅8岁的皇子玄烨继承了清帝国。是因为在众多皇子种，玄烨是出过痘的，也就意味着他对天花具有了免疫力。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如果顺治帝不死，如果玄烨不能成为康熙帝，中国历史也可能有新的变化。天花在中国王朝的兴衰中也构成了一个变量。 满人易得天花，而自我隔离也加剧了这点。 早在入关前，满清已经开始设立各种避痘所。这类“避痘所”通常是独立宅第，而且会有河水隔绝。清代痘医曾香田这样观察：“京外如蒙古等处，其人在本土则从未闻有是疾，及来京师遂传发焉。” 连现代人所写的各种清朝宫斗剧如《如懿传》里，天花也成为清朝后宫主子们互害的利器。 没病怎么宫斗呢。
五
还是那个问题，“征服与交流”造就传染病爆发，但适应传染病又只能继续依靠接触。这就是“孤岛与病毒”的悖论。 当中国北方移民经过一代又一代，逐渐跨越了疫病阶梯后，南方逐渐变得宜居了。 正如在19世纪，法国军队中的来自农村的士兵容易患病，而这些传染病在城里的同龄人那里已经接触过了。结果强壮的农民子弟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营养不良的士兵死亡率更高。 当现代科技进步以后，老问题有了新对策。 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的公路建设让一个偏僻的印第安群落，仅在一年时间内就接触到麻疹、德国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脑膜炎以及黄疸性肝炎等一系列传染病。 所幸的是，患者被及时空运到现代医院接受治疗，130人中只有7人死亡。 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康熙及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对西方传来的天花治疗方法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大概用了100多年，西方来的牛痘法才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人痘法。 1933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在家里种的痘，而不是在种痘局，这“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他还记得痘官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鲁迅还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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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把地球上所有的传染病分为了三个等级，分别是甲级、乙级和丙级。
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等，其实都只是乙级传染病而已。
中国明文规定的甲级传染病只有两个：鼠疫和霍乱。
在这两位瘟疫之王面前，所有的传染病都只是弟弟。
而鼠疫，则是王中之王。
在世界所有国家卫生部的文件中，鼠疫都被列为第一号传染病，所以它还有个别称，叫一号病。
鼠疫和霍乱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待遇，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曾造成了极为惨烈的灾难。
据史书记载，鼠疫的第一次爆发，是公元542年。
当时东罗马帝国每天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亡，整个君士坦丁堡几乎被摧毁，鼠疫传播并肆虐了整个欧洲，导致欧洲南部人口减少了1/5。
这次瘟疫，肆虐了两个世纪之久，屡禁不绝，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估计总死亡人数达到了一亿人。
鼠疫的第二次爆发，是1348~1351年。
短短的三年里，鼠疫横扫了整个欧洲，造成6200万人死亡。
欧洲总人口减少了1/4，其中威尼斯减少70%，英国减少58%，法国减少75%。
在古代，鼠疫是堪比核武器一样的存在。
三年大爆发结束后，随着患者的大量死亡，疫情有所减轻，但随着人口的恢复，每隔10年就会重新爆发一次鼠疫。
1350年到1400年，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缩减到了仅仅20岁，鼠疫的爆发一直到17世纪末才算有所缓解，肆虐欧洲接近四个世纪。
因鼠疫而死的人全身呈恐怖的黑紫色，所以这次瘟疫，被称之为黑死病。
鼠疫的苦难深深的印刻在了欧洲文化上，没有一个欧洲医生敢轻视鼠疫，所以它得到了一号病的称谓。
1910年，鼠疫传播到了中国，在东北大地上引发了一次极其惨烈的大灾难。
疫情如火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死者先发烧，然后咳嗽，最后吐血，三到五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浑身皮肤出现黑紫色。这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例东北鼠疫病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这家客栈频繁出现客人暴死的现象，凶名大盛，无人敢住。正值春节，店主郭老十最后决定关店，回家过年。没想到回家不久，郭老十也突然暴毙身亡，家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举办丧礼。最后，郭老十全家53口人，死了32口，全村其他人也在不断的去世，整个村几乎成了鬼村，到处都是黑紫色的尸体，变成了阴曹鬼蜮。郭老十的这种悲惨命运并不是个例，而是遍布了整个东北。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1910年11月8日，工人死亡，被确诊为鼠疫。哈尔滨，成为了第一个被感染的东北大城市。随后，疫情像烈火一样席卷了整个东北。1910年11月中旬，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为数例。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
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更可怕的是，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中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疫情可以沿交通线迅速蔓延。“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混乱的哈尔滨
百年前的哈尔滨，是东三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拥有来自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并由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焦点。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哈尔滨的外国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次日就通过化验得以确认。鼠疫的名气太大了，出现一例就可能出现无数例，世界各国都被这一消息给吓的人心惶惶。随后的一个月里，随着疫情的扩散，俄国和日本开始争夺疫情的主导治理权，希望借此扩大侵略特权，插手东北政治。为了保护自家国民，同时维护国家主权，虚弱的清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动员了起来。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力荐三十一岁的伍连德前往东北承担防控鼠疫的重任。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剑桥的华人，24岁就拿到了剑桥大学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是学霸中的学霸。他带着一个助手，顶着一个“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头衔，迎着逃难的人群，毅然前往东北疫区。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抵达了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人传人的新型鼠疫
在伍连德到来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传播给人类的，因为欧洲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传统鼠疫被称为腺鼠疫，只要消灭了老鼠，就掐断了源头。在西方专家的指导下，东三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不仅城内设有专门的捕鼠队，老百姓每捉一只老鼠，无论死活，交给附近的巡警就可以获得2铜币的奖励。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经检验后，所有老鼠会被销毁。
疫区的房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
传统腺鼠疫的传播模型，需要温热湿润的气候，这和东北的现状明显不一样。而且伍连德了解到，研究人员检验了那么多老鼠，并没有发现鼠疫病菌。而先期来到傅家甸的一名医生也告诉伍连德，这里冬天门窗紧闭，密不透风，经常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如果是腺鼠疫传播模型，那应该是通过接触式感染，只要你不被跳蚤叮咬，就不会有事，护理鼠疫患者的医护人员通常比较安全，这和一人感染全家遭殃的现状明显不符。于是伍连德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而且伍连德在调查过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后，发现这片区域的疫源，是当地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俄国人制造皮毛的窝棚。俄国人和东北人，都喜爱貂皮用于御寒，但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皮毛来代替貂皮。伍连德在这个窝棚的土拨鼠皮毛上，检测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梅尼的死亡
但伍连德的猜想，并没有被大家接受。区区一个黄种人，要推翻西方医学界这么多年的研究结果，说自己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居然还能通过空气传播？当时的西方医学专家，基本都用呵呵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反对最激烈的，是西方鼠疫专家，法国人梅尼教授，他被清廷特聘为外籍专家，于1月2日前往哈尔滨。梅尼认为伍连德这种行为，是“离经叛道、不敬师长”，向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撤换伍连德，并由他来统管防疫事务。锡良以“先实地踏查再另行提议”的名义，婉拒梅尼。看到自己特聘的外籍专家没有丝毫协助工作的意思，在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要赶走伍连德，试图控制东三省防疫大权，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1月5日，清廷在对梅尼的回电中，宣布了对梅尼职务的撤销令。高傲的梅尼，坚持认为这次鼠疫一定是腺鼠疫，因为几百年来都是如此。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梅尼决定进行实地调查。被停职的当天下午，梅尼突然前往中东铁路医院要求诊察该院收治的鼠疫病患。在进入传染病房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传染，按腺鼠疫传播方式，梅尼医生是绝对安全的。诊察结束后，梅尼在晚上还会见了数名欧洲友人，并前往当地几家著名百货商场购物。1月8日，梅尼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本身就是鼠疫专家的梅尼，知道大事不好，立刻致电中东铁路医院，并入院治疗。1月9日当天，梅尼的体温达到38.3摄氏度，情况危急，痰液中被检测出鼠疫杆菌。1月10日，梅尼被注射抗鼠疫免疫血清，但病情仍在加重，开始大量咳血，并失去意识，体温达到39.4摄氏度。1月11日，梅尼去世，死于鼠疫，面呈黑紫色。距离梅尼第一次来哈尔滨，仅仅9天，距离他第一次诊察鼠疫病人，仅仅6天。梅尼的死，震惊了哈尔滨，震惊了东北，甚至震惊了整个世界医学界。这种级别的鼠疫专家，居然在中国东北死于鼠疫，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如果连专家都不知道如何防护自己，那我们怎么去防护普通人。整个东北，甚至整个中国，还有谁是安全的。梅尼的死，是一个悲剧，但意外为年轻的伍连德扫清了一切障碍。伍连德的一切请求都被迅速批准，被授予了极高的权利，甚至获得了外国的支持。整个东北的防疫隔离工作，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全面隔离
1911年1月13日，清廷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连太子太傅都被挡在了山海关之外。1911年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1911年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清廷建立三条军事防线，避免春运南下人口四处流动，对鼠疫严防死守。在这种级别的军事戒严下，鼠疫被控制在了东三省之内。但东三省的人怎么办，整个东三省足足有1400万居民，他们都等着伍连德去救。当时的疫情之恐怖已经无法形容，哈尔滨傅家甸区域人口仅仅2万余人，在1月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83人死亡。是死亡，不是感染，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没有精力去统计感染人数，只统计死亡人数。有人收敛的死尸，仍在乱葬岗，无人收敛的死尸，就直接堆放在冰天雪地里。
很快，伍连德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傅家甸坟场。
焚尸
伍连德在傅家甸坟场，看到了延绵1里多地的棺材和死尸。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天寒地冻，积雪达五寸到七寸高，无法挖开土地埋葬,大家都等着明年春天再让他们入土为安。从报纸上看死了几千人，和你亲眼看到几千具尸体，那是两码事。伍连德被数量如此庞大的死尸给震惊了。他认为傅家甸坟场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个坟场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甚至整个中国。伍连德提议要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这是大不敬的事情。一次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仅靠东北总督锡良的支持已经不够了，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联名请求朝廷颁旨，希望可以借圣旨平息民间的反对。三天后，他们收到了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
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这天清晨，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尸堆里忙活。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共22堆。下午2时左右，在疫区高级医官、部分地方文武官员与俄方防疫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所有的尸体被泼上煤油并点燃。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在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把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很快，东北的疫情就出现了转机。
奇迹般的胜利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了下降，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收到最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距离清廷采纳伍连德建议，封锁山海关，仅仅过去了47天。而距离伍连德焚尸的大年初一，刚好一个月！整整24个小时之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这是几个月来的首次。零点钟声刚过，在一片欢呼声中，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哈尔滨傅家甸的隔离。这一天，载入了史册。这是哈尔滨最后一例死亡病例，也是整个东三省最后一个死亡病例。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随后的日子里，也没有。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名医学代表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
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濑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并与2007年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被正式解密披露。“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国士无双
被各种荣誉加身的伍连德并没有陶醉自满，他预测鼠疫在合适条件下还会再度爆发。为此，他辞去了高官厚禄，返回东北，在东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并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支防治鼠疫的专业队伍。1920年底，鼠疫果然卷土重来，但这次伍连德准备了十年，成功将这一次的鼠疫灾难遏制在了东三省的北部，仅死亡五千余人。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次的预防及时，伍连德彻底消灭了鼠疫隐患，从这一年开始，东北再也没有爆发过鼠疫。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
国士无双，伍连德！“流行病的英勇斗士” “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今天我们遭遇的疫情，比当年的东北鼠疫要弱的多。但今天中国的动员力和防疫条件，要比当年要强的多。至于结果，还用说么？以史为鉴，可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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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石正丽老师在武汉做了这个演讲，今天想请大家重温它。
石正丽，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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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SARS源头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我叫石正丽。今天非常高兴能在一席为大家讲述我们追踪SARS源头的故事。
SARS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的英文简称，在我国也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2002年、2003年的时候，在我国广东SARS首次爆发，在短短5个月之内传播到了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8000人感染，死亡病例接近800人，是本世纪初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
但SARS已经过去15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讲SARS的故事？这是因为在科学界以及公众心里，还有一些谜题没有解决。SARS的病原从哪里来？类似的疾病还会出现吗？人类要如何来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SARS爆发的历史。第一个SARS病例出现于广东佛山，从2002年11月26日到2003年的1月，先后有11个病例在广东省的不同地方出现。
他们呈现出相似的临床症状: 发高烧、咳嗽、呼吸困难、胸片显示双肺阴影，部分病人出现了呼吸衰竭。糟糕的是，使用针对细菌感染的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
专家们把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最早与SARS病人接触的一些人，他们都很快染病，比如亲属、医生和护士。
在2003年的2月底，广州的一名肾病医生前往香港参加亲属的婚礼，入住九龙的京华酒店。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商人、一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夫妇、三名新加坡游客也入住了这家酒店的同一层楼。
这位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SARS感染了。到了香港以后他很快就进了医院。而另外的几名住客在离开香港后，也分别在河内、多伦多和新加坡住进了医院，“非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暴发。
到了2003年的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了紧急旅行警报，让大家暂时都不要到中国旅行。所有的贸易，所有的联系能停的都停了。
2003年春节前后，SARS开始从广东省蔓延到了全国的其他省份。SARS是一个传播力非常强，传播速度也非常快的疾病，多地出现了将SARS传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超级传播者”。
人类不认识SARS，因此最初的病人隔离措施是做的不够到位的，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自己本身的防护都没有到位。所以最早出现SARS聚集性爆发的地方是在医院，甚至有医生和护士牺牲了在防非的前线上。
老百姓之所以恐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种疾病，不知道它的病原，因此确定SARS的致病病原就成为科学家的当务之急。
2003年3月，香港大学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在SARS病人的样本中分离出了一种病毒。这个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看起来就像一顶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根据形态学特征和遗传信息，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是SARS的致病病原，是一种从未在人类中发现过的冠状病毒。
很多人都容易混淆细菌和病毒，把病原体都称为病菌，这是不对的，我想简单介绍下病毒和细菌的区别。首先在大小上，病毒比细菌小得多得多，病毒是纳米级的颗粒，小到十几纳米，大到几百纳米，需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它。而细菌是微米级的颗粒，在普通显微镜下就能观察到。
从生命的形态上，病毒它是有核酸的，或者说是遗传物质和蛋白质裹在一起的一个生物大分子。但是它没有细胞结构，它必须依赖于细胞才能生存，要在细胞或动物体内才能完成它的生命里程。
而细菌它是有完整的细胞结构的，只要有合适的培养基它就可以生长。比如常见的艾滋、流感和乙肝都是由病毒引起的，而结核、伤寒和鼠疫这些都是由细菌引起的。
这两类病原体在治疗上面也是不一样的。治疗病毒需要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治疗细菌要用抗生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炎药。治疗细菌的抗生素是不能治疗病毒性疾病的，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人的一生会感染多少种病毒呢？说起来挺吓人的，可以感染上百种病毒。但是我们强大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大部分病毒，还有些病毒是可以和我们终身相伴的。
当人类被从来没遇到过的病原感染时，由于人体强大的免疫力会造成自我的损伤，反而会形成严重的疾病，SARS病毒的感染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SARS病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地从源头上控制SARS的再度爆发。
根据前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最早的11个病例大多和野生动物有接触的历史。他们或是野生动物的运输者，或是野生动物的交易人员，或是餐馆的厨师、服务员。这样一个线索告诉我们，SARS病毒有可能和野生动物的传播有关系。
顺着这条线索，科学家们首先瞄准了广东野生动物市场，并很快就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体内分离和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完全一样的病毒。而且，在野生动物市场上和动物打交道的这些人体内，检测出了比较高的抗体。
什么是抗体呢？我们人体或动物在被一种病原微生物感染以后，会产生保护自己的物质，其中一个就叫免疫球蛋白，它可以在动物和人体内存在数月、数年或者十几年。
我们通过检测这些人的抗体就可以知道，他们以前也被SARS感染过。这样的一个证据证明了，人们贩卖、宰杀的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直接传染源。
这个时候广东很快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广东省在2004年年初发布了一条禁令，全面捕杀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这个政策对控制SARS后期传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那之后，广东再没有出现SARS新增病例。
那么是不是SARS的溯源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可以完全把SARS翻篇了呢？当然不是。对于一个新发的动物源病毒，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源头，我们在学术上称为自然宿主。
什么叫自然宿主呢？在自然界有一类动物，它长期携带一个病毒，但它本身并不发病，可以和病毒和平相处。我们把这种宿主称为病毒的自然宿主，它们就像病毒在自然界中的一个蓄水池，病毒寄生在自然宿主里才能长期存在和进化。
比如大家熟悉的禽流感病毒，是以野鸟作为它们的自然宿主，早些年在我国经常引起流行性出血热的汉坦病毒，则是以老鼠作为自然宿主。
那么，果子狸是不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呢？除了广东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之外，研究人员调查了全国各地的养殖果子狸和野生果子狸，却发现它们并没有被SARS病毒感染的证据。而在实验室里用SARS病毒对果子狸进行人工感染，果子狸也会生病，表现出症状。
显然，果子狸不符合SARS病毒自然宿主的特征。它只是病毒的中间宿主，是把SARS病毒从自然宿主传播给人的一个“中转站”，而背后的自然宿主是其它的动物。SARS病毒的起源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受这个源头之谜的驱动，2004年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寻找SARS病毒自然宿主的旅程。自然界里有那么多的动物，我们就像是大海捞针。要怎么找，总得有一个大致的目标。
这时受益于国际合作的专家的指点，让我们想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两种严重的传染病。一个是在澳大利亚爆发的，由马传到人的亨德拉病毒。另一个是在马来西亚爆发的，由猪传给人的尼帕病毒。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这两种病毒的自然宿主都是果蝠。因此我们就在想，SARS的自然宿主会不会也是蝙蝠呢？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蝙蝠是什么样的动物。在分类学上蝙蝠属于翼手目，种类大概有1200多种，占到了哺乳动物物种总数的20%，仅次于啮齿类动物。
蝙蝠是唯一能飞行的哺乳动物，进化历史长达5000万年。大多数蝙蝠是喜欢群居生活的，少则几百只，多则上万只。最重要的、和我们研究相关的就是，蝙蝠还携带多种病毒，但它本身并不发病。
从食性上来分，蝙蝠分为吃水果的蝙蝠和吃虫子的蝙蝠。前者个体比较大，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后者个体比较小，分布范围遍布全球。
有朋友会问到西方传说中的吸血蝙蝠有没有这回事。这个不是虚构，真的有。但是只有南美洲才有，中国是没有的。
受前面两种传染病的自然宿主的启发，2004年，我们首次采样就采集了广东和广西的果蝠，把样品取回来后在实验室进行它的遗传物质检测。结果8个月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想我们有多沮丧。这也是做科研的一个很艰苦的地方，有可能你做了很长时间，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时我们要做一个抉择，到底是去还是留，要不要继续做。如果继续做，我们的研究策略一定要做一些改变。正好这时候隔壁实验室在做SARS病毒抗体的检测。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先去找一找有哪些蝙蝠群体被SARS感染过，如果发现抗体，再缩小范围去找SARS病毒的源头。
结果在广西和湖北的三种菊头蝠体内我们发现了SARS病毒的抗体，我们顺藤摸瓜又在这三种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冠状病毒。由于在分类学上它和SARS病毒属于同一个种类，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
这个收获很快就被发表在2005年的《科学》杂志上面，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寻找SARS源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它指引了和支持了我们的假设，说明蝙蝠的确是和SARS的源头有关系。
但在仔细比较以后我们发现，2005年发现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SARS病毒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决定病毒感染能力和致病性方面最为关键的一个基因并不相同。打个比方说就是，它是SARS病毒的亲属，但不是直系亲属，并不能感染人。所以这个工作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在后续的几年内，我们持续在全国各地找，因为没有目标也不知道它分布在哪里，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中部还是西部，只要听说有蝙蝠的地方我们都会去，足迹遍布了我国28个省市，像大海捞针一样。这样一做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大家可能会问，你天天去采蝙蝠，这样的科研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首先当然是很艰辛的。蝙蝠洞一般在都比较偏远的地方，地势也比较险峻，我们一般会在当地找一些熟悉地形的向导。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路的，我们要翻山越岭，自己来开路。有时候蝙蝠洞就在不远的山头上，直线距离不过几十米，走过去却要花几小时。有的时候蝙蝠洞里面很大，但是洞口非常小，所以要爬着进去。
这样的工作对我们团队人员的身体素质，包括体型，都是有要求的，要不然就爬不进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都练就了攀爬、钻洞的本事。
因为蝙蝠是夜行动物，我们采样要起早贪黑。天黑之前在洞口支起捕鸟网，当蝙蝠飞出洞觅食时，一些会撞到网上。
然后我们把蝙蝠从网上取下，连夜采集拭子样品。如果收获的蝙蝠多的话经常会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取了样就要把它放掉。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进洞，收集新鲜的蝙蝠粪便。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们采样是在和可怕的病毒打交道，有点生化战的架势，就像左边这张图片一样。但其实这个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危险。蝙蝠虽然携带很多病毒，但直接感染人的机会是很小的。除非我们已知某个地点的蝙蝠携带可能传播给人的病毒，会采取级别高一些的防护措施，大多数情况下只采取普通的防护。
而采样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因为蝙蝠待的地方都是很安静的地方，山清水秀，也让我们有机会饱览了很多大好河山。张家界、桂林、西双版纳……最远的去过西藏的林芝、雅鲁藏布江，还有很多路途中不知名的地方。
一直到了2011年，我们有了新的线索：我们在云南一个洞里面分离并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可以说是SARS的直系亲属的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除了进化关系近，在功能上面也非常相近。
2013年，我们又从这个洞的样品中成功地分离到一株病毒，它比以往发现的所有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都要接近SARS病毒，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感染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细胞。这一发现刊载于《自然》杂志，是证明SARS起源于蝙蝠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证据。
我们持续在这个洞里进行了五年的监测，每年取样两次，结果发现了十多株不同类型的SARS样冠状病毒。尽管没有发现和SARS病毒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但我们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的天然基因库。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把SARS病毒比作一个积木，那么组成积木的所有模块都在这个洞里找到了。
后续经过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我们证明了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的。去年年底，我们发表了最新的研究结果。
经过13年的追踪，我们最终确定了SARS病毒的蝙蝠起源。但是当年SARS爆发于广东，我们发现的病毒是在云南，它是怎么过去的呢？
其实SARS暴发前，我国很多地方养殖的果子狸，绝大部分销售到了广东。我们推测，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在偶然的情况下感染了云南养殖场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随后又被贩卖到了广东。病毒进一步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中传播，不断变异，最终产生一个传播性极强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类。
既然蝙蝠才是SARS的元凶，果子狸是不是被冤枉了？也不是。虽然SARS的根源不在果子狸，但毕竟它是人感染SARS病毒的直接来源。
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大家会发现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越来越频繁，除了SARS以及刚才提到的亨德拉、尼帕病毒以外，还有各位比较熟悉的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这些新发传染病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和动物有关。研究人员做过统计，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
实际上这些病毒不是现在就出来的，它往往是和自然宿主长期进化了很多很多年，短则几十年，长到几百年，甚至上万年。这个病毒不是冲着我们人而来的，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断地繁衍下来。
那么这些野生动物和媒介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那么多传染病，现在怎么就这么多呢？
我们看一下SARS是怎么来的。SARS的源头是蝙蝠不假，但是它发展的舞台是广东野生动物市场和餐馆。如果没有我们滥用果子狸，食用果子狸，那么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再到人的传播链就不会发生，当年的SARS就不会爆发。
再看看埃博拉是怎么来的。在非洲，野生动物是肉食类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农村，像猩猩、猴子和蝙蝠都是他们主要的狩猎对象。通过这样的方式，埃博拉病毒多次从丛林走向村庄，最后走向城市。
再看看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是怎么感染到人类的。人类活动范围加速扩张，不断渗透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里。我们把养猪场建在了蝙蝠栖息地的旁边，蝙蝠吃了水果，水果被病毒污染后掉到了猪圈里，猪吃了以后染病，又再把病毒感染到人。
不管是食用野生动物，还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领地的侵蚀，这些都使得人类与动物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再加上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还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很快就可以把传染病从一个小村庄传到全世界。因此传染病它不是一个村庄一个地区的事件，它是一个全球都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所以要从源头去预防新发传染病其实很简单，就是离它远一点。我们要杜绝野生动物消费，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我们人类也要远离野生动物。
有的人觉得搞生态旅游、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不是这样。真正的和谐共处是你不去打扰大自然，让它们自己好好地生活。
而且我们的家养动物，比如我们的养殖场，也要尽量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避免亲密接触。
说回到蝙蝠，它的确是很强大的动物，携带这么多的病毒，包括对人类致死的烈性病毒，但是自己却从不发病。蝙蝠的免疫系统特殊在哪里？这也是科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方向。但目前这个研究方向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就不在这里和大家详细讨论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于蝙蝠身上的病毒，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恐慌。只要和蝙蝠保持一定的距离，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蝙蝠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食虫蝙蝠是害虫的天敌，食果蝙蝠是种子和花粉的传播者，它们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功不可没，我们不能因为蝙蝠携带病毒就否定掉它的功劳。
如果因为传播疾病这项罪名去消灭蝙蝠，整个生态系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一直提倡对蝙蝠进行无侵害采样: 采集样品以粪便粒和拭子为主，采样完成后将蝙蝠放归自然。
其实，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只是我们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我们在蝙蝠、老鼠、家养动物中针对其他的病毒也在开展类似的监测研究，像猎人一样去发现、搜寻这些动物携带的可能会传播给人类的病毒，发现新发传染病可能出现的热点地区并进行重点监测，为新发传染病的预防和预警提供信息。
我们告诉人们哪里可能会出现疾病，什么动物可能传播疾病，然后和医疗卫生部门协作，指导大家从源头上去防控，在病毒找到我们之前，先找到它们。这也是我们病毒溯源与病毒监测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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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徐焰：《战争与瘟疫》，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