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印象 |为救大陆饥民,组成人墙挡住了港英军警驱赶的警棍!
今年是香港回归22周年,在这22年里,我们经历过误会,经历过隔阂……但是,不管时间如何变迁,终究改变不了香港与大陆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曾经被遗忘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
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在这场“大逃亡”中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本视频记录1962年“大逃港”的景象:香港人民涌上街头,将手中准备好的衣物,食品等纷纷投向需要援助甚至一些可能等待被遣返的大陆同胞。画面非常感人。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
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
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
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
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
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
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
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
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
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
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返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
“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
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
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
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
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
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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