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伊朗监狱的长电话”背后：那是他三年中保持理智、没有疯掉的唯一途径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陈威敬 李一鸣 张锦
编辑／计巍 宋建华
入狱前，王夕越一家共度假期（图/普林斯顿大学通讯部）
在伊朗德黑兰市区以北，没有植被覆盖的厄尔布尔士山（Elburz）上，岩石和黄土裸露，不现一丝生机。埃温（Evin）监狱便伫立在这里，以关押政治重犯闻名。在过去的三年里，常有学术讨论声、诵读声，以及歌声出现在埃温监狱的一间牢房里。那是王夕越被关押的地方。
1980年出生于北京的王夕越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普通的美籍华裔学者，于201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亚历史。2016年5月，王夕越前往伊朗搜集研究课题资料，之后两次进出伊朗。2016年8月8日，伊朗政府以王夕越涉嫌间谍行为而将其逮捕，后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直至2019年12月7日，王夕越在美国与伊朗“换囚”行动中被释放。至此，他在埃温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
在“无限期”的等待中，埃温监狱中的一部电话成为他活下去的希望。电话的另一端，有一直陪伴着他的家人、朋友、老师，有自愿组织支援他的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会，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素未谋面的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们在电话里为王夕越朗读他渴望的书籍与学术材料，和他讨论写作方法，协助他学习新的语言……
王夕越曾对一位在电话中教他俄语的“新朋友”说：埃温监狱中通向外界的这根电话线是他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保持理智，没有疯掉的唯一途径。
为此，深一度采访了两位在王夕越被关押期间和他“保持通话”的人，一位是与他志趣相投的哈佛大学同窗张湛，另一位是与他从未谋面的“俄语老师”糜绪洋。
在那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手机上会频繁出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号码——“一串奇怪的数字”。每当这时，他们知道，王夕越仍在伊朗埃温监狱的电话那边“等待”。
王夕越母校华盛顿大学为他举行的集会
一摞送往监狱的书
张湛，网名“卡丹”，是王夕越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一起搭伙做饭的同学。2015年，王夕越还在张湛的播客栏目中作为客座嘉宾讲述关于斯大林传、苏联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这几期播客广受粉丝追捧。
2015年5月，王夕越顺利通过普林斯顿博士生资格考试，并提出一份博士论文研究计划，研究重点在晚期帝国时代、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欧亚大陆文化与历史。他决定横跨欧亚大陆的若干个国家开展自己的研究计划，伊朗是他的第一站，接下来是俄罗斯和伦敦。
他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停在计划中的“第一站”。
2016年8月王夕越入狱后，几乎每天都会给妻子曲桦打电话。为了让王夕越更好的振作起来，曲桦出主意让他多找几个朋友打电话聊聊。几个月后，张湛的来电显示上出现了“一串奇怪的数字”，他是王夕越第一批联系上的人。
张湛总是在夜里十一二点接到他的电话，多的时候一周能接到四五个。电话中两位志趣相近的友人畅聊学术，王夕越会与张湛分享他对历史事件的见解和新的研究方向。“学术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张湛说，“在监狱里继续做研究让他保持乐观。”
悲观失望的时候也常有，每当王夕越对自己被释放的希望落空时，便会向友人倾诉焦虑的心情，“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张湛每一次都会告诉他，很快，马上就会出去了，虽然张湛心里也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了继续学术研究，王夕越必须在狱中保持阅读。2019年4月，张湛去了一次德黑兰，带着一摞送到埃温监狱的书。其中两本是王夕越点名要读的，一本是《拉达克王国史》，讲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另一本《昙曜五窟 》讲的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故事。考虑到王夕越对各领域都有饱满的兴趣，张湛还自己选了一些书，可惜的是，这摞书最后并未到达王夕越手中。
王夕越有时也会给张湛讲述一些他在监狱中的事情。狱友中有一个伊朗人，在法国生活多年，是个法语老师，王夕越跟着他学习法语，这位伊朗法语老师还会给王夕越布置作业，教王夕越唱“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待出狱时，王夕越的法语已经非常流利了。
随着被关押时间的延长，王夕越愈加希望和更多的人建立联系，寻求更多的方式来使他的监狱生活有意义。他拜托张湛给他介绍一些“有趣的人”，并提出学习俄语的要求。
2018年5月，支持王夕越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团体集会
“特意为他备课”
2017年12月31日，这天是王夕越37岁的生日，糜绪洋与爱人正在哈萨克斯坦参加朋友的婚礼，一通电话如期而至。张湛已经在几天前向他们告知了这通电话。在与王夕越第一通电话中，糜绪洋与他谈论了哈萨克斯坦的民俗和时政。
从那之后，2018年的每一个月，糜绪洋都会接到好几通来自埃温监狱的电话。每一通话都长达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教俄语。
通过电话来教授语言课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在那里没有任何俄语的书，也没有俄语的词典。教每个词必须一个一个字母来，比如说一个词七个字母，我把每个字母读给他，然后告诉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个句子可能有七个词，我得把七个词都按字母读好以后，再告诉他一整句是什么意思。”糜绪洋说。
为了不给糜绪洋带来不便，王夕越每一次都会提前一天晚上“预定”俄语课程，打听糜绪洋第二天早上是否方便。有一次王夕越正在读《大师与玛格丽特》，他告诉糜绪洋他对这本书很有兴趣，糜绪洋就特意为他备课，准备跟他讲解这本书的妙处和创作环境。
备课是非常必要的，王夕越不是一个容易糊弄的学生。应王夕越的要求，糜绪洋的爱人曾给他读过一篇自己的论文，几乎每读一句，王夕越都要点评。在糜绪洋看来，王夕越的知识量非常大，点评的频率非常高，以至于一篇论文要分好几次才能读完。
王夕越在狱中很喜欢苏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的一首俄语诗，这首诗的第一行是：“我们活着，在身下感受不到国家……”糜绪洋认为，狱中的王夕越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在被伊朗政府逮捕后，王夕越在地下看守所里被审问了近半年。离开看守所的那一天，王夕越“第一次”看到月亮，流下了眼泪，他在电话里告诉糜绪洋，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过月亮了。
糜绪洋认为，王夕越具有“鲁滨逊般的精神”：“ 在这样的监狱环境里他仍然保持着乐观，并且他有非常强的求知欲，常常问我一些俄语单词。”
在一节俄语课上，王夕越突然问糜绪洋：“泡妞”这个词在俄语中怎么说？糜绪洋愣了一下，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个，王夕越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在幼儿园追女生，追得很紧，想问问“追得很紧”这么个口语表达怎么用俄语说。
在狱中，王夕越还学习了各种语言的《国际歌》，学会了法语的和英语的，糜绪洋用俄语也教了他。王夕越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提醒他要保持内心的坚韧。
每一次和糜绪洋通话快结束时，王夕越都会说很多感谢的话，糜绪洋说：“ 他在里面是很痛苦的，除了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如果他与我们打电话能够感觉快乐一点， 我们也很高兴。”
来自普林斯顿的“通话表”
张湛和糜绪洋只是王夕越“电话网”中的两个端口，这个“电话网”还有更多端口在普林斯顿大学。
为了分担王夕越妻子曲桦的压力，普利斯顿大学的一部分师生组建了一个名为“释放王夕越”的小组，向世界传播王夕越的处境，呼吁外界力量的支持。
在糜绪洋的了解中，约有十二名研究生自愿与王夕越通电话，他们在一个共享日程表上标注自己的空闲时间。普林斯顿东亚研究院的研究生张雪则负责规划“通话表”，每天王夕越都会跟张雪通一次电话，张雪则告诉他今天可以给哪位同学打电话。
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曾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因为王夕越“即使身在牢狱之中，但对知识的热情仍然没有熄灭”这一点打动了自己，从而加入到这个“通话表”中。
志愿者们帮助王夕越搜集与他的论文相关的材料，从大学图书馆找到文章和书籍，然后通过电话一句句朗读给他，并和王夕越一起讨论。在王夕越的要求下，学生们还为他朗读约瑟夫·康拉德的传记、有关翻译和语言的论文，还有关于“非洲边界”内容的文章等。学生志愿者们有时也会就自己的研究向王夕越寻求建议。
2019年12月7日，在王夕越被囚禁在埃温监狱1000多天后，美国和伊朗在中立国瑞士展开了一次“换囚”行动：伊朗释放了因间谍指控而被关押三年的美籍华裔学者王夕越，作为交换，美国也释放了被监禁逾一年的伊朗教授索莱马尼。
王夕越等到了回家的这一天。
他曾对糜绪洋说，埃温监狱中通向外界的这根电话线，是他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保持理智，没有疯掉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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