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中医校长：我和邓铁涛关于中医教育的一次对话
来源丨广东卫生在线 文｜徐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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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邓铁涛
2019年1月10日清晨6点06分，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前辈安详地睡去了，享年104岁。我深深缅怀这一活人无数、嘉惠后学、造福杏林、功德千秋的一代国医宗师。
2013年7月24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工宿舍邓铁涛寓所，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深刻对话。这场对话的主人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与国医大师邓铁涛。
这场对话讨论了中西医背后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医高等教育遇到哪些困难并应当如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今天，让我们重温这场对话，以缅怀前辈，启迪来者。
邓铁涛是首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奖”中医类获得者（中药类获得者是屠呦呦），为了纪念这位与北中医几代人有着深厚情谊的大师，特将本人于2013年7月24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工宿舍邓铁涛寓所向他请教中医药教育的对话发表出来，让中医界的同仁来共同倾听老前辈的心声，借此缅怀他传承发展岐黄之学的一生。
可以告慰邓老的是：北中医人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此次对话中他老人家的许多建议。
一、“希望你带领中医界高等教育来一次彻底革命”
徐安龙：邓老，您好！我是北中医新上任的校长徐安龙。今天来向您请教中医药教育的问题。
我来了北中医以后，做了广泛的调研。作为一个外行来领导北中医，想把中医的事业做好，就得广泛调研，向中医界的学者们虚心和深入请教。
我来到北中医后，提了八个字的办学理念，即“人心向学，传承创新”。“人心向学”中的“学”代表六个含义。
第一个“学”是学生，老师和行政人员心里都要向着学生，要注重学生的利益、学生的成才和发展。
第二个“学”是学者，学校领导和各个层次的管理者心里一定要装着老、中、青学者的学术发展，要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在不同层次的学术地位上，展示他们最大的潜质和才华。这两个“学”是人心向学里面最核心的，没有学生和学者不能成为大学。
第三个“学”是学科及其发展，其中，学科的顶层设计是关键，比如我们中医学科的发展中，四大经典怎么继承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有学科的顶层设计。
第四个“学”是学术，学校要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我当时在北中医公选面试的时候，阐述我的治校理念时说，我要在北中医建立一个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的大学文化，让各家学派在北中医都能够枝繁叶茂，每个人都能找到实现自己学术价值的生态位置。
第五个“学”是学风，学校一定要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学生学者要不唯上，不唯权，不唯贵，就唯实事求是。好学风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用好国家科研经费，杜绝滥用的现象。
第六个“学”是学校，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和校友，无论走到哪里，心里要装着学校和母校的发展。“传承创新”很好解释，就是先传承经典，再在经典的基础上创新、升华、发展，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努力超过前人。这是我办学的理念。
但是这个做起来很难，对于我这个外行校长来说一个最好的途径，就是向您这样的大师请教、向中医药界的专家请教，当然也包括我们北中医自己的专家学者，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们在学生培养和课程设置方面如何突出中医特色？如何突出经典在中医教育中的价值？
第二，学好传统中国文化，比如先秦哲学、《周易》《道德经》以及诸子百家之学等对学好中医、打好基础有多重要？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是不是学好中医必需的？
第三，学生怎样将所学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结合好，这是中医药教育成败的关键。虽然我们北中医很早就提倡“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但如何在临床带教中切实做到这点？
第四，如何让临床实习学生学到中医看病的真正本领？在临床上怎样确立严格的制度保证，让带教老师做到这点？
邓铁涛：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做一次教育革命，不仅是中医教育而是整个教育的革命。
中国近代史上，“鸦片烟”带给我们的毒、麻作用很严重，一切民族虚无主义从那时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提高民族自信心。
中医今天这个局面，毛病出在哪里？毛病不是出在我们的文化上，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家文化瑰宝的价值，盲目崇洋，一味跟外国人走，始终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所以就走不出来。
春秋战国是诸子争鸣、学说爆炸、文化大发展的时代，现在是世界的“战国时代”，应该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学说大爆炸、大繁荣、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跟着外国人跑，我们永远也当不了老大。只有把我们自己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精华继承下来，和现代文明结合，就会产生新的“马克思”
徐安龙：这就是我想在北中医力行推动的一件事，希望建立和完善具有鲜明中医特色的中医药教育制度，培养合格中医人才，由此助推中华文化的复兴。
邓铁涛：所以希望你带领中医界高等教育来一次彻底革命！
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连续不断、仍在发展的一种医学体系。有人说，中医发展缓慢原因在于中医思维落后、方法陈旧，这个错！
我认为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蚊子的发展模式，蚊子产一个卵，这个卵会变成游泳的孑孓，孑孓经四次蜕皮变成蛹，最后蛹钻出蚊子飞了，这个变化很大，它认不出本来面目了。这就是西医的发展与变革，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在否定、变革中发展。
一种是鸣蝉的发展模式，中医就是这样的发展模式。鸣蝉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十几年，之后蝉猴钻出地面，蜕去蝉壳，羽化为成虫飞了，鸣蝉又演进到新的生命状态了。蝉如果没有生命就谈不到脱壳，脱壳前它是地上蝉猴，脱壳后它是空中鸣蝉，生生不息，随时代变化脱去束缚它的旧壳，延绵不断地在发展。
我们自己的国学难道不行么？林则徐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哪里留洋回来的？他能够把英军打退到珠江口，后来到了新疆伊犁他又是个水利专家。
中国古代有成就的大家大多是贯通天地人各方面知识和才能的通才。
《黄帝内经》反复强调过为医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因此，关键要有中华文化的信心，有博大胸怀去学习，去综合各种知识。中国古代的许多东西就是综合得来的，中医也不例外。
因此，既要发展传统中医，又要考虑现代科学要求，注意学科交叉。
徐安龙：我本人是会践行这一点的。只是现在传统中医的思维、知识、技能传承远远不够，我就要多强调这一点。在工作中，对于传承经典和科技创新，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
邓铁涛：现在的问题是既缺乏传统国学的综合，也没有产生现代学科的交叉。
在现代的“战国时代”，中国的进步发展又变了，现代中国不再是那个蝉的变化，不是简单的“知了脱壳”新生命状态就出来了，而是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对于这点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如果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像蚊子的变化那样，那我们就要被淹死或变得面目全非了。
所以，要清楚，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都是学习西方的，基本照搬洋人的，我们把自己宝贵的东西忽视了，甚至是丢掉了，当作渣滓了。
马克思主义也是要中国化的，所以“坚持我们中医药的中国特色”是必须秉承的主线，当然也要适应时代、灵活地适应现代化；
同时中医也可以国际化，让全世界人都能享受到中医的确切疗效、对生命健康的绿色呵护。
所以中医人自己要认识自己，中医是尖端科学，不是不科学，也不是伪科学！特别是从生命的整体观上看，是一门非常尖端的科学，现在很少人能认识到这点。
徐安龙：中医是对生命规律、健康理念整体认识的，一个超越现代科技思维的科学。
邓铁涛：‘西方医学的基因组研究大概已经到尽头了，但是基因还是离不开“组”，还有“双螺旋”。为什么要“双螺旋”呢？那他可能不会回答，我说我可以回答：阴阳。万物离不开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中医治病必求其本，本于阴阳，你看多么科学。
如果把这两千多年前的东西丢掉，那就大错了！中医药教育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学生进校以后要来一次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思想的“洗脑”，首先树立中华文化信心，培养中医思想方法。
因为院校教育中设置多少个门类的课、安排多少个课时，这些都是机械的做法，是其次的，建立起正确的思想是最主要的，首当其冲的。
中医思想是灵魂、是核心、是根本，这是最重要的。整天给他讲什么知识，他都听不进去，还会抗拒。
所以我们几十年的中医教育，教育了一批人才出来，但是这些人才不会在30岁以前成型，都是40岁以后开始成型，所以我说中医60岁才能真正成才。因为他们走了很多西医的弯路，然后再走回到中医这个路上，所以他才成才这么晚。
徐安龙：我去东直门医院调研，科主任交流发现，他们都是和我这个年龄相仿，50岁上下。他们说现在开始真懂中医了，早先对于经典不知道怎么用，后来临床经验丰富了，才真正体会到经典对临床的启发作用，于是觉悟起来了。
邓铁涛：所以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四大经典只作为基础课，而不是作为临床课，严重脱离了四大经典对临床的启迪、指导与在临床中的实际运用。
徐安龙：有的专业还作为选修课，有的专业甚至不开设，许多院校对四大经典的重视远远不够。
邓铁涛：作为基础课，就不能去临床；后来又作为临床基础课，也不是实际的临床；最后就是选修课。中医的味道就越来越淡了。
因此我说中医学术要以四大经典为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四大经典为根。我父亲教过一个学生，就教他专攻一本《温病条辨》，他后来病人比我父亲还多。当年就教他读一本书，学透了就能用中医治病，可见四大经典是多么重要的临床书。
四大经典读通了一本，就能成为当地名医。所以我说招来的学生第一个要进行中医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很重要。有了中医信念，自然会主动努力学习；有了中医思想，自然就能学进去。
我这里介绍一本书——《名老中医之路》。《名老中医之路》里面有一些例子：
像湖南有一个名医刘炳凡（2000年已经故去），是我的老朋友。他是真正的名医，对于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小时候他跟父亲学篾匠，后来自学读完了《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史记精华》等等，所以叫“篾秀才”；他立志学医，他的老师首先传授他一个“诚”字，一个“诚”字做到了，他学医成功了。
还有岳美中教授，自学成才的典范，是曾被邀请出国、给外国元首看过病的名医。他原本只是上过八年私塾的小学教师，没有读过中医药学校，因为得了结核病，就找《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书来读，就照着那上面方子治好了自己的病。以后“白天刀匕壶囊，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晚上黄卷青灯，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成为名医。解放后，周总理把他请到北京去。
《名老中医之路》这本书有大量立志学医、自学成才的例子。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认为，中医真正学成功，其实不一定非要靠老师教，也不是靠学什么高级教材，关键靠自己悟、自己学。
自己学才能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主动汲取各家之长。我学得很杂，除了经典中医知识外，什么巴甫洛夫学说，什么苏联生理卫生学，我都是自己啃，慢慢啃，一天看一点，日积月累，结合临床，融会贯通。
二、“中医与西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文化不一样”
中医对生命认识具有前瞻性。你看现在21世纪都在讲“治未病”，“治未病”出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把医学的定位定得多么高明！两千多年前的医学定位，比20世纪全世界的定位都高。现在全世界医学家不是都在研究“治未病”了么？把医疗战线前移到健康战线，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健康而不是仅仅着眼生病之后的治疗，这将是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医提倡“治未病”，而西医是治“末”病，你看它很高明，很厉害，濒死似乎都能复活，其实从战略上来看是落后的。为什么它要换肾呢？能否在换之前就保养、治疗，让它不用换呢？
我们中医护肾养肾、治疗肾病，有多少好办法，这些优势不去好好继承，都去搞非我之所长。
所以中医学不是古化石医学，它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有五千岁，又是很年轻，充满生命力，一定要有这个想法。
徐安龙：这个我也很认同。两年前我在美国参加一个Nature（自然）杂志主办的学术会，其中主题之一就是个体化医学。这就是第三次医学革命浪潮，即充分尊重个体差异，提倡个体化治疗。
我也想过，通过在北中医的工作，我要努力为中医和西医搭个沟通的桥梁。据我了解，造成这种隔阂与误解的主要原因是西医人对中医不了解，有时还缺乏必要的尊重。
邓铁涛：中医与西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文化不一样。西方的文化是只认一个上帝，我信上帝，你也应该信。因为上帝是真理的化身，你不信就不对，所以一定强迫你信。
现在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就要用中国文化促进世界的和谐。老子学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学说是社会的和谐，国学是人类的和谐，中医是人体的和谐，这就是中国文化。
中医治疗八法里面有一个“和”法，和平的和，“和”法就是要使人体阴阳平衡。你说阴阳五行不科学么？阴阳平衡对吗？外国的治病思想就是斩尽杀绝，以人体作战场。我们治疗策略是把病毒请出去，而他们的是要把它彻底消灭。现在有的西医已经承认了，肿瘤患者带瘤生存是一个战略，好的战略。
徐安龙：临床事实表明，用中医的理念治肿瘤，是有疗效的。
“必须要抓老师的道德素质，老师本身对传统教育都不懂，怎么办”
邓铁涛：中医只要掌握一个治病理论，你能够在临床中落实并加以发扬，就能产生了不起的成果。所以中医要自我承认自己是尖端科学。第一要有信心，信心很重要。
另外，生个鸡蛋要好的话，首先要有一只好的母鸡。故而老师这个环节很重要，需要他们带着学生温课、读颂经典，临床、传授心得。
我说“四大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本”，各家学说就是张仲景以后一千多年来的医家学说。
“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医生不会临床有什么用啊？有个教师讲课，说麻黄汤能治什么、怎么治，学生问他说：老师，您用过麻黄汤么？他说没有用过。那你叫学生怎么相信啊？
另外，“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中医自古就提倡并践行这种理念。今天中小学教育完全按照西方，中国优秀文化都丢掉了，道德仁义，修身做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所在啊！因此，必须要抓老师的道德素质，老师本身对传统教育都不懂，怎么办？
徐安龙：就像您讲的，我们要有优质的师资来教学生，才能让年青的学生升起对中医的信心，学到中医的真本事。否则老师都讲不清楚，学生怎么有信心学中医呢？所以我觉得您讲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抓师资的力量，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
邓铁涛：要他们大温课，他们要不断地温习经典。要他们大实践，给师资实践的机会。同样，对于学生呢，要他巩固专业思想，也要让他去临床实践。
一方面社会教育，一方面专业教育。到农村，下去帮人家看看病，扎扎针、拔拔罐，群众也欢迎。接近群众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走群众路线。要早让他去实践，尽量少在课堂上满堂灌。所以，我第一个提出要自学，自己去悟。
我们中医各家学说就是在临床上不断拓宽的中医理论，你不临床，中医理论研究不透，没有资格“发展中医”。所以小白鼠实验尽量减少——我不反对搞，但是尽量少。小白鼠实验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非要它证明？
我们几千年来祖先的血肉之躯已经配合医生的智慧验证过了，前人不断总结经验创造了中医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现在的中医学宝库。用那些小白鼠实验，最明显的就是无法验证中医援物比类、取象运数的治疗。
因此，培养中医人才，一方面是要提倡自学，一方面是要鼓励实践，还有一个优化师资问题。
再有，现代教育都反对死记硬背，但是中医有些内容的确需要熟背，不能都反对。
比如方歌，一定要背的，那么多方，怎么去记？背了方歌，就容易记了；《药性赋》背了，临床上用药时就方便了。对古人临证总结的精华，心要背熟，牢牢记住，这是中医传统教育的优点。
徐安龙：通过调研，我发现背诵教育确实非常有必要。我们北中医正在商量如何突出经典教育，如何鼓励学生背经典。是否通过自学，背诵经典要考到一定级别，才能予以合格毕业？我们也有讨论。
邓铁涛：另外要学好哲学，中国古代的哲学、马列主义的哲学都要学好，好好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要成为优秀的大医，哲学一定要学！还有中外《医学史》都要了解。
我这儿提出有一条，叫作“要挖掘宝库和新技术革命相结合”。因为我们中医是尖端科学，所以要借助于国际新技术革命以充实自己。但是不是所有的科学技术对中医都有用？
历史表明，20世纪前半叶之前产生的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医发展没有太大帮助，只有现代国际尖端的科学技术才能对中医的发展有好处。
要有这种气魄与眼光。新技术革命不一定是它的技术和我结合，而是为我所用，新技术可以给一个展示平台。像航天技术，在古代，中医哪有机会去航天？但是现在提供了上太空的平台，我们就让航天员吃中药保健，结果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例在太空飞行过程中产生剧烈不良反应。
王绵之老前辈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医功臣，所以国家航天中心送锦旗给他。
不仅仅是新技术革命可以给中医提供平台，中医也可以主动和现代高科技结合，有所创新。所以中医药发展就是要解放束缚，放开中医的手脚，什么都允许尝试去干。
中医促进人类医学的革新前景是十分广阔的。近代以来，中医的待遇不好，用西方的观点来评价中医大夫、中医学者是不对的。拿桔子和苹果比是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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