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冬：关于中医，我说的都是错的（反思录）

上古三皇文化

导读：自2007年离开百度后，我就希望致力于中医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当我成为一个经营着数家中医诊所的创始人，有了大量的个人案例、临床后，我发现我们中医界或是民间中医界的许多朋友，好像走入了某种误区，我想这些误区在今天有必要将它呈现出来和大家沟通探讨。否则的话，也许我们将走向一条偏窄的道路。

我想与大家强调一点，我并不能保证现在讲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至少从现在看来之前文章里的有些东西是不全然的。

思考一：中医要和科学对立吗？

在我最初开始学习中医时，不少中医界和爱好中医的朋友或多或少都认为中医更接近生命真相，而科学是机械的。所谓的现代科学、现代西医是机械化、片断地、非生命化地认识生命。

可是文字和概念将我们置入二元对立化的世界里，难道讲中医就一定要反科学吗?讲科学就要反中医吗？我越来越坚定的认为，我们需要以更圆融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深入科学本身会发现，其实科学有两个很重要的精神，其一是自我的质疑；其二是自我的进化。这两点是科学精神最本质的东西。

有很多中医界朋友被科学爱好者质疑时都忿忿不平，总认为科学爱好者是在挑剔、找岔。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尊重科学或者是以科学为心理皈依的人，他质疑的不仅仅是中医，他们也质疑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界也是不断被科学家从质疑、否定到超越，来确定新的科学边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学的发展，量子物理学也不断地在突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边界，甚至突破有和无的边界；大数据时代，基于去中心化的模式而带来的巨大的人们生活的改变，所以科学思维的质疑性和自我进化性，可能会带来一种结果：我相信会在未来的某个地方，东西方文明、科学和传统、西医和中医有一种全新的对话的可能和空间。

以脉诊为例，在许多人看来是玄而又玄的事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台湾中山大学物理系创系主任王唯工教授在《气的乐章》中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现在死因前十的疾病，多与血液循环有关；心脏把血液打出来，之所以能够送到器官和血管中去，跟共振有关，而气就是一种共振。”

“气是心脏打出去的动能转成的动脉血管上的位能；气的共振，主要是给器官提供血分和氧分，一旦出现通道堵塞，就会缺血缺氧，于是就出现疾病；中医的治疗如针灸和中药，主要目的是帮助循环减弱的部位恢复功能；经络乃是动脉、器官与穴道的弹奏共振网；脉诊其实就是听人体状况的总体报告，看看能量、相位和缺氧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王唯工教授发明了脉诊仪，也就是我之前文章中所提到的“超声波检测仪”。王唯工教授以压力和共振理论来类比血液在人体中的运作，成功地找出了脉搏与生理现象的关联，不仅为长久以来破绽百出的西方循环理论找到一个新出口，也为中医建立了一套现代化语言。

“作为一个中医局局长，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中医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能够研制出一台具有中医思维的设备，属于中国人的设备。这就是我的中医梦想。”今年11月2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首届中医科学大会上如是说。

曾经有位朋友和我说：特别害怕中医界固步自封，把科学拒之于千里之外。

熊猫是你的，功夫是你的，功夫熊猫却可能是别人的。如果有一天，中医界把自己封闭在科学之外，我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发现一位来自德国、瑞士、或者是来自美国硅谷的朋友，用他们更结构化、数据化的思考方式来找到中医思维模式的对接口，这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以前无法言说的东西，突然有一天能说清楚了；以前不能复制的东西突然可以复制了；以前不能标准量化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可以标准量化了，那时中医与科学的对话就已经形成。

等到那时我们再回过头看，今天科学与中医在概念化的对立，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医与科学对立。在之前的文章里，我曾经对科学有许多的质疑，现在看来其实是5、6年前的狭隘导致的，今天在此我对这个观点进行重大的修正。

本文之后，我还将对其他问题进行反思。如果之前您转过我的一些文章，请把这篇文章也转发给您的朋友，以减少一些误导，谢谢！

思考二：传统就一定优于现代吗？

中国文化里似乎暗藏着一句潜台词：似乎过去的比现在的好。

在孔子时代，孔子也曾经感慨，认为周文王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可是如果我们沉下心来回顾中国文明过去2、3千年的发展，其实是一直在进步，并不是如现在所想，今天不如昨天，明天不如今天。

所以师傅一定强过徒弟吗？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化里的这种习惯进行深刻地反省。

看国内拍的穿越连续剧，其情节设定必然穿越回古代；而美国的影视剧则设定为去到未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作为当代的少年中国人，我们有责任要树立一种全新的未来观，全新的历史观。

没有必要言必称今不如古，在中医界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拥抱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拥抱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有可能转换的时代呢？

许多中医爱好者、民间中医朋友都倾向于把古代中医神化，把师傅神化，但这样会陷入另一种尴尬中。因为按这样的思路，民国的中医应该比现在的中医高明，那时的西医远不如现在的西医，如果那时的中医都无法战胜西医，现在的中医又以什么去屹立于生命科学之林呢？

所以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今不如古”的观念再带进我们的未来和中医行业。我们需要有全新的未来观和历史观，去拥抱新的时代。

思考三：心法对了就能治病吗？

五年前在我关于中医与养生的文章描述里，曾经过多地强调了养生的心法、价值观的正确对疾病影响。

心法和情绪的确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但是并没有一种“唯一”的价值观会对疾病造成某种影响。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你很难说什么是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连吃人这件事情，放在食人族也不是罪大恶极之事，它只是表达了人之间最亲密的互动。

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以某一种价值观做为唯一的标准善恶，并以此作为某种心法基础时，往往会陷入到一种新的偏执。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在当今社会，相当多的价值观都应受到平等的尊重，连库克都可以出柜，如果我们以唯一的价值观做为善恶的评判标准，无形之中就将事件局部化了，这也不符合一切伟大的文明所提倡的宽容。

所以，可能都没有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何来唯一心法，又何来那个唯一的治病的善念之力呢？

思考四：无为的同时就不能有为吗？

中医讲究尊重元神，要透过无为，透过积极的不干预，来帮助身体恢复他的生命平衡。这些道理我们都了解，但是就有如在经济学里也有哈耶克和凯恩斯一样，哈耶克提倡“尊重看不见的手”（注：这句话的原提出者是亚当·斯密），凯恩斯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所以我们必须在短期里透过我们的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去做局部的干预，从而保持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讨论在生命业界同样存在。

如果一味地无为，我们为何会看见道家说“我命在我不在天”，如果一味地尊重业力，为何佛家也要说“发大愿发大慈悲心去改造业力”？儒家更是有为代表的中流砥柱，有时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在努力。

所以许多喜欢中医的朋友言必称西医的抗生素、激素以及各种切除手术，会对我们的生命体造成过多的伤害，我相信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近代中医学泰斗张锡纯也使用西药来治疗疾病，关键在于对“量”的把握，以及对寒热的真正把握。

某些对西医妖魔化的评价就有如很多不了解中医的朋友，对中医妖魔化的评价一样。客观来说，如果我们在意大利吃过最好吃的面条，其口感并不逊色于四川的担担面、广州的云吞面时，你就会相信西医领域里也同样有类似的情形。

尊重生命里的自我生命本能，用无为的方法去发展身体内在的自我免疫系统和保护系统，其实和在关键时刻采用有效的干预手段之间并不矛盾。

康有为在那样一个时代，取名“有为”，我相信是基于在那样一个时代，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和反省之后的选择。无为之中还应有为。

结语：我说的都是错的

我的师傅李可老师，在临终前收到了他的大弟子，也是他的好朋友——郭博信老师的书稿。郭老在临床几十年后，对“扶阳”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中间不乏对李老所提倡的一些医学理论的反思。

李老在临终前一周时看完这本书稿，非常感慨，为这本书作序，大致的意思是他也在对这类问题重新反思。我想一位这样伟大的国医老师，救人无数，在他临终前一周还在不断地保持对他这一生学术研究的反思、觉察和检讨。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真正去学习的东西吗？

据说一位IT界的神级人物每次做完产品思路延展时，最后一张PPT写的是“我说的都是错的”。佛陀也在讲经数十年后说“我说的都是错的”。这个错或许根本与对、错无关，而是他们想告诉大家——因时、因地、因人。

我们每次语言表达都会产生很强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透过时间的穿越在另外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就会产生许多谬误。我们许多学习中医和国学文化的朋友，从《易经》入手，一定要知道“变才是不变”的唯一真理。

所以当我看到朋友圈转发的各种养生知识，似乎有了某种方子癌症就不是问题，找到某个穴位，糖尿病都是浮云。当我们怀着这样一种态度去传播这样的讯息时，其实已经落入了一种“我执”与“偏见”。带着这样一种“我执”去帮助传播中医，其实对中医及中国文化是一种伤害。

所以当我看到许多朋友在转发6年前那些让我现在感到惭愧的言论时，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自己在一线观察了6年后的感受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